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們都在忙了，汪舜華也很忙：眼看廢除賤籍已經提上議事日程，雖然沒有設定時間表，但要讓民間看到希望。
遣散奴婢的政策還在研究，但這麼多奴婢一旦流入社會，該怎麼安置必須提前謀劃。
汪舜華選擇了無中生有——由朝廷和皇室創辦就業門檻低、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工廠，大量吸附就業、改進和推廣新技術、同時增加國庫收入；當然，為了發展國防，鋼鐵廠也是要建設的，就放在唐山。那個笑話怎麼說的？全世界鋼產量排名，第一名是中國（不包括河北省），第二名是中國河北省（不包括唐山市），第三名是中國河北省唐山市（不包括瞞報產量），而第九名是中國河北省唐山市的瞞報產量，因為它瞞報5000萬噸產量，剛好比第十名德國多了一點。
唐山在明朝不算出名，是北直隸順德府的轄縣；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存在感，景泰五年，沈王的嫡八子幼墧被封為唐山王。當然現在還和他爹住在一起沒有分府。
聽於謙說：“當年唐太宗東征高麗，凱旋途中曾經在大城山上屯駐，於是賜名唐山。這一帶有很多太宗遺蹟，歷史上冶鐵、鑄鐵、煮鹽業相當發達，只是宋元以後衰落了，現在也就是個小地方。”
汪舜華記得唐山是以礦產資源發展起來的重工業城市，據說礦種異常豐富，尤其是煤和鐵在全國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堪稱近代中國工業的搖籃。
那就是這裡了。
不過這個時候，朝廷不可能投入太多，連城市基礎設施都不打算提檔升級。
修了幹啥？反正也沒什麼用；好歹有土牆，先湊活吧。
所謂的鋼鐵工廠，估計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也就是些大的作坊。
重中之重是海運。海外暫時交給民間的冒險家們，但是“南糧北運”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伴隨著太宗皇帝遷都就開始了，而且隨著北方的發展問題越來越嚴峻。朝廷每年透過漕運大量運輸糧食，但是運河維護費用巨大，土堤年年堵塞，年年清淤；而且漕糧損耗極其嚴重。各級地方政府向中央運輸糧食，但途中會有散落、黴爛和丟失，這些損失中央不願意承擔，地方政府就只有把它攤派給百姓；此外維修大運河和造船的成本，也要由百姓負擔。有說法是：從湖廣運至北京的漕糧，附加稅可高達糧食成本的80%。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百姓的負擔無法有效減輕，北方的糧食危機也無法有效消除，邊關也就無法徹底鞏固。
小冰川時期馬上就要到來了，北旱南澇的問題會進一步加劇，運河的水位下降、通行會更加困難。
汪舜華揉揉眉心，這年頭沒有蒸汽輪船、沒有火車汽車，怎麼辦？
明朝做出過探索——走海運，但是卻最終選擇了漕運，當然不全是倭寇橫行的原因；而是因為——漕運要錢，海運要命。
明朝初年，遼東軍餉短缺。朝廷下令從江浙往遼東運糧，結果近一半的運糧船沉沒在海中。因為海運是需要經驗的，尤其是在季風季節，一般只有大型海船才敢貿然出海，而且對從業人員要求極高。
在這種情況下，在會通河開鑿後，漕運終於取代了海運陸運成為最重要的南北運輸方式。
但因為漕運的諸多弊端，還是迫使君臣想辦法。
早在建極元年汪舜華提出三民問題，群臣列舉朝廷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破解之道，重興海運就被擺上了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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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舜華當然對此堅定支援——廢話，都是走水運，海運好歹不用人工維護呢！再說，以後要想走出去進行環球航行發現新大陸，難不成就用內河那幾隻旱鴨子？肯定是要有經驗的水手，越多越好！
丘浚就認為：“海船每艘可載千石糧食，相當於三艘河船的運載量。漕運比陸運節省用度十分之三，海運可比陸運節省十分之七，即便有沉沒的風險，但是可以節省牽引船伕、運河修繕和沿河各衙門的守備，利害亦相當。太后可命人尋訪熟知海道的，前往勘視。”
但是這項提議，遭到了包括于謙在內的很多重臣的反對，就是因為海道險遠，損人費財。
丘浚仍然堅持：“臣請太后以《元史》對質。此書記載元朝海運，從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歷年所運送至的數量，也可以見其中途的損耗。臣以為如今的漕運，每年所造成的損耗遠不止此數。如果能用海運取代漕運，實為利多害少；太后還可適當削減負責漕運的軍卒，回營操練。如此，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
汪舜華大悅：“說得很好。元朝也定都北京，也面臨南糧北運的問題，他們能解決，我不信，我們解決不了。”
但漕運海運這樣的事，絕不是在朝堂上耍兩句嘴皮子就能解決的；安全問題不解決，海運就不可能取代漕運。
人命關天。
因此汪舜華下旨尋找最經濟安全的海運航道。
首先是摸著元朝過河。
翰林院的讀書人翻書的本事真不是蓋的。倪謙第二天就回奏：“至元十九年，元朝監造海船六十艘，開闢海道運輸。當年運糧四萬六千石，此後逐年上升，到天曆二年，增加到352萬石。”
群臣開始竊竊私語：“居然有300多萬石？宣德年間，漕運最多的時候，可達600餘萬石；如今江南等地每年供應京城的糧食，也不過400萬石。”
倪謙不得不宣告：“只是海運艱險。因為風、霧和海盜的襲擾，每年都有大量的漕丁漕夫葬身海底，運糧船隻大量沉沒；糧食損失，每年以十多萬石計。”
于謙的表情並沒有想象的嚴峻：“這和漕運的損失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倪謙這才開始介紹：“元朝的海道漕運線路共變更了三次。先是朱青、趙開開闢，從南直隸蘇州到河北武清東南。沿著海岸線走的，淺灘多，行船危險，不僅逆風而且逆水，因此耗時持久。”
“後來朱青和張宣佑又找了一條，從劉家港到界河口，採用直線距離，航程短，繞過了淺灘，所以如果順利的話，半個月就可以到。”
“次年，海運千戶殷明略又開闢了一條，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島的三沙進入深海，北去經成山角折而西北行，經劉家島、沙門島過萊州灣，抵達直沽海口。如果順風，從浙西地區到京師，不過短短幾日。”
汪舜華點頭：“很好，以史為鑑，可知得失。既然前任已經摸索了道路，總可以試試。”
只是造船需要時間，而且當時沿海還有倭寇，人少了不行；而且各地相繼上言，說海運危險，建議仍用漕運。
汪舜華沉吟了很久，命航海伯張能前往南京負責海運之事。
臨行之前，特意吩咐他：“當年你的高祖張赫投效太祖，開闢海運航道，大力剿殺倭寇，掙下了這個爵位；你的曾祖張榮、祖父張鑑，都有功勞於朝廷；如今，你要繼承祖宗遺志，光大家聲。”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去年初張能督造的船隻終於下水。人也讓他找到了，這些年來漁民都在近海活動，好歹還找了些老漁民，又訓練幾百沿海衛所軍士，但仍然不夠；好在這些年朝廷打擊倭寇，捉拿了不少資深海盜，命他們戴罪立功。
去年三月初七日，在朝廷上下一片火熱的時候，張能一聲令下，五十艘海船載著三萬石糧食，從淮安出發，沿著元朝的開闢的海路，歷經3300餘里的海道，在五月初四日端午節前，抵達天津港。
這次海運，標誌著間斷五十餘年的海運得以恢復。
汪舜華很是高興，賜給張能璽書褒獎，下令接著試。此後幾個月，張能陸續組織船隻三百艘次，運輸糧食12萬石。
汪舜華本來以為從此可以開啟海運時代。但是年底言官們回來，彈劾張能說中間曾經沉沒10船，損失米4000石，軍丁溺死近20人，應該罷棄海運，仍就漕運。
海運死了人是事實，但是漕運每年死傷也不少；何況這麼多糧食，一路運送到北京，損失並不算大。
汪舜華總算琢磨出味道了：漕運沿著運河走。不管是運河兩岸無數第三產業要靠漕運生存，就是河上的各衙門的大小官吏，恐怕也要從中刮點油；至於百姓和軍士的負擔，誰關注？
知道了這些，汪舜華的語氣也就很不客氣了：“怕噎死別吃飯了，怕嗆死別喝水了。只看到20個人和4000石糧食沉海底了，沒看到其他的船都平安到達了。如果這麼點路程都不能走，真不知從南洋那邊運回的糧食該怎麼走！”
狠話說過了還要解決實際問題。之前的沉船是因為遇上了暴風雨，但海上不僅有暴風雨，還有大霧，還有各種氣象災害。
海運對天氣的要求高，但偏偏世人對氣象的瞭解實在有限，大海太大，太變幻莫測。
要想讓海運變得更加安全可靠，光靠自己肚子裡那點洋流季風是絕對不夠的，必須要大量積累和總結經驗，發展航海技術。
因此，海運要搞，但不能操之過急，指望立刻取代漕運是不現實的；甚至想平分秋色都需要時間。
不能將漕運官軍大量轉到海運，但沒關係，沿海有經驗豐富的漁民，還有大量尚未豁免的賤民。
元朝為了加強對海運的管理，設立了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又設兩個萬戶府，兩個漕運司，後來將四府合併為二個都漕運萬戶府，其下設千戶、百戶等百官，分為不同的翼，都用來監督。
但汪舜華是不想將海運交給政府衙門來幹，沒辦法，官僚主義在後代都難以絕跡，何況當下？
那就交給國有企業，朝廷按照路程遠近，給與每石糧食相應的運費，其中南京為20%，淮安為15%，江西等地為30%。
考慮到長途運量的損耗實在太大，朝臣沒有堅決反對。
雖然所有權還是歸朝廷或者皇家，但將直接指揮權下放給提督太監或者勳貴；朝廷給了運輸費用，剩下的就要盈虧自負，用以激發他們的工作積極性；當然公司章程朝廷要敲定，包括職工工資待遇、傷亡撫卹標準之類的，其中有一條，尚未開豁的賤民願意從事海運的，直接開豁為良民；犯下重罪的，允許戴罪立功。
這項提議遭到了年富等人的堅決反對，但汪舜華火了：“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總要想個辦法。戶部不想冒險擔罪名，怎麼，還不許別人試試？你們倒是說說怎麼把漕運的損耗降下去！”
年富等人只好低頭。
航海伯張能被任命為首任仁和航海公司總經理，專門負責糧食海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