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與薛向前有關的事情，當事派出所所隸屬的公安分局，在這天早上聽聞事情的最新情況、並且知道市刑警對正在進行進一步的調查之後，就沒有再介入此事，一切都交由刑警隊進行處理。
而對於何強等人的重新詢問，除了讓刑警隊的辦案人員、對薛向前多了一分感性認識之外，最大的收穫是何強提供的那本筆記上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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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邊有關誌異書籍的筆記內容，是都被刑警隊做了專門的拍照。
因為何強和史館長都特別的強調那三本誌異中的一些皇家紀元，在歷史上並不存在，這也讓辦案民警特別重視。
民警為此專門走訪了本市出版界的一些權威人員，所得到的答案是“從未聽說過有這三本書，也從未聽聞過有這與之相關的出版社。”
史館長為此還又聯絡了他那個在出版局工作的朋友、進一步求證，請人家幫忙查一下這三本書的相關出處。
對方在認真的查證之後，回電話答覆道“查不到相關出版社的資訊，也沒有人聽說過有那三本誌異。”
對方倒是懷疑史館長是不是誤聽了什麼傳言，當聽說是史館長親眼所見、並且還翻看了其中的內容時，對方很是驚訝，一再要求史館長再想辦法借到這些書，對方會專程來市看看。
對方表示“這種書的出現，有利於深入研究華夏的出版業歷史，而如果這幾本書有價值的話，還可以考慮進行重新翻印、服務民眾。”
他朋友的觀點是“能夠發行出三本誌異的出版社，絕對不會是小出版社居然還能夠不被人所知，這裡邊肯定有故事。”
對於這個案子本身，刑警隊當年的調查結論是一、保險櫃沒有被撬盜的痕跡，二、各個門鎖沒有被撬盜的痕跡，三、各個外牆窗戶，沒有被人攀爬而入的跡象。
可能的物證被盜方式一、所長可能就沒有放入保險櫃內，而是已經在下班時帶出派出所了二、遇到撬鎖高手了，其可以悄無聲息的在撬開一系列鎖之後，再把物證取走離開。
對於其中的第一點，無人能夠證明所長是否把物證放入保險櫃。
對於其中的第二點，值班民警卻堅稱在那段時間是沒有人從樓梯間上樓其他兩個民警也都表示沒有聽到過開、關柵欄門的生音。
而且刑警隊也做過實驗：那道控制樓梯間的柵欄門、以及一層走廊處的那道柵欄門，在被開啟和關上時，都會發出很大的響聲，只要值班民警不是看書看的太入迷的話，是不可能聽不到開、關門的聲音的。
這裡還有一個疑點，如果竊賊確實是開啟柵欄門後上樓的，其在得手離開時，完全不必要畫蛇添足的再把柵欄門關上，那樣會增加被發現的可能，畢竟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開、關柵欄門的聲音，就連坐在辦公室看書的民警，只要不是麻痺大意，就應該也能聽到。
至於薛向前的消失：只能是認為是從走廊的柵欄門離開的。
至於其出走方式，也是存疑：第一，就算薛向前是撬鎖高手，其可以撬開一系列的鎖、進入到所長辦公室去拿走物證，關鍵是他又怎麼能夠知道那物證是在那間屋子裡邊的保險櫃內呢。
第二，在他開、關柵欄門時，那是更容易驚動值班民警和民警，除非兩個民警都是他的同夥，而且就這還不夠安全，因為開、關柵欄門的聲音，也有可能驚動正在休息的那個民警的。
這裡邊還有個悖論：其一、既然薛向前所要偷取的兩樣物證特別重要，那他又何苦要把那張假鈔拿出來顯擺呢，而且那假鈔雖然做工精湛，但按照銀行人員的說法“那都算不上是合格的假鈔，因為其與真鈔的差別太大，太容易被人一眼就看穿真假了。”
其二，如果薛向前知道那三本書真的隱藏著大秘密，他完全就沒有必要讓何強看他的書，那也就不會引出後邊的這些麻煩事。
不過對於薛向前身上存在的這兩點悖論，公安局內部在分析時，也有一種看法是認為“薛向前應該真的被那一摔而摔失憶了，後來在派出所內恢復清醒之後，才想起來去逃跑、去盜取物證。”
不過這種對悖論的猜測性解釋，依然回答不了那兩點需要存疑的問題。
對於薛向前，刑警隊這邊還專門安排專業人士，根據眾人的描述之後，畫出薛向前的畫像去進行走訪，但始終沒有找到薛向前的蹤影。
對於派出所的四個當事人的調查結論如下一、所長不能證明是否把物證放入到保險櫃內，存在可疑之處，是物證被丟失的最大可疑之人但只憑所長一人，卻不能悄無聲息的把薛向前從走廊內放出來。
二、值班民警，其沒有發現有人開、關柵欄門出入，此是最大可疑之處，但其並沒有所長辦公室的鑰匙，也沒有保險櫃的鑰匙和密碼，其綜合可疑程度和所長相仿。
三、民警，其在清醒狀態下沒有發現有人開、關柵欄門，存在可疑之處，但其是首先發現薛向前失蹤的人物，這又應該可以洗脫他的被懷疑但焉知這不是他玩的套路呢，所以他也是被懷疑對象，但嫌疑度比之前兩位都低，而且僅憑他一人，也無法悄然送出薛向前。
四、那個睡覺的民警，按說他似乎可以置身事外，但只要他睡覺睡得不是很死的情況下，他也應該可以聽到有人開、關柵欄門的動靜而根據刑警隊的調查，此人在睡覺時還是很機敏的，外界稍有動靜他就會清醒，所以他也是可疑人物，只不過在四人中，是嫌疑最輕的。
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有可能這三個當晚值班的民警是團伙作案。
所長對這個看法是堅決抵制的“咱們的隊伍中，不可能有這麼多的壞人。”
而根據調查顯示，三個值班民警的值班時間，是在事前就排好了，這也減少了三個值班民警都是壞人的可能性。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這四人可能就是個犯罪團伙。”
這個觀點是被主流觀點所不認同：“所長完全可以不用去保管那些物證，如果那些物證被交由民警保管，盜取的難度也低，而且也不用讓所長承擔被懷疑的風險。”
可就算這種觀點佔主流，可依然不能避免：“這或許就是這四人故意玩的渾水摸魚之計。”
公安局方面最後對這樁懸案所做的案卷彙總結論是“嫌疑人薛向前身份不詳，其所持的三本誌異用途不詳，其所持假鈔的用途不詳，其從派出所內脫逃的方式不詳，保險櫃內物證被盜的方式不詳。”
這件案件在公安局偵查無果的情況下，nn局也介入了調查，但也是無法理順其中的種種不合邏輯的問題。
這樁懸案在隨後一直被作為秘密文件封存著，直到2000年才被解密，並且在為公安大學刑偵專業的教材中，被作為了經典的懸疑案例供學生們研討。
值得一提的是，銀行部門在這件案件發生之後，是一直在關注著市面上是否有同型別的假鈔再次出現，可惜他們一直未曾再發現有同源的假鈔出現，而這也是這樁懸案在2000年得以被解密的原因之一。
至於與案件有關的各個當事人，因為這個案件的遲遲懸而未決，也是受到了不同的影響。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