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瑾文心中不由有些鄙夷起這些代表起來了，在沒有南下之前他原本以為南邊的革命同志會比關外的革命者更為優秀、更有理想和更富有正義性，畢竟中國革命之發源正是來自於南方，沒有這些南方革命同志一次又一次奮不顧身的起義，就絕無可能出現本次革命一呼百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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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以前的歷次革命都被清廷鎮壓了下去，但是革命理念已經隨著這些革命散佈到了全國各地，讓人民開始覺醒，看清了清廷的腐敗和無能。而這些前赴後繼犧牲的革命同志，也讓人民意識到並不是沒有人在反抗清廷的統治。
第一個起來反抗如清廷這樣龐大而殘暴的國家機器的人，是需要勇氣和堅定信仰的，畢竟他們並不知道人民是否會回應他們。但是隨著一次又一次的起義，革命者流下的鮮血終於喚醒了人民的反抗意識，也讓民眾看清了清廷的虛弱。
所以本次革命雖然並不是同盟會組織領導的，但各省軍政府還是認同了同盟會的領導權力，他們並不是真正願意服從同盟會的領導，而是因為此前不斷的起義過程中，同盟會就是革命者這個形象已經深入人心，故各省軍政府即便並非同盟會會員掌握權力，也只能表示服從同盟會為革命之領導者，否則他們就要失去民眾對他們的擁護。
即便是革命委員會，在起義之處也是藉助了同盟會的影響，才迅速讓關外民眾迅速倒向了革命。只不過革命委員會很快就用新的政策方針取代了同盟會的革命主張，從而把同盟會和革命做了切割，讓民眾認識到同盟會也不過是革命者中的一份子，從而削弱了同盟會對於革命群眾的影響力。
不過如耿瑾文這些原關外同盟會成員，雖然認同了吳川組建的共和黨對於革命的領導權力，但也只是承認共和黨在關外三省的革命領導權，對於全國革命的領導權力，他們始終認為還是需要同盟會發揮出更大的作用的。
而且即便是拱手讓出了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權，並被共和黨吸收了大半人員，關外的同盟會會員們還是認為共和黨是難以同南方同盟會中的精英們相比較的，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的形象，在關外同盟會會員中可是神仙一樣的人物。
只是當耿瑾文帶著朝聖的心情抵達南方之後，這些革命領袖的形象頓時就崩潰了，鑑於關外的閉塞和某些同盟會高層人士的隱瞞，同盟會內部的紛爭幾乎就沒有傳到關外去。但是到了南方之後，同盟會內部的紛爭就自然的傳入到了耿瑾文耳中。
什麼孫文挪用華僑捐款，孫文和日本政府勾結試圖用滿洲換取援助，章太炎向清廷索要賄賂出家等等醜聞，一下就把耿瑾文心中這些革命偉人的形象給打破了。一開始他和其他關外代表並不相信這些傳聞，直到在其他同盟會會員和同盟會自己的機關報上證實了這些醜聞後，耿瑾文這才痛苦的接受了傳聞大多為事實的現實。
如果不是還有一個革命委員會作為依靠，耿瑾文等人差點就失去了對於革命的信心，認為革命不過是一場騙人的把戲了。因為這些他們心目中的革命偉人實在是看不出有什麼不同於滿清官吏的地方，如果推翻了清廷只是為了建立一個漢人政府來賣國，那麼這場革命還有什麼意義呢？
對於同盟會高層形象的幻滅，使得耿瑾文徹底轉向了共和黨的主張，所以他才會在會議上嚴厲的指出，如果不能為臨時政府制定一個規則，限制臨時政府的行為，那麼就有可能導致革命的失敗。這個時候的他，已經不相信只要推舉出一個革命領袖，就能完成這場偉大的革命了。
而這些一開始並不同意他主張的代表，卻在陳其美殺害了一名革命同志後，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同樣缺乏保障，從而迅速轉向支援他的行為，更是讓耿瑾文心灰意冷。
他南下之前所希望的和南方革命同志共商大計的設想，算是在這場會議中徹底破滅了。也許坐在這間會議室內的確實是各省推舉出來的革命代表，但是他們中卻未必有幾個是真正的革命者，根本沒辦法和革命委員會中那些不懂多少革命理論的委員們相比。至少在吳川的推動下，革命委員會還是有著一個明確的前進方向的，而這些代表們想的卻只有本身和本人的利益，對於革命的前途並沒有進行過深入的思考。
耿瑾文身上的革命激情慢慢褪去，開始思考該如何利用當前的時局為革命委員會爭取更多的時間了。在看過了這些代表們的表演後，他對於和各省軍政府聯合建立一個革命政權的想法已經不復存在，因為除了革命委員會之外，幾乎沒人在思考革命之後的未來。
再度輪到耿瑾文發言時，沉思許久的他起身清了清嗓子，然後以一種悲憤的語調向眾人說道：“剛剛我從王正廷代表這裡聽到了一個悲痛的訊息，參謀長陶駿保在上海為混入上海都督府的滿清餘孽所刺殺。”
坐在耿瑾文身邊的王正廷一時愕然，但是面對各位代表望向自己的目光，他立刻表現出沉痛的表情起身回道：“確實如此，陶次長已經在上海遇害。此誠可痛之事，於我革命事業是一大損失。不過，究竟是否為…”
耿瑾文卻毫不客氣的打斷了他接著說道：“革命形勢雖然一片大好，滿清的統治正走向末日，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這個腐朽殘暴的朝廷是不會放棄扼殺革命的任何機會的。而那些表面上投降了我們的舊官僚、舊士紳，也時時刻刻在試圖對革命作出反撲，妄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地位。
今日是陶駿保，明日又會是誰？如果我們不以革命的恐怖去消除反革命的恐怖，那麼革命就要危險了。眼下革命黨人雖然佔有了長江以南各省，又有著北方幾省遙相呼應，但是我們現在不過是打倒了形式上清廷對地方的統治，卻並沒有挖掉清廷在地方上的統治基礎。
陶駿保烈士被暗殺一事告訴了我們，如果我們在北伐之前不清理掉地方上的清廷支持者，這些反革命分子就會在我們的後方搗亂。諸位既然已經投身於革命，自然也就成為了這些反革命分子的敵人，滿清自入關以來，對待反抗者的殘暴行徑，史書上有的是，我也就不用提醒大家了。
所以我要同各位代表說的就是，我們可以接納那些棄暗投明者，如江蘇都督。但是我們不能輕易的接納那些偽裝成革命者的反革命分子，否則我們就可能成為下一個陶駿保烈士。這難道是各位冒著生命危險參加革命所得到的回報嗎？”
在王正廷的佐證下，原本以為是陳其美指使下手殺害陶駿保的代表們，頓時都迷惑了起來。這些代表們畢竟有不少出身於同盟會，聽到了這樁醜聞後只想保持沉默，以免毀壞了同盟會的形象，而那些非同盟會出身的代表則是得罪不起同盟會，也只能對這一事件保持沉默。
但是隨著耿瑾文把責任推到了混入革命隊伍的反革命分子身上，不管是同盟會還是非同盟會出身的代表們，立刻就義憤填膺了起來，群情洶洶的把這些反革命分子批判了一番。陶駿保死的再怎麼委屈，終究已經是死了，因為一個死人造成革命者內部的分裂，顯然是各省代表們所不願的，畢竟滿清還沒有倒下，四分五裂的各省是抵擋不住北洋軍的。
耿瑾文對於這些代表們心理也是有所預料，他很快在各位代表發出了對反革命聲討之聲後接著說道：“既然各位代表都認為反革命分子必須要被鎮壓，那麼我建議：
第一，我們應當儘快為陶駿保烈士召開追悼會，並派人去上海接回烈士之軀體，然後妥善進行安葬；第二以代表會議的名義公開發文譴責滿清政府和反革命分子的無恥手段，並發文要求上海都督府追緝兇手；第三成立肅反委員會，對各省軍政府內的舊官僚進行甄別，不能讓那些反革命分子繼續隱藏在革命政府的內部。”
聽完了耿瑾文的建議，會議室內突然就安靜了下來，開追悼會和譴責一下清政府到沒什麼，但是要求上海都督府追緝兇手和成立肅反委員會兩件事，卻是真要得罪人的。
王正廷雖然硬著頭皮為耿瑾文做了佐證，不過是想著搭上革命委員會這條船，為自己日後留一條出路。但是他還真沒想跟著對方去得罪各省的軍政府。因此沉默了一陣後，不免出聲勸說道：“這個開追悼會和發文譴責都好說。
不過發文要求上海都督府追緝兇手和成立肅反委員會這兩件事，是不是超出了代表會議的權力？而且我們手中無錢無兵，拿什麼去成立肅反委員會呢？”
“是啊，是啊。反革命分子雖然可惡，但是我們對他們進行肅反，會不會讓那些投奔了革命的官員、士紳憂慮不安重新投向清廷的懷抱，那也許就會走上太平天國的老路，令天下士紳與革命為敵了…”
耿瑾文卻毫不動搖的說道：“現在已經不是太平天國的時代了，民智已開。那些士紳們想要再鼓動農民扼殺革命已經不可能。
另外，不是我們要肅反全部的官僚、士紳，而是肅反那些反對革命的官僚、士紳，如果這樣就能引起某些人的焦慮的話，說明他們根本就沒打算支援革命。
這些反革命分子之所以能夠收買人員抵抗革命，因為他們大多都是地方上的富戶大室，特別是那個盛宣懷，在江蘇的財產就不下百萬兩，沒收了這些反革命的財產，我們還怕沒有錢糧？至於說到士兵，南京城內這麼多革命軍人，只要我們拉起旗幟還怕沒有人來投奔。
相反的是，如果我們對陶駿保烈士之死不聞不問的話，誰還會在乎代表大會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