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這個桓溫，平心而論，還真不可小覷，他比董卓不知道要強了多少倍。董卓的所作所為，當時的人和後世的人都是清清楚楚。他殘暴的毫無人性，且被萬千人唾罵和指責。
《晉書》中對北伐名將桓溫有“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的評價，讓人心生敬佩。在波譎雲詭、權力傾軋的官場中，桓溫不僅能夠脫穎而出，而且能夠成為北伐名將，這與他非凡的膽識和過人的魄力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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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猛道：“古往今來的很多讀書人都對桓溫非常的不齒，他們認為桓溫是謀朝篡位的大奸臣，可是細想之下，這還真不一定。”
楊逍道：“我也說一說自己的想法，二位哥哥莫要見笑。桓溫在歷史上是個頗具爭議性的人物。有爭議，倒不是因為他的駙馬身份，也不是他卓著的武功建樹，而是他被後世指摘有篡逆之心。在我看來，其實這種說法很值得商榷，證據也不是很充分。因為這些言論都是來自皇宮內部，是東晉當朝的那些人的思想，老百姓才不管你這事呢。即便到了老百姓說三道四的地步，那也是從朝廷裡傳遞出來的資訊。換句話說，這是政治鬥爭的產物，自然有著不靠譜的一面。事實上，桓溫在世時，並沒有這方面的傳言記載。只是當時的桓溫威振內外，簡文帝‘常懼廢黜’(這都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鑑》明文記載的)，簡文帝一直害怕自己的皇位被桓溫給廢了。咱們要弄清楚：篡位是自己當皇上，桓溫有野心，有專權之意，這個我不否認，但和篡逆還離得很遠。因為簡文帝本來就是桓溫廢掉司馬奕後立的傀儡皇帝，即便是廢了他，桓溫也不一定會自己當這個皇帝。”
獨孤通道：“楊逍說的還是有道理的。直接在公開場合說桓溫想謀反的，是他的老對手，權臣司馬道子，不過他也是在桓溫死後才說的。一次宴席上，司馬道子酒酣耳熱之際，當著眾人的面，對桓溫的兒子桓玄說：‘桓溫晚途欲作賊，云何？’意思是：‘你爹死前想作亂犯上，是這麼回事嗎？’這不過是一句醉話，並沒有什麼實際根據。況且這個命題本身就是一種假設。當時的長史謝重就反駁司馬道子，說：‘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對那些猜疑的言論，您應該有所辨別。’司馬道子連說：‘儂知儂知’，(此話皆記載於《晉書》)知道你還亂說！不知是何居心。’而司馬道子說人家桓溫要作亂，他的下場也沒好到哪兒去。孝武帝司馬曜在位時(桓溫在司馬曜繼位的第二年就死了)，司馬道子與他‘酣歌為務’，並‘竊弄其權’。把人家皇帝司馬曜給架空了，自己專擅朝政，幹的也是桓溫曾經幹過的事，他怎麼不說自己有謀篡之意呢?況且他‘官以賄遷，政刑謬亂’。搞得朝廷烏煙瘴氣的，政績比人家桓溫差遠了。如果說桓溫有篡位之心，還有一個客觀上的事實，就是後來桓溫的兒子桓玄真的謀反了。然而，兒子反叛，不能算在當爹的頭上。況且，那時桓溫已經死了三十年了。桓溫當年在路過王敦的墳前時，說‘可人，可人’!也被當做有篡逆之心的證據。其邏輯理論也很可笑：因為王敦曾經作亂，桓溫誇王敦，那麼桓溫自己一定是想效法王敦。這不過是妄加揣測而已。事實上，桓溫心裡並瞧不起王敦。桓溫有自己的偶像，就是當年的名將劉琨，和祖逖一起‘聞雞起舞’的那位，後來做到幷州刺史，在北方對抗匈奴大單于劉淵。但有人偏偏將桓溫比作王敦。按說王敦在身份上可比劉琨顯貴多了，他是琅琊王氏中的佼佼者，東晉開國大司馬王導的從兄，東晉皇帝封他為漢安侯，掌管長江中上游的全部兵馬，當時權傾朝野，無人能出其右。然而桓溫對這種類比卻‘意甚不平’，他的心裡那是非常不高興。因為他所欣賞的是劉琨那樣的真英雄。有個例子很能說明這一點。桓溫北伐時，遇到一個曾跟隨過劉琨的歌伎，她對桓溫說：‘公甚似劉司空’。你長得非常像我們那劉琨老爺。桓溫聽後感覺很是受用、舒坦。於是進屋好好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裝束，在鏡子前看了又看。回頭再讓那歌伎看，準備等著那歌伎好一頓的誇他。不想那歌伎卻並沒有像桓溫預想的那麼說：‘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須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合著哪哪都長的都不像。桓溫這一下子很受刺激，帽子一甩，衣服一扔，‘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唯一最有力的證據，是桓溫自己說過的一句後世傳為經典的話，那就是‘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成為桓溫想篡位的佐證。然而，單憑這句話，就說桓溫蓄意謀反，也太過武斷了。不知道桓溫說的這句話惹著誰了，這不過是桓溫對自己人生的一種規劃而已。雖說話說得有些偏激，表現的大起大落，那也只不過是太想出人頭地的一種鋒芒畢露。與曹操那句以訛傳訛的‘寧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相比差遠了。況且他說這話也沒有對不起誰，只是在和自己較勁而已。就像現在一些立志博取功名的讀書人，臨走前對父母說，混不出個人樣，俺就不會來了。成色上差不了很多。況且桓溫此話的重點，應該是在‘流芳百世’上，而不是人們所注意的‘遺臭萬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流芳百世’，桓溫絕不會選擇‘遺臭萬年’。也就是說，後者是為了強調前者的，並不是桓溫要實現的終極目標。即便‘遺臭萬年’是側重點，是不是就說明桓溫想篡位呢?也很難說。真想篡位的人，誰會把那些對自己不利，容易落人口實的話掛在嘴邊呢？劉裕倒是沒說過這樣的話，結果最後代晉建宋。兩相對比，此話只能說明桓溫有很重的功利之心，說明不了別的。功利心誰沒有呢？最起碼當時東晉朝中的大臣們誰都有，否則為什麼他們不像陶淵明那樣，去‘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呢？最重要的，是桓溫畢竟沒有形成篡位的事實。退一萬步講，他最多也只能叫有篡位嫌疑的人。桓溫那句話不但不能成為其篡逆的證據，反而讓我們看到其可敬的一面：那種豪氣幹雲的血性。其實，桓溫也的確是一個性情中人，他‘豪爽有風概’，感性多於理性。桓溫自小便血氣方剛，是個有仇必報的人。蘇俊作亂時，桓溫的父親桓彝被叛軍殺害，桓溫‘枕戈泣血，志在復仇’，最後終於手刃仇人之子。那時他剛剛十八歲。桓溫的血性，還充分體現在他的感性上。桓溫是個很重感情的人，而且非常重孝道。桓溫的母親病死，他‘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在那個時候，請求辭職給母親送葬，是典型的孝子行為。桓溫主動申請辭職，也充分說明他的權力慾望並不是很強。桓溫第一次北伐，走到自己做琅琊太守時的故地，看到以前親手種的柳樹‘皆已十圍’，不禁感慨頓生，說‘木猶如此，人何以’!於是折下樹枝把玩，‘泫然流涕’。其性情可見一斑。桓溫不但孝，而且忠。打敗姚襄，進入金墉城後，桓溫‘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其對晉室的衷心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