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調整部隊準備給四平前線的國民革命軍一個深刻教訓的時候，吳川正在共和黨內和革命委員會內部積極的協調軍政關係。
在北滿革命爆發一個月之後，黑龍江、吉林兩省的舊官僚和地方士紳終於完全納入了革命委員會的行政體系。這種被納入，一半是情願的，另一半卻可算是被強迫的。
情願的那一部分人，是鑑於革命黨勢大，不僅大清官軍在革命黨身上碰了壁，就連日本人現在也難以越過革命黨在四平設定的防線，他們覺得北滿這個革命黨看起來還是比較有實力的，因此就乾脆向著革命黨人投誠了。
至於另外一部分人，他們有的還是心向朝廷，畢竟這些人的前途和產業都是從滿清那裡得來的，投向革命黨並不能給他們帶來什麼好處，反而要失去了自己的前途和交出滿清給與他們的特權，因此自然不會臣服於革命委員會，一心想著朝廷能夠打回來。
還有一些人則過去一直橫行於鄉里，或是乾脆豎起了山寨控制著周邊的鄉村。他們中有些人認為不管是朝廷還是革命黨，只要不侵犯自己這一畝三分地，他們就給個面子；也有人是野心勃勃，認為亂世來臨，自己掌握的這點力量，說不得也能攪動風雲，雄據一方。
不過在革命委員會出動了部隊，對地方上的土匪和土霸王進行毫不留情的剿滅之後，這些人的亂世夢就醒過來了，轉而接受了革命委員會的命令。
此前革命委員會實力不濟，除了鐵路沿線的幾座城鎮外，稍稍遠離鐵路的鄉村和城鎮都只能採用委任治理的方式，因此許多地區的行政權力還是落在了舊官吏和地方士紳手中，革命委員會只打擊那些公然豎立旗幟反抗自己的地方勢力。
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發展，城市工人、學生不斷的加入革命，使得革命委員會完全鞏固了鐵路和松花江沿線城鎮的革命政權之後。向黑龍江、吉林兩省下轄各縣擴充套件革命力量，並清理混入革命委員會內部的投機分子的工作就提上了日程。
雖然革命委員會內部還有些人猶豫不決，認為這些人在前期就投靠了革命委員會，為穩定地方局勢還是作出了一定貢獻的，眼下這些人並沒有豎立起反對革命委員會的旗幟，革命委員會就要向他們下手未免有過河拆橋的味道。
但是這種爭執隨著對日戰爭的開啟立刻就低落了下去，長春士紳試圖向日本人示好，以便在戰後接收革命委員會權力的舉動，給了吳川一個極好的藉口，可以名正言順的對革命委員會內部進行一番清理了。
只是，雖然有了清理革命委員會的藉口，吳川卻也無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整理整個革命委員會的組織，充其量也只能把那些自行其是的地方勢力集團清除出去而已。
這種內部的清理雖然擴大了共和黨和同盟會左派聯盟在革命委員會中的權力，卻也讓被打擊的同盟會中的右派和舊清官吏聯合了起來。一直不願出任革命委員會職務的前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在宋小濂等人的勸說下終於出面求見了吳川。
兩人關起門來談了大半天，吳川以制定了五條革命委員會內部整理原則作為交換，換取了周樹模保證支援革命委員會清理不合格人員的行動，而周樹模也接受了吳川的任命，同意擔任革命委員會副主席一職，接手整頓機構和整理人員的工作。
周樹模的出面雖然削弱了吳川對於革命委員會內部人員整頓的力度，但是這位前黑龍江巡撫的加入革命，卻也徹底打消了黑龍江、吉林兩地地方勢力反抗革命委員會的念頭。而作為前清的封疆大臣，對於政府的行政架構和組織流程也比吳川和俄國布爾什維克要熟悉的多。
雖然吳川和俄國人用委員會這個機構取代了前清的內閣、六部和地方督撫衙門，甚至隱隱有取代縣衙的意思。這些新型的權力組織方式對於俄國人來說並不陌生，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卻是一個新奇玩意。雖然這一模式取消了許多中間環節，使得行政效率提高了許多，也令平民能夠直接和委員們打交道，讓過去的衙前小吏和師爺幕僚失去了權力尋租的機會。
但是委員會的模式也造成了權責不夠清晰，委員會權力有近乎無限化的趨勢。甚至於，委員會之間因為沒有明確的層級區分，各委員會之間各自頒發互相牴觸的政令也並不少見。如果不是革命正處於上升階段，中央革命委員會的各委員都還算負責，地方上的衝突早就頻繁爆發了。
吳川之前一直關注著軍事和共和黨的組織，因此對於革命委員會行政架構的問題關心不夠，也實在是沒有這個精力再去關注，因此等到他注意到這一現象時，問題已經不算小了。打擊清理革命委員會內部的投機分子，未嘗不是準備著手解決這一問題的開端。
周樹模的出面，讓吳川衡量輕重之後，決定還是把這位前黑龍江巡撫拉進革命委員會，由其來整頓合併機構、清退一部分人員，並理一理革命委員會內部的行政架構問題。
而對於周樹模來說，他不能眼睜睜的看著革命委員會走向全面的親俄，如同吳川和共和黨黨員把要清理的物件貼上親日派分子和消極分子的頭銜一樣，他們也被政治對手視為了親俄分子。只是當前革命委員會正和日本開戰，而俄國人又表現出了偏袒革命委員會的態度，才使得這個親俄分子的頭銜殺傷力不大。
不過對於常年和俄國人打交道的周樹模等人來說，他們對於俄國人的警惕卻比日本人要大的多。雖然因為對日戰爭的爆發使得他們不能為日本人說話，但他們也不能眼睜睜的看著革命委員會完全的倒向俄國，這將有可能把北滿真的分裂出去。
於是原本並不想在革命委員會任職的周樹模，不得不放棄了自己的堅持接受了吳川的任命，將革命委員會中的中立派和民族主義者團結到了自己身邊，以防止革命委員會成為俄國人的傀儡。
對於周樹模的擔憂，吳川並不覺得可笑，因為這確實是有可能發生的狀況。雖然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們中不乏具有真正無產階級聯盟思想的革命者，但是其中也並不缺乏具有強烈俄羅斯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在某些布爾什維克的眼中，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和俄羅斯的無產階級聯合全世界的無產者，也許就是一回事。這也就是吳川並不願意一棒子把右派打死的原因。
有了周樹模的出頭，革命委員會對內部人員的整理工作就溫和了許多，而這次的整肅也沒有造成委員會內部的分裂，算是達成了一個左右妥協的局面。
將這部分工作丟給了周樹模之後，吳川隨即又把重心放在了革命委員會的財政和工農業的調查研究上，短短三日內就同三個專業委員會召開了不下十次會議，或是單獨會議或是聯合會議。
透過這三日連續不斷的討論，不管吳川也好，還是分管財政、工業、農業的委員們也好，總算對於未來東三省的經濟建設有了一個初步的概念。
11月18日晚上，吳川召開了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對於革命委員會未來的財政、工業、農業前進方向進行了重點討論。
在明亮的電燈下，吳川拿著幾張稿紙向著在座的委員們說道：“這幾天來我同分管財政、工業、農業工作的委員們進行了一些討論，這些討論關係著革命委員會未來的工作重心，因此我現在就向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彙報，先在黨內形成統一的意見，然後再付諸於委員會進行最終的討論。
首先我要說的是財政上的問題，不管是戰時還是平時，財政總是一個政權存在下去的首要條件。沒有一個健康的財政，在戰時我們就無錢組織反侵略作戰，平時就無法解決民眾所需要的民生建設，那麼這樣的政權必然是要垮臺的。
而就目前來看，革命委員會的財政是極不健康的，我們現在完全是依賴於借款和囤積糧食獲得的溢價支付我們的日常支出。我們現在要給養的人員，光是政府部門這塊就已經達到了近4萬人，而軍事人員則超過了20萬人，以我們治下的600萬人口計算，脫產人員已經超過了4%。
雖然關外的農民收入雖然比關內高上一些，這個脫產比例也已經突破了農業經濟能夠承擔的上限。所以，即便是不從政治上考慮，光是從財政上考慮，精簡人員合併機構也到了極為必要的關頭。我希望大家記住這樣一個事實，人民支援我們，是因為我們能夠帶領他們過上好日子，而不是讓他們過的比從前更壞。
所以，想要穩固住革命政權，我們就得確保我們的財政不出問題，只要財政不出現問題，那麼其他問題都可以慢慢解決。
那麼如何確保財政的健康，我以為就有兩個階段性的問題要解決，當前要解決的問題和長遠來看要解決的問題。那麼什麼是當前要解決的問題，我以為是統一貨幣的問題，舊清雖然採用的是銀本位貨幣，但卻依然還在使用稱量貨幣和縱容各地錢莊、外國銀行在我國私發錢幣，這導致了我國的貨幣極為混亂，大筆的利錢落入了私人和外國銀行的手中，給普通人和本國的商業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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