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沒想過，一個密封30年的日記本，會讓我“偷窺”了一群人的命運。
東川是西南地區的一個二線城市，我在東川報社社會部做記者。
那是6月份，東川即將進入全城“火爐”的月份。領導約我在東川下半城拆遷區喝酒，燙火鍋。其時，我正在市中心一咖啡館混媒體圈的一個“茶話會”。說是茶話會，就是幾個媒體朋友一起，找了一個特文藝的地方，喝咖啡，八卦圈子裡的事，誰又自己出去搞了副業，誰又辭職了。
留下“茶話會”上這一幫媒體朋友的聯繫方式後，我趕去燙火鍋。幾碗酒下肚後，領導說要不要換一下崗位，來報社坐班？坐班就坐班，蠻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在電腦前開始了值班。熱線庫裡，翻了一遍，沒見到讓人有興趣的爆料。我給同事打了一圈電話讓報稿子，但似乎都沒稿子。有個記者還在網上回覆：“這年頭，哪裡有啥大新聞呢？不都是雞毛蒜皮的事麼？大的報紙不敢報，小的報紙看不上。”
無語！我得找個地方抽菸，吐口氣。
我剛坐下來，點上煙。不遠處我電腦就“嘟”的一聲響。應該是熱線庫裡有新的爆料了。趕緊開啟看，值班接線員錄進去的只有這麼一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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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患癌症，將不久於人世。手裡有本日記本，等了三十年，主人一直沒來取。希望報社幫忙尋找日記本主人，滿足我這個將死之人的夙願。
我再次仔細看了一遍，除掉撥打進來的是座機電話號碼之外，值班接線員錄入的只有這麼一行字。
“癌症？將不久於人世？日記本裡有啥？為啥等了三十年？為啥一直沒人來領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我看著電腦屏幕上熱線庫裡的這個座機號碼，腦子裡一時間湧現出這麼多疑問。
依據我做過多年記者的職業習慣，我覺得應該安排人去核實這一個來電熱線。哪怕沒有任何價值，作為職業記者，來電第一時間回覆讀者或者爆料人，這也是一種專業的職業素養和維繫媒體與讀者的必需手段。
很遺憾的是，安排給一圈記者之後，大家都說自己手頭有事。看來得我親自出馬了。
我撥打這個座機電話號碼。“嘟”了好半天，那邊才接通。一個老年人氣息很弱，問：“你是東川報社的記者同志？”
我說我是東川報社劉記者，隨後表明意圖。老年人嘆了一口氣，應該是調整了一下坐姿換氣吧。
“您好，請問您是給我們報社打電話的那位爆料人麼？如果是，能否給我們講講這本日記本大概是怎麼回事？”作為記者，我得先透過電話初步核實這個爆料，是否具有採訪的新聞價值。如果有，再可以進一步約見；如果沒有採訪的必要，也就這麼電話初步核實就算了。
“記者同志，電話是我打的。我看你們報紙很多年了，是你們報紙忠實的讀者。報紙上寫的有事找記者，你們也報道過很多這種新聞，這次我希望你們能幫我。幫我將日記本還給三十年前的那個主人。”老年人語氣急切。
我有些猶豫。
畢竟平常很多爆料者，都是這麼說，渴切地希望能見到記者，或者“忽悠”記者能相信自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得繪聲繪色，但是記者一不小心、稍微不客觀不注意，就上當，聽信一面之詞，給自己惹了麻煩。
“我沒必要騙你，劉記者。我得了癌症，活不了幾天就要死了。死之前，也就這麼一個願望，希望能將日記本還給它的主人。人嘛，要講究誠信，你說是不是？和報紙一樣，白紙黑字，都講誠信。”老年人見我猶豫，連忙說。
他這麼一說，我忽然有所觸動。尤其是說到“誠信”這個詞。“這樣，你在哪裡？我過來見您。”
老年人有些歡喜，說：“跳傘塔，知道那裡麼？下午三點，我們準時在那裡見。”
跳傘塔是東川很著名的地標性建築。跳傘塔1942年建成，曾是抗戰飛行員培訓基地，健兒們由此飛上藍天同日機血戰。
解放後，它成為國防體育的訓練場所，1954年建立東川跳傘學校。1997年，跳傘塔的三個鐵臂被切割。跳傘塔是中國也是亞洲第一座跳傘塔，是亞洲僅存的二戰時期的跳傘塔。塔建成後，國，民，黨元老陳立夫撰寫了碑文。
跳傘塔有著70多年歷史，承載了很多老東川人的記憶。
老年人約在這裡見面，我還是很意外。一般約見面的地方，要麼是老年人家裡，要麼是家附近的公共場所，或者爆料人直接到我們報社。
我帶著採訪本，揹著揹包，提前十五分鍾到達了東川跳傘塔下。
下午三點剛到，一個穿著一塵不染的襯衣的老年人出現在跳傘塔的正下方。
老年人有些消瘦，到了後，靠著跳傘塔東張西望。手裡還拿著一個報紙包裹的東西。我感覺這個老年人就是電話裡約見的老年人。走近後，他主動喊我：“你是東川報社劉記者？我就是給你打電話的那個老頭。”
老年人和我很正式地握完手後，將報紙包裹一層層開啟。裡面只剩下一張紙和一個日記本。日記本用透明塑料紙包裹著，封面有些舊，也有些破損，封面正中印的是一個主席像。紙張空餘部分，有一些血跡。但可能是時間久遠的緣故，血跡有些偏暗黑了。
“這張紙就是我的診斷結果，癌症晚期。這個日記本，就是我電話裡說的那個日記本。希望你幫忙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將日記本和診斷書遞給我。
我看了診斷書，確實是癌症晚期。診斷書是東川一家部隊醫院出具的。
“確實很抱歉，幹我們這行的，職業性質決定，所以我還是看了你的診斷書。”我說。
他笑了笑，嘴角乾癟。接著，給我講了他怎麼得到這個日記本的，又怎麼儲存的。
他說：“1986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在東川下半城開火鍋店。那時，我的火鍋店生意還不錯，晚上一般十點左右還有人燙火鍋。那天在下雨，雨淅淅瀝瀝的，有幾桌客人吃完後，沒急著離開，就在店裡躲雨。直到晚上十一點半左右，我關門打烊。這時，火鍋店門外忽然衝進來一個小夥子。小夥子滿面是血，自稱李軍，將帶血的日記本一把塞給我，說過幾天來取，讓我務必儲存好。我還沒來得及問問怎麼回事，可小夥子又衝進了雨夜。”
“小夥後來沒來取走麼？”我問。
“沒有！小夥子朝著蓉都的方向去了，後面還跟著幾輛摩托車。”老年人說。
“一直沒有來？”我邊在採訪本上記錄，邊移動他身邊的錄音筆，保證記錄準確。
老年人喝了一口水，說：“這一等，就等了6年啊。直到1992年，北京一位老者南巡。東川開火鍋店，生意也不大好了。大家都浮躁了，一窩蜂往廣州去淘金，說那裡是一個遍地都有黃金的城市。我經不住一個鄰居的勸，和他一起去廣州出差看看。但正好我走的那段時間，有天店裡忽然來了一個人，說是來取日記本。店裡的服務員不知道之前這回事，讓那個來的人等我出差回去後再來。遺憾地是，我沒碰到取日記本的人，日記本自然也沒有取走。”
“您出差回來後，這個人來找過您沒？”我問。
“沒有。這之後，我一直在等。又等了好幾年，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這個李軍仍然沒有來領走日記本。我也想過登報尋找李軍，但又擔心當年追殺李軍那幫人看到，壞了李軍的事，只好一等再等。”老年人說。
“就沒有想過其他辦法來找這個李軍麼？”我說。
“那時候，資訊不發達，也沒有網路。不像現在媒體這麼發達。只有等，等那個人。到店裡來燙火鍋的人，我都比對著當年李軍的模樣，希望是李軍。”老年人說，“這一等，就等了30年。”
“30年？你一直留著這個日記本，那你看過這個日記本裡的內容沒有呢？”我有點不大相信。
“對的，就是30年。畢竟是別人的隱私，我沒有開啟看。後來，東川的下半城要拆遷了，政府拆遷辦來通知很多次了，給了很多好的優惠條件，我兒子也勸我早點搬走，好領取更高的拆遷補償。但我怕搬走之後，李軍回來取日記本找不到我，就一再拖延，只不過後來還是拗不過拆遷隊。”老年人說，一陣機器轟鳴聲中，等待30年的火鍋店拆掉了。他帶著日記本，坐上了兒子的奔馳車絕塵而去。
我內心有些觸動，順著他的思路，甚至一度在想，現在眼前這個將死之人，說的到底是真是假呢？如果是真，那麼這個日記本的主人李軍現在在哪裡呢？是不是也在找這個老年人呢？如果這個故事是假的，他又為什麼拖著抱病的身體，在這麼熱的天氣裡，見我呢？
老年人又喝了一口水，用帕子擦了一下額頭上的汗水。
東川天氣就是這麼任性，一到夏天，地表溫度能達到70攝氏度。老年人就這麼站在跳傘塔下面，靠著圍欄，跟我講這麼多，我在不停質疑中記錄他的講述。
老年人繼續說：“我和拆遷隊對抗了一陣子後，身心有些疲憊，加上開火鍋店，每天早晨四五點，就得去菜市場批發新鮮的菜，長時間的勞累，回家之後我身體不爭氣，終於病了。開始還以為沒啥事，吃點保健營養藥品歇一段時間就好了，可持續了幾個月不見好，反倒更嚴重了。我兒子開車帶我去醫院檢查，已是癌症晚期。”
老年人說到“癌症晚期”時，情緒有點波動，拿手帕擦了一下眼角。
我大概瞭解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了，沒有繼續追問。站在一旁，看著這個老年人。
他稍加平復又說：“其實我不是怕死，只是怕失信於人。想到李軍還沒有取走日記本，擔心時日不多，我死了之後，家裡人也不會當回事，所以想在我死之前，請求你們媒體，幫我了卻這個願望。”
我忽然覺得手裡這個日記本很沉重。它承載著一個將死之人的願望。任何事，一旦和生死扯上關係，都上升到很沉重的層面了。
一瞬間，我還有點後悔我來見面前這個老年人。
“劉記者，這個日記本就留給你，我覺得你是個守信用的記者，也一定能幫它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望著我說。
我想了想，還是拒絕了這個日記本。畢竟放在老年人那裡更合適，萬一最近這幾天，當年的那個李軍找到老年人了呢。
再三勸說，見我仍不收，他又給我留下了一個他兒子的電話號碼，說有時候他可能不在家裡，有急事的話，可以打他兒子的電話。
我存下了他兒子的電話號碼，又問了一下其他的，就拿著日記本將他送到路邊，給他攔了一輛計程車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