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京自己現在已經人到中年，早已沒有年輕時的那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衝勁。二十歲的人是衝動的動態美，三十歲的人是拼搏的動態美，四十歲就變成了沉澱的靜態美了。
人到中年萬重山，依稀往事寄從前。文字一若容顏改，兩鬢風霜不少年。從動態到靜態，少了衝勁，少了拼勁，心態的平和的已經張京看到了年老在向他招手。
曾經的張京堅持認為信心毅力勇氣三者具備，天下沒有做不成的事。可是現實世界帶給他的失落感卻讓他一天天沉淪下去。凡事要守好自己的原則，不要牽強；常去牽強，往往度不到對方，反而會被拖下水。
張京也經常勸解自己，有時候總是會覺得身心俱疲，此時，宜消閒不宜急進；宜藏峰不宜露勢；宜口吶不宜激辯；宜淡出不宜雄起；宜減法不宜加法；比聰明更有益的是智慧的頭腦與平和的心境。
所以張京在外人面前表現得頗為淡定與冷靜，有些事情本身無法控制，只好控制自己。所以張京自己覺得身心靈肉都已被歲月漂洗過，為人處事逐漸有了萬事隨緣的感悟。
遇事不易大喜大悲；不再如青年時那麼浮躁，也不像少年時那般張狂，更不似童年時那樣天真；言談文雅有序；舉止從容淡定；快樂自然本色；淡然面對人間百態。
所以現在的他處理事情，感情蘊藏在理智中；與人相處，則把感情表現在理智上。遇到獨孤信和陽頂天兄弟兩個，雖然互相欣賞，可他懂得什麼事適可而止，明白什麼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過去酒逢知己千杯少，現在酒逢千杯知己少。
走過的路長了，遇見的人多了，經歷的事雜了。不經意間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頭腦的睿智與清醒。人生最奢侈的擁有是一顆不老的童心，一個生生不息的信念。
現在的張京，經歷了很多，看過了很多，也曾經失去過很多，唯有等待，等待獨孤信和陽頂天兄弟兩個能夠有一天舉起反元大旗。
對於中原人民來說，蒙古人是十分恐怖的，整個世界都在他們的鐵蹄下顫抖，在馬背上長大的他們本來就非常擅長戰爭。
無論是曾經的女真人的金國，還是党項人的西夏過，甚至西域的花拉子模國，都進入了鐵木真的私人範圍了，而且一一被蒙古人給掃平了。
在這蒙古人無可阻擋的勢頭之上，當時的世界真的是無人與之為敵，宋朝滿打滿算也堅持了幾十年，實在是沒有辦法跟這麼強的勢力較量。
張京曾經也想讓崆峒派舉起義旗，可是掌派人和下面的八個掌門人，一致決定避其鋒芒，不與蒙古人直接對抗，先保護好自己的實力，等待機會，伺機而動。
宋朝滅亡之後，宋朝的遺民表現出來的，往往都是比較消極的。拿知識分子來說，不論是鄭思肖還是謝枋得等人，他們流露出來的，大多是一種悲哀之情。他們在自己所編的書中以舊劍、殘棋比喻自己追思宋朝。
知識分子消極對待，天下草莽之人更無人膽敢當眾提出來“反元復宋”的口號，這需要一個機會，更需要一個天縱奇才。
宋朝時期由於印刷術和科舉制度的影響，中原的宋文化的得到了空前高度的發展，普遍的官員具有“琴、棋、書、畫、醫”的優雅氣質，道君皇帝宋徽宗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書法被稱為“瘦金體”，透漏的是清新秀麗的風雅氣息，可見當時的整個社會文化之高雅。
在這樣的社會化大文化的薰陶下，從高階官僚到普通基層百姓普遍的重文輕武，“惟吾宋二百餘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以至於宋真宗時，狀元出身的陳堯諮拒絕出任官級更高的武職。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宋人不善也不屑於武力”。
這個和邊疆遊牧民族的“可引刀頭血，睡臥馬鞍心”的冷兵器時代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觀念，在對武力使用和認知上絕對是兩個層次。
也就是說，漢人們在思想上早就解除了武裝，所以當那個時代的第一批武將和軍士殉國後，這種社會氛圍自然不會形成持續的戰鬥力，維持戰爭。
再加上讀書人熟讀四書五經，受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的長期薰陶，不管是政府高階官僚，還是普通老百姓，自然不會再貿然起兵了，因為由於自身根本不具備基本的武力解決的思想和手段，就是起兵也毫無用處，甚至起兵造反只能加速自己的死亡，只能打破現在的寧靜。
相比於看到漢人們身負“反元復宋”重任，整天想著與他們作對，蒙古人更希望看到中原武林風起雲湧，讓他們自己去爭鬥，去打打殺殺，一盤散沙的中原對他們最有利。
大漢、大唐兩朝不僅疆域廣闊，而且歷代皇帝都很重視開疆拓土，而且武力非常強大。
可是趙宋王朝建立之後，由於其國土更小，人口自然也更少，被北方少數民族同化的漢人更多了，此消彼長之下，心懷趙宋的漢人自然更少了，加上趙宋朝廷不思進取，偏安一隅苟且偷生，對軍心民心的打擊更大。進一步讓人民失去保家衛國的勇氣。
在宋朝剛剛被蒙古人攻滅之後，中原大地上的反元義軍，可謂是星光燦爛，先後湧起並寫下不少悲壯的故事。他們有的打著復宋口號以贏得民心，如：宋末的崖山之戰和元朝初年的新會抗元起義。有的則打著大宋旗幟，卻從未真正做過此類義舉，反而搞得民不聊生，一片狼藉。這些義軍無論規模、氣勢、威望、兵力、實力、作戰經驗等皆不足以與忽必烈的蒙古大軍相抗衡，最終只落得一個身死國滅的下場，好不悲慘。
抗元復宋的起義，此起彼伏，延綿不斷，而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要算林桂芳的義師。林桂芳的父親林獲，字元輔，號光山，曾任宋朝的瓊州太守，致仕居鄉。
帝昺駐蹕崖山時，林獲與護駕的趙宋宗室趙必次相好，結為至交。趙必次原名遜崖，宋太祖趙匡胤的十一世孫。登進士，被封為上柱國。
元師攻陷臨安，隨楊妃護二王南逃，由閩到粵最後至崖山，均與陸秀夫、張世傑等參預朝政。及崖山兵敗，託嗣(長子趙良鈐、次子趙良驄)於林獲，乃赴海殉國。
林獲擔負撫養趙嗣之責，將他們匿藏在睦州東鄉。改趙良鈐名為林大奴、趙良驄名為林二奴。詩禮庭訓，練弓習藝，常年不懈。林獲有二子，次子林桂芳好義習武，與趙氏兄弟友愛相投。後來，才有起義復宋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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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年三月，林桂芳與趙良鈐、趙良驄聚眾萬餘，在皂幕山之西的羅旁豎旗舉義，抗元復宋。並號稱羅平國，改元“延康“。後被元軍萬戶王守信鎮壓，林桂芳、趙良鈐壯烈犧牲。自此以後，反元復宋的義軍越來越少，直至徹底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