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秀離開黑牛村後，又專程到成都去看望了師母馬蘭蘭，並與楊璟新商量妥當，如何共同治蜀。
馬蘭蘭和劉見寬的擔憂是一樣的，特意叮囑：“你既已為蜀王，當專為蜀事，專撫蜀民，千萬不能三心兩意，辜負了大家的期望。”
璟新也誠懇表態，堅決以蜀王殿下馬首是瞻，當初父親怎麼輔助平樨師伯，他就會怎麼輔助文秀師兄。
至此，劉文秀已獲得在蜀國稱王的堅實基礎，這可是當初張獻忠夢寐以求卻無法實現的。
他躊躇滿志回到雲南，稟過永樂皇帝、秦王、晉王，帶著兩萬人馬，取道建昌、黎州、雅州，到達洪雅縣。
透過反覆比較，最後在洪雅西南三十餘裡之乾埧陽，花溪、雅河所匯處，選了千秋坪建王城帥府。
千秋坪地雖狹而三面阻水，惟西南通黎、雅。劉文秀將他命名為天生城，並親自撰寫了《天生城碑記》。
“永曆十年，歲在丙申，聖天子厪宸慮，推轂命予秉鉞專征，剪桐蜀土，為根本之地。期於水陸分道，力恢陝、豫，略定中原。”
其雄圖大志可見一斑。
劉文秀準備在這裡大幹一番，平邱壟，毀室廬，伐大木，燒綠瓦，建造宮殿及百司府署，將成都的文臣武將都遷到了這裡。
不只他新帶來的大西軍各營畫地而居，墾荒屯田，凡蜀中混不下去了的軍閥們都主動投靠到他的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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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國士紳百姓也都往那裡聚集，紛紛朝賀新蜀王。
劉文秀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從雲南沐天波等大族手中借來了種子、耕牛、農具，恢復蜀國指日可待。
朱平樨、劉見寬、費小金、妙峰不再操心蜀民，在黑牛村專心一意守著楊展，過著不問世事的田園生活。
永曆皇帝也很滿意，劉文秀這次進軍蜀國是永曆朝廷移入雲南以後作出的一項重大的軍事部署。
永歷帝在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擁戴下雖然基本上穩定了雲南地區的統治，貴州和湖南西部卻控制在孫可望手中。
要開啟局面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東出廣西、廣東，一是北上蜀國。
東進兩廣，意味著由李定國統兵出征，這在滇、黔對峙的情況下，永曆君臣是不敢貿然行事的；剩下的一條路就只能是由蜀王劉文秀出馬經營蜀國了。
撥歸劉文秀指揮入蜀的祁三升、狄三品、楊武都是南明著名的將領，兵員有數萬。
然而，劉文秀開闢西南抗清第二戰場的行動能否成功，又要受到客觀條件很大的限制。
首先，他入川後的駐節地不能離雲南太遠，以免孫可望一旦反戈，救援不及；
其次，他率領大軍入蜀必須選擇社會生產破壞較小，基本上能夠就地解決糧餉的地區；
第三，只有在立足已定，並且沒有後顧之憂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向成都、重慶一帶推進，實現把蜀經營為北攻保寧，東聯夔東十三家出戰湖北的戰略設想。
一切都按照劉文秀的設想推進，照這樣經營下去，不出三年，呈現在世人面前的，又是一個富庶繁榮的蜀國。南明永歷朝廷恢復大明的事業，又有了雄厚的資本。
然而，劉文秀終歸還是讓大家失望了。入蜀經營不足一年，又匆匆返回雲南，陷入兄弟紛爭之中。
馬蘭蘭和劉見寬當初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劉文秀根本做不到專心蜀事。
……
永曆十一年九月，孫可望起兵叛明，派白文選等人率兵攻打雲南，劉文秀回師雲南，被任命為右招討大將軍，與定國大敗孫可望於交水。
文秀追擊孫可望，是想拉他回來。
他寫血書給孫可望，讓他投降，但是孫可望沒有聽從，逃往長沙投降了清朝。
文秀退到貴州，原本該撫蜀的蜀王，竟然撫黔，還將地方和軍隊的工作都做得相當出色。
十月間，文秀見貴州形勢已經穩定，就上疏奏請永歷帝移駐貴陽。這樣不僅可以體現進取精神，也便於就近指揮，振作士氣。
永歷帝也同意了這一建議，命禮部擇吉日起行。李定國聽說後，大為不滿，駐兵永昌，上疏告病，請卸兵事。
永歷帝拗不過李定國，放棄了移駐貴陽的打算，李、劉之間裂痕的開始顯露。
李定國的上疏告病顯然是針對文秀的。因為他的親信部隊主要集中在雲南，而文秀安撫了貴州、四川、湖廣的軍隊，定國不免有所顧忌，耽心移蹕貴陽之後，文秀的地位將凌駕於自己之上。
後來，李定國又建議永歷帝召回劉文秀，不能不說是很大的失策。
清廷正利用南明內訌、孫可望來降的時機調兵遣將準備大舉進攻，李定國卻心存芥蒂，把劉文秀和處於一線的將領調回大後方昆明，嚴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揮部署。
李定國在平定孫可望叛亂以後，對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慮，注意力過多地放在鞏固自己在永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
大臣金簡上疏進諫道：“內患雖除，外憂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頓刃，待兩虎之一斃一傷以奮其勇；而我酣歌於漏舟，熟睡於積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於兵事者也，胡亦洩洩如是。
”
劉文秀對局勢的危險有清醒的估計，他在追逐孫可望的過程中，注意收集孫可望部下兵將，多達三萬餘人，加以改編訓練，打算用於守衛同清軍接境地區。
他的豁達大度收到的效果非常明顯，孫可望雖然叛變了，跟著投降清朝的不過幾百人，而且沒有一個重要將領。
這說明原先尊奉“國主”的大批將士在關鍵時刻是識大體的，不應心存畛域，加以歧視和打擊。
可是，李定國卻缺乏廣闊的胸懷，採取了一些歧視原屬孫可望部下將士的錯誤做法。
李定國和永歷帝把劉文秀和主要將領召回昆明，使文秀的善後工作未能有效進行已是重大失誤，對文秀的亂加指責更使他心灰意懶。
被召回意味著被解除兵權，朝廷在晉、蜀二王之間已明顯地倚重李定國，一些目光短淺的舉措又讓文秀深為不滿。
他內心非常苦悶，甚至私下對人說：“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把李定國比作孫可望第二，失之偏激，但他對定國大權獨攬和處事不當表示反感大體上是正確的。
這以後他日趨消極，凡大朝日始上朝一走，常朝日俱不去，將一切兵馬事務悉交護衛陳建料理，亦不出府。
不久，劉文秀發病臥床不起，永歷帝和李定國都曾去探望，再三寬慰，派醫調治。但心病無藥醫，永曆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文秀病逝。
臨終前，文秀上遺表雲：“虜兵**，國勢日危，請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萬，可以充餉。臣之妻子族屬皆當執鞭弭以從王事。然後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為功。此臣區區之心，死而猶視者也。”
他死之前雖然仍記掛著蜀事，但他心中清楚，此生他最負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