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吳川想要對斯維爾德洛夫說點什麼的時候，他現在的秘書兼安全助理張雲榮突然開啟了辦公室走了進來，向他報告道：“日本駐哈爾濱的川上領事過來了，他要求今次一定要和你見面，否則他將會判斷革命委員會對於日本帝國持有敵意。”
吳川還在沉默之中時，斯維爾德洛夫已經出聲向他勸說道：“我看這次是非和這位日本領事見面不可了，之前我們還有藉口推託不見，不過長春事件爆發之後再不見他，這就確實表示我們是別有用心了。
而且，就算我們和俄、德、美三國駐哈爾濱領事達成了一定的默契，可英、法兩國駐哈爾濱領事對於革命委員會的態度也越來越不耐煩了，他們和日本領事一樣，也是想要從革命委員會這裡獲得對於不平等條約的認可承諾。
在我們攻下了長春的今日，具備了席捲東北三省的力量之後，他們顯然已經急躁了起來，試圖在革命力量徹底打破當前局面之前，先獲得我們一個承諾，以作為他們在今後選擇中國新政權的一個參考。就像我剛剛說的那樣，我們需要穩住這些帝國主義的外交官，為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贏得一些時間。”
雖然知道斯維爾德洛夫的判斷是正確的，但吳川還是沉默了許久方才出聲說道：“就算你說的對，但我現在還是有些心神不寧，現在恐怕不是接待日本領事的好時機，我怕自己會在交談中給一些出不應該給的承諾。”
斯維爾德洛夫想了想回道：“那就在會面時不要談論任何實際問題，但你要有所態度。我們不能讓日本人現在就盯上革命委員會，起碼在開戰之前不能讓日本人覺得我們真想要向其動武。”
吳川一邊吩咐張雲榮把日本領事請去一樓的會客廳，一邊向著斯維爾德洛夫說道：“看來我們確實有必要成立一個專門的外交委員會來負責外交方面的工作了，不過你不打算去一樓的隔壁房間聽聽這個日本領事會說些什麼嗎？”
斯維爾德洛夫搖著頭攤手說道：“這種場合並不適合我出現，而且我想這次會面不會有什麼結果，因此也就無所謂旁聽不旁聽了。”
走到房門前的吳川向著他默默的點了點頭，便拉著門把手走出了房間。被張雲榮引入會客廳，在沙發上坐下的川上俊彥，其實心裡並沒有表面看上去這麼鎮靜。
這位50歲的日本外交官，正好出生於動盪的倒幕時代，青少年時還遇到了日本國內最後一場內戰-西南戰爭，之後三十年所經歷的卻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國勢一日千里的所謂坂上之雲的時代。
川上俊彥這一代人雖然沒有維新志士們那種不惜一切都要獲得成功的慾望，卻因為經歷了日本從淪為列強殖民地的邊緣一步步掙脫出來的艱辛歷程，因此在行事上相對要務實和慎重。畢竟在他們眼中日本已經不再是一無所有，可以光著腳隨意下場的年代了。
在川上俊彥看來，長春事件完全是一場不可理喻的突發事件。陸軍只需及時向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發出警告，幫助他們進入到滿鐵附屬地就可以了，而不是動用武力去阻止革命軍去進攻長春城。這種無腦的舉動，使得日本在外交方面陷入了被動。
日本之所以能夠確保自己在南滿的利益，並不在於陸軍在中東鐵路沿線的駐軍，而是在於《樸次茅斯和約》和《日俄秘密協議》。這兩份協議，一份授予了日本在南滿特殊利益的合法性，而另一份則杜絕了日俄以外其他列強對於中國滿洲勢力入侵的可能。
眼下因為明石元二郎事件，導致了日俄關係的破裂。在沒有修復好日俄關係的狀況下陸軍的擅自行動，很有可能促使俄國進一步利用革命軍在南滿挑戰日本的利益。川上俊彥並不認為革命軍能夠在陸軍那裡討的什麼便宜，但他很擔心這是俄國意圖挑起日俄戰爭的前兆。畢竟俄國國內叫囂著向日本報仇的聲音，可從來沒有平息過。
川上俊彥覺得，日俄兩國現在瓜分滿洲的現狀其實是最為符合兩國利益的，任何試圖單方面改變這一狀態的行為，最終都會讓日俄兩國受損，而讓第三方得利。
川上俊彥的想法和新上任的西園寺內閣的外交政策其實是一致的，因大逆事件和議會不信任案而接替桂太郎組閣的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此時更為關注的是國內的嚴峻財務狀況，而不是對外擴張。西園寺組閣後就忙著和閣臣商議如何採取緊縮財政，合理整頓行政和財政，以防止日本債務的繼續擴大。
此時的日本負債高達24億日元，每年光是利息就要支付1.1億日元。1907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同樣打擊到了日本的出口貿易，直到去年才稍稍有好轉的跡象。
桂太郎內閣下臺的明面原因是大逆事件和議會不信任案，但實際原因其實還是對於財政問題束手無措，才不得不主動下臺的。
日俄戰爭教育了川上俊彥這樣的日本外交官，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如同滿清政府那麼的無能，只要打倒了對手就能獲得高額賠償的。如同日俄戰爭這樣的勝利，日本根本承受不了第二次。
當然對於甲午前出生的日本人來說，他們從一出生就沒有品嚐過日本被列強羞辱的年代，反而連續趕上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兩場大振皇威的勝利，自然就傾向於日本的武力可以解決一切的想法。這些年輕的日本人並不像川上俊彥這代人這樣務實，認為拿到手的東西要先吃到肚子裡才算是自己的。
他們只看到這個世界已經被歐美列強所分割，日本空有強大的軍隊卻難以獲得屬於自己的海外殖民地。美國人叫囂著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歐洲列強算是基本表示認可。但是日本不僅不能喊出亞洲是日本人的亞洲，甚至於好不容易在甲午戰爭中取得遼東半島，也被迫在三國干涉中還給了滿清。
日本的年輕人開始變得焦慮，認為白種人明顯是在歧視身為黃種人的日本。所以才會給與日本和美國以區別對待，明明大家走的都是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之路，可日本卻被針對了。
正是這種普通存在的受迫害心理，正使得日本的政治走上了分裂。在西園寺內閣還沒有給出對於中國革命持何種態度的指示之前，朝鮮總督和關東都督已經在秘密商議要擴大陸軍在南滿的行動權力了，而這邊長春車站的日本護路軍已經更進一步的向革命軍開槍射擊了。
而川上俊彥此時才同霍爾瓦特緩和了關係，尚沒有和革命軍展開真正的聯絡。長春事件的爆發讓他意識到，在無法確定國內對於中國滿洲革命委員會的態度之前，他需要先搞清楚這一革命委員會對於日本的態度為何了。
就在川上俊彥思考著，這位久聞其名卻一直拒絕同自己見面的吳川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時，剛剛領他來這間會客室的年輕人跟著一名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年青人走進了房間。
“真是令人吃驚的年輕。”這是川上俊彥第一眼看到吳川時從腦子冒出的第一個念頭，他很快就恢復了正常，起身向吳川問候了一句。
吳川對他頷首致意後，便伸手向他做了個邀請的手勢說道：“川上領事不必多禮，我們還是坐下舒服一些說話吧。很抱歉之前時機都不湊巧，倒是辜負了川上領事的善意了。”
川上俊彥先是點頭謝過了吳川的邀請，方才坐回了沙發說道：“這只能說明我們見面的時機未到，所以才會錯過之前見面的機會。不過現在看來這也不算是壞事，這些天裡倒是讓我更加的瞭解了革命委員會的施政方針。”
吳川看了川上俊彥一眼，方才微笑著說道：“看起來川上領事今天過來是向我提意見來的，那麼我倒是要洗耳恭聽了。”
川上俊彥立刻收斂了臉上的笑容，向著吳川說道：“作為日本帝國駐哈爾濱的領事，我有義務保障日本帝國臣民在本地的商業自由和人身、財產安全。此外我還要提醒閣下注意，我國在中國地方是有著領事裁判權的，革命委員會不應當隨意逮捕日本人，否則我國政府將會視革命委員會為擾亂滿洲秩序的非友善團體…”
川上俊彥滔滔不絕的對著吳川講了半個多小時的抗議，不過讓吳川有些奇怪的是，這位日本領事把雞毛蒜皮的事講的細緻無比，反倒是對著早上發生的長春衝突事件只是一句話就帶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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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川心中想著，這到底是意味著日本內部對於長春衝突事件的處理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呢？還是這位日本領事自作主張，不欲擴大事態，想要謀求安靜的解決。如果是前者倒是很正常，畢竟日本政治的混亂，後世的介紹書籍也不止一本了。如果是後者的話，倒是讓他有些擔心了，這說明現在日本還是有著一些聰明人的。
假設讓日本拖到一戰開戰，那麼倒黴的就該是中國了。為了確保日本站在協約國這邊，和解除俄國的後顧之憂，恐怕英國會迫使日俄兩國保持和平，從而把目標對準不安分的中國了。嗯，這個不安分的物件自然就是指他和共和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