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略顯昏暗的會議室內，吳川瞧了一眼窗外被大雪覆蓋的庭院，終於終結道：“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要做好自力更生的準備，因為免費的午餐時間已經結束了。
德國人也許只是覺得繼續援助革命委員會是得不償失，但是鑑於我們向德國資本家的負債，他們暫時還不會走到我們的對立面去，只是會縮小援助，確保我們能夠活下去，但又不至於失去控制。
但是沙皇政府的一些官員，顯然已經認為革命委員會的發展已經脫離了他們的掌控，比如俄國駐華公使便是其中一位。因為庫倫發生的一起民眾暴動，這位在抵達哈爾濱之後已經正式向我提出了要求，要求革命委員會在庫倫的組織必須解散，並不得干涉外蒙古的自治事務。
而根據我們得到的情報，沙皇政府的外交官們並不單單試圖挑唆外蒙古謀求獨立地位，，他們也在煽動巴爾虎八旗霸佔整個呼倫貝爾地區，試圖讓這一地區的我軍及革命委員會退出，從而加入到庫倫領導的自治區當中去。
12月10日，外交大臣薩宗諾夫向駐華公使發電，此電文轉到了哈爾濱總領事館為我方所截獲。這位外交大臣對於蒙古問題發出的指導：
一基本同意駐華公使擬定的談判蒙古問題的方針；二要求借調停的機會締結一項中蒙條約，以保障蒙古自治。
中國方面承擔如下義務，不在蒙古駐紮中國軍隊，不向蒙地移民，不在蒙古設定中國行政機構。
要求獲得修築從庫倫到俄國邊境之鐵路。暫時不提及內蒙地位。
我們雖然不清楚俄國駐華公使擬定的談判蒙古問題的方針是什麼，但是彼得堡的態度顯然是符合斯維爾德洛夫同志的判斷的，既沙皇政府並沒有下決心開啟東方戰爭。這也就意味著，沙皇政府也許會遏制革命委員會的發展，但並無意用武力手段打擊我們。
當然我們也應當小心，日俄妥協的可能性。所以，接下來共和黨的工作重點，並不是繼續推動革命委員會向日本繼續進攻，也不是試圖武力反擊沙皇政府的壓迫，而是應當放在培養幹部，鞏固內政上。
前一階段對滿清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勝利，使得我們治下的人口超過了千萬，但是對於一個成立尚不足半年的革命黨來說，這樣的擴張速度已經超過了我們治理能力的上限。
此前因為在戰爭期間，軍事管制替我們降低了對地方管理的要求。但是隨著戰事的緩和，民眾顯然是不會長久的支援軍事管制政策的。共和黨成員到現在為止尚沒有突破3萬，而且大部分黨員都在軍隊和北滿城市當中，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對於地方的控制是很薄弱的。
南滿和北滿不同，作為關外最早開發地區，這裡的居住人口甚至可以上溯到明代，也就是說南滿的社會結構更類似於關內，地主和士紳的力量要比北滿大的多。而他們存在的時間過於長久，因此對於地方的控制力度也超過了北滿的地主士紳。
不過我們也不必過於擔憂，在甲午和日俄兩次大戰後，加上日俄鐵路的建設，南滿地區的地主士紳力量也大受打擊，遠不如關內的地主士紳階層那麼穩固。不過和關內地主士紳階層不同的是，因為他們沒法利用官府的力量去對抗日俄侵略勢力及因為戰爭造成的大量鬍子，因此私人武裝力量要比關內強大的多。
我們必須要看到，這些地主士紳在對待農民階層的壓迫上有反動的一面，但是在對抗帝國主義的入侵上又有著進步的一面，在用武力鎮壓那些和日本人勾結的地主士紳之外，我們不能試圖用武力手段把南滿的整個地主階層消滅掉，那只會讓這些地主士紳倒向我們的敵人。
因此，我們必須採用政治和經濟的手段，一邊迫使他們接受我們的統治，一邊削弱他們對於民眾的控制。而想要徹底消滅這一地主階層，我們就得首先建立起自己的農村經濟體系來。否則以武力消滅地主階層卻不改變農村經濟基礎的話，我們不過是在製造一批新的地主出來，最終還是會讓黨變質的。”
負責黨的宣傳工作的委員宋雲桐聽了不由松了口氣，作為一名老同盟會會員，雖然在共和黨組建後他第一時間選擇了加入，不過本質上他和那些同盟會激進派分子不同，他加入共和黨不是因為黨的主張更具有革命性，而是他想要緊跟住吳川的步伐。
就像同盟會對外看似是一個統一組織，但是內部卻有華興會、興中會、光復會三大派別，會員們或跟隨黃興、宋教仁，或跟隨孫中山，或跟隨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互相之間可謂是涇渭分明。而因為這三大派別之間的爭執，最終光復會宣佈脫離同盟會，而宋教仁組建同盟會中部總會以抗衡東京總會，並無什麼會員出來反對。
而一開始東三省同盟會會員也是涇渭分明的，黑龍江、吉林和奉天三省同盟會支部幾乎是各顧各進行省內的革命宣傳，但是隨著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吳川以龐大的資源和正確的革命組織獲得了革命的領導權之後，三省同盟會支部就開始分崩瓦解，紛紛服從於革命委員會這一革命最高領導機構的命令了。
到了這個時候，吳川已經取代了東三省原有的同盟會領導人物，成為了革命的唯一領袖。於是當吳川開始組建共和黨，拆分革命委員會中的同盟會組織時，除了一部分孫中山和宋教仁的信徒外，其他人都選擇了退出同盟會加入共和黨。
如梁廷棟等人是真的信仰了共和黨的主張才選擇的加入，至於更多的像宋雲桐這樣的人物，他們只是相信只有吳川才能帶領革命取得勝利，這才加入了對方組織的共和黨。
並不是說宋雲桐這些人不革命，只是他們的革命意志並不如梁廷棟等人那麼的堅定。因此對於和明顯力量超出自己的日本開戰，宋雲桐是極力反對的，不過他和那些守舊的立憲派士紳不同，他只是在黨內會議上保留意見，並沒有在實際中和黨、革命委員會的決議對著幹，因此他並沒有受到肅反運動的牽連，不過這也令他謹言慎行了許多。
不過當吳川開始為這場戰爭剎車時，他終於不加掩飾的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支援吳川同志的意見，對日作戰的確不應當繼續下去了。這場戰爭已經消耗了我們太多的資源，也令革命委員會損失了大量的忠誠的革命志士。
在當前的中國，反革命的力量遠比我們大的多。就好比在南方，武漢軍政府失去了漢口和漢陽，雖然江浙聯軍攻下了南京，但是革命內部又出現了問題，因為江蘇都督一職的爭奪，上海都督府謀殺了革命同志陶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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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國列強並不樂見於中國出現一個革命政府，因此他們積極的向南北施壓，試圖讓雙方媾和。在這樣的環境下，革命的氛圍正逐漸散去，而謀求和清政府妥協的輿論正甚囂塵上。
因此如果我們不能儘快把革命委員會統治下的民眾轉化為我們的支持者，那麼反革命的力量就有可能反撲。所以我認為，當前不應當再擴大軍隊的編制，而應當把資源向地方上傾斜，以促使我們的力量向地方上擴張。特別是那些年輕的知識分子應當多多分配到黨組織和地方革命委員會當中去，加強我們對於地方上的掌握…”
不過宋雲桐的主張立刻遭到了捷爾任斯基和吳泰兩位委員的反對，兩人認為當前的局勢下對日作戰雖然緩和了下來，但是革命委員會外部的環境卻更為危險了，如果黨對於軍隊的領導有所放鬆的話，只會給黨的敵人以可乘之機，政府工作依然應當在軍隊工作之後的序列。
在吳川和斯維爾德洛夫兩人的折衝下，最終各位委員還是達成了妥協：在不擴大軍隊編制的條件下，實施增強軍隊組織力和戰鬥力的工作。對於軍隊輸送幹部的數量並不減少，但也要開啟一部分軍隊幹部復原專業到地方的工作，以加強黨對於地方政府的領導力。
解決了黨在下一階段的工作重心問題之後，吳川這才稍稍放鬆了一些，對著各位委員問道：“那麼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討論一下，關於耿謹文、姜文卿幾位同志送回的訊息。
第一就是對於南北議和這一問題，革命委員會該持何種態度？第二就是耿謹文等同志提出的，把聯省代表會議提升為聯省人民代表會議，以整合南方革命各派之力量，從而牽制同盟會獨走的意見，我們該做什麼樣的回覆？
第三就是隨著孫中山的回國，同盟會內部孫、黃、宋有合流之趨勢。照我看，這三方合流之後，必然會推舉孫中山出任將要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統領一職。而南方革命各派幾乎沒有人能同孫競爭，那麼也就意味著同盟會將會主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內政外交。那麼我們革命委員會到時應當如何對待臨時政府？”
吳川提出的這三個問題，讓各位委員都陷入了沉思，不過俄國黨員在斯維爾德洛夫的示意下，都保持了沉默。斯維爾德洛夫很清楚，中俄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合作還是有底線的，對於這種幾乎是中國內政的問題，俄國黨員並不適合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