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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老百姓說扶貧動了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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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120只山羊這些天經過長距離運輸折騰,基本上沒有進食飲水,已經非常飢渴。一下車來,看到邊溝裡的積水,以及公路兩邊的枯草,就四散開來,飲水吃草,各自為陣,因此趕起來非常費力,一不留神有幾隻就竄上山坡去了;一不留神,有幾隻又躥到下公路,到村民地裡吃青菜去了。馬書記和王主任也跟著山羊上躥下跳,非常辛苦。

折騰4個小時後,我們將山羊趕到了村委會。根據事先通知,二組的貧困戶已經早早等在了村委會,還來了一些看熱鬧的群眾。我們登記造冊,大小搭配,按一隻公羊、5只母羊的標準,將這120只羊發給了二組的貧困戶。王宗保、馬奶奶、包萬會、孫正權等20戶貧困戶先期領到了6只羊。看得出來,他們都非常高興。我看著王宗保拄著柺杖,高聲喝斥著,把羊往家裡趕。

這次的畜牧產業扶貧,名義上是借羊還羊,不說利息,但需要還本,但社會上的群眾卻不這麼認為。無論是村民,還是貧困戶,都認為,這是政府無償資助貧困戶,根本不用還。這是中央部署脫貧攻堅以來,貧困戶得到的最大的實惠。大家夥算了個賬:1只公羊,5只母羊,大小不一致,大拉小平均每只算50斤,每斤算12元,每戶6只300斤共計3600元,98戶總共是352800元!

馬書記、王主任長和其他村組幹部都不住感嘆,說脫貧動真格的了。雖然我對此沒有特別感受,但有鉅額資金投入,肯定是好事,說明工作更加務實、更加精準、更加有效。

茅草坪村分散在大荒山上,氣候溫暖,年均降雨量900毫升左右,但主要集中在夏季和秋季,冬天和春天比較乾燥。三組、四組、五組,人均耕面積不足4畝。山上的一組二組土地雖然多一點,但因海拔高氣溫低,產出少。一個5口人的正常人家,在風調雨順的年景,春天種水稻、烤煙、玉米和洋芋,秋天種小麥、蠶豆,餵養點豬雞,地裡的收入在15000元左右,賣豬賣雞的收入在5000元左右,一家人生產生活基本上能自給自足。要是頭腦靈活一點,能在農閒時外出打工,或者是做點生意,那麼日子就會好一些,顯得寬裕一點。要是家裡有小孩上高中或者是大學,或者是家裡有人經常生病,那日子就過得艱難了。要是家庭以老人為主,沒有勞動力,或者是主要勞動力長期生病、重度殘疾,這樣的相對弱勢群體家庭,就成為貧困戶了。

透過對貧困戶的走訪,我的心靈經受了一次洗禮。我看到了農村和農民的另外一種真實。在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後的今天,全國即將攜手共同邁進小康社會的同時,還有許多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的窮困的人。他們住在低矮殘破的舊房子裡,沒有像樣的傢俱。有的甚至人畜混居,吃不上米飯,沒有乾淨的飲用水,一年到頭吃不上幾次肉,沒有換洗的衣服。極少數農戶沒有電,沒有電視,生病後沒錢上醫院治療。他們沒有尊嚴,改革的成果沒有及時有效的惠及到這些弱勢群體。我確定,黨中央脫貧攻堅的決策是英明的,我們要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兩極分化。而且我深刻地感受到,比起雲山市的其他村鎮,茅草坪村明顯落後了,茅草坪村的脫貧工作不僅僅是100來戶的貧困戶的脫貧問題,而是整村推進、整體提升的問題。我更加堅定做好脫貧攻堅工作的信心和決心,覺得自己的工作責任重大、使命光榮。

加大對貧困戶資金扶持力度本來是好事,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了。看到貧困戶能發6只羊,茅草坪村躁動起來,部分村民振振有詞地說:我家也是貧困戶!要求享受跟其他貧困戶一樣的待遇。

我住在村委會,就有村民直接找我反映情況,我不清楚當初貧困戶的識別情況,不敢貿然表態,準備跟馬書記商量。

我走路到馬書記家去找他。剛到馬書記家大門口,就聽屋內一個女人大聲罵:你一天拿錢不多,管事不少,成天市裡開會、鄉里開會、村裡開會,走這家竄那家,就是不幹自己家的事;別人家的地都犁了,咱家的還荒在哪兒,一天到晚忙別人的事,自家的事丟給老婆娘做,虧你還是幹部,我都為你害臊!

原來是馬書記老婆正在罵他呢。我笑著推開大門。馬書記老婆趕忙轉進廚房去了。我和馬書記進到堂屋,我說:“今天有村民來向我反映說他家應該享受貧困戶政策,說我們識別貧困戶不準確。”

馬書記說:“別理他們,當初村裡確定貧困戶,是嚴格按照標準來的,人均年收入不到3200元的,都納入了貧困戶。”

馬書記媳婦這時進到堂屋裡來,她說:“李書記,我家也是貧困戶哩。兩個孩子上學讀書,負擔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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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書記盯著他媳婦說:“你別瞎說。”

她媳婦並不聽他招呼,又頂了一句:“本來就是嘛。”說完轉身出門去了。

馬書記的解釋並不能令我滿意。我又來到王主任家。我說:“個別村民對評定貧困戶有意見。”

王主任給我倒了杯茶,他說:“我老實告訴你,我們村的貧困戶標準放得太寬,沒有嚴格打表,和平鄉有些村,條件和我們村一樣,卻只確定了幾戶貧困戶,現在工作就輕鬆了。你看我們村,確定了近一百戶貧困戶,因此被戴上了貧困村的大帽子,工作天天圍繞脫貧攻堅轉,兩頭不討好,群眾有意見,老婆也有意見,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王主任長的意思,是貧困戶多了,從而帶來了繁重的脫貧攻堅任務,壓力大,事情多。

我一時想不明白這些情況,也分不清楚一個村貧困戶多好,還是少好。但我隱約感覺,脫貧攻堅,既是時代使命,也是時代機遇。

我問王主任:“你們三組評定貧困戶是嚴格按照程式來評的嗎?”

王主任說:“肯定是嚴格按程序來的呀,情況都擺在哪兒的嘛。誰敢一個人說了算?”

我從王主任家出來,站在半山腰上向下面的村子望去,一座座低矮的房屋,像雨後鑽出地面的的一朵朵小蘑菇,散落在山坳裡。

回到村委會後,我打電話給馬書記,準備召開一次全村脫貧攻堅專題會議,黨員和全體村組幹部參加。但馬書記不同意,他說黨員和村組幹部自家都有一畝三分地,不把自家的產業發好,如何帶領群眾致富?有幾次我打電話,馬書記也不接。因此我對馬書記印象不是特別好,一來我覺得他黨員群眾基礎不牢;二來我覺得他忙自家事的時間多,對村支部的事關心少。甚至有時我覺得王主任的話更有道理,如果當初標準再嚴格一點,全村只確定七八戶貧困戶,那麼村裡也不會確定為貧困村,我自己也不會被下派到這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