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來訪開始，到幕府安政五年（1858年）年初，扶桑政局風起雲湧，而齊昭一系在其中動作不少。
政局往簡單說，就是“原本掌舵人去世，新掌舵人不能服眾，進而導致內部紛爭不斷”。
嘉永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黑船第一次來訪結束後的第十天，當時的公方樣家慶因病情加重而去世。但繼任的將軍家定闇弱，於是幕政實際上以幕臣為主，大權落於阿部正弘為首的老中們手中。
因為接連的人禍（西洋諸國的逼迫）和天災（連續三年的大地震），承平已久的幕府一時不知所措，面對危局不得不放鬆權利把控，於是，原本以譜代大名、大身旗本為主的執政方式被打破，原本邊緣化的京都朝廷、親藩和外樣都開始得以干涉幕政。
可惜的是，舊時的秩序被破壞，但執政的新秩序卻遲遲建立不起來——權利的甘美只要被品嚐過，就沒有人願意放手。
在權勢再平衡的過程中，各方的衝突不斷升級，而引發這場改變的“禍首”，原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一系，也無力平息紛爭，他只好準備黯然隱退。
安政二年（1855）十月，以江戶大地震的發生為由，阿部辭去首席老中之任，轉由堀田正睦接手——阿部本來想徹底脫身而去，但之前他做了十年老中首席，威望高、潛勢力龐大，各方都需要他平衡局勢，因此他走不脫。無奈之下，他只好轉任勝手方，繼續留任於老中評定會。
各方爭鬥的底氣來自於實力和“大義”。
從實力上看，幕府御領（包括旗本領地）的表高約為680萬石；譜代大名的領地為670萬石；親藩約為260萬石；而外樣大名則是將近千萬石。
原本把持政局的譜代大名和旗本，管理的石高佔了扶桑總數的一半，而且幕府的役職都掌握在這些人手中，所以親藩和外樣自然落於下風。
但從名義上說，親藩與將軍比其他人更近一層,畢竟是同一個祖宗麼。
不過，德川家成立幕府已近二百五十餘年，因此親藩雖然還掛著德川、松平的姓氏，但血脈已和將軍本家一系漸遠。因此在某些譜代大名和旗本看來，親藩也只是名義上尊貴而已。
但幕府以儒學治天下，加上傳統的影響，大義，也就是名份，極為被看重：
譜代大名和旗本世襲領地，以家名為傳承，幕府的役職也是以家格高低來授予的。
就拿小慄忠順為例，他家格是二千五百石的大身旗本，因此成年後只要他的才幹大差不差，自然有幕府高位役職等著他。
親藩自身更是以德川御連枝為傲，自視為德川家的親族。
過去親藩大名一直透過和公方樣的互動來參與幕政——說到底，幕府還是德川家的，公方樣自然掌握最高權力。理論上所有幕府法令都需要將軍最後批准，親藩自然作為德川一脈自然可以透過親近公方樣來影響幕政。
但因為將軍家定為人闇弱，實際上這幾年各家親藩對幕政的影響是被減弱了。
雖然五名老中有兩名親藩代表，但家定繼位後親藩中依然有人不滿意——弘化二年（1845年）、嘉永元年（1848年）松平乘全、松平忠優升任老中，家定在嘉永六年（1853年）繼位公方樣時，兩人依舊是在任老中。
其實這這也能理解——各親藩雖然都是德川分支，但近兩百五十餘年的獨立發展，血脈早已疏遠，所以，這兩位親藩大名出身的老中，不能也不願、更不會代表所有親藩的利益。
加上西洋諸國叩港和大御所家慶去世，造成政局大混亂，因此很多親藩大名都迫不及待有親自出面參政的想法——大名是有每月登城議事的權利，但其實參政的程度很弱。
一是參覲交代要求隔年替換，那大名本人不在場就只能聽天由命；
二是即使在場參與了登城議事，那也只是參與發表意見，沒有決定權只有建議權，實權還是掌握在老中評定會手中——公方樣家定不太愛管事，因此老中們權利大增。
所以，名義上的親藩之首，御三家、御三卿中都有人蠢蠢欲動。
尤其是水戶藩，條件便利，有特有的優勢——水戶是定府親藩。也就是說，水戶德川家主在法理上被要求一直在江戶輔佐將軍。
不過，以前是水戶自己把事情搞砸了。
水戶老藩主德川齊昭，因為與當時在任的公方樣家慶不睦，又因為政見不和得罪了很多人，於是在弘化元年（1844年）被幕府勒令“隱居”、“謹慎”，從此遠離幕政。而接任家主的慶篤，當時只有十三歲，意見根本不被重視。
不過齊昭的潛勢力龐大——他多子多女，兒子過繼給它藩做世子、女兒和其他大名聯姻的很多。而且，齊昭性格直率、才幹非凡，雖然得罪了不少人，但支援他的也很多。
如伊達宗城，以交涉聞名的宇和島藩主，他就差點成立齊昭的女婿——都已經訂了親，但緣結前齊昭的女兒突然病死。
例如，御三家裡的尾張德川家主慶勝，是齊昭替他揚名，才由支藩藩主出任主家家主，其本身又是水戶血脈——祖上是從水戶藩過繼的養子，因此慶勝對齊昭很是親近。
又例如，親藩福井松平家主慶永，對齊昭就很是仰慕，在就藩前曾專門向齊昭請教如何治理藩政。
潛勢力龐大的齊昭，原本是嘉永六年（1853年）在將軍家慶死後才翻了身，被當時的老中首席阿部侍從拉攏，以海防掛的名義重新開始參與幕政。
但因為直秀的亂入，黑船來訪時幕府有了點底子，所以主張以強硬態度對外交涉的齊昭，在公方樣家慶死前就重新出山。
不過，在幕政中齊昭還是同樣不得意——在直秀原本的世界裡，因為持對外強硬的態度，齊昭被不少人認為是“欲開無謀之兵端以亡幕府之人壽”。而直秀亂入後，幕府對外瞭解更多，因此幕臣尤其是老中和大身旗本中支援齊昭的人更少，這回更進一步被認為是“紙上談兵、志大才疏”。
但齊昭的強硬派觀點頗得人心，再加上，在黑船來訪的前十年，他就一直力主加強海防，被視為有先見之明，因此聲望很高——這是幕府的鎖國法令和資訊保密政策惹的禍。很多人並不知道與西洋諸國的真實差距，大家只看到了幕府不戰而屈，卻不能理解幕府做出此決定的原因，因此對敢戰的齊昭抱有期待和好感。
而幕政權勢邊緣的外樣大名也因為各種原因支援齊昭：
親友關係不用說，他人支援齊昭的原因主要是政見相同、燒冷灶和藉機牟利。
沿海的大名都對西洋諸國入侵十分恐慌，其中很多藩國希望幕府能帶領幕藩保護自家的領地，天然對強硬派的首領齊昭抱有好感——齊昭以共同禦侮的口號，團結了很多大名，而幕府在這方面做的就差得多。
雖然幕府也要求各家增強海防，同時放鬆了大船禁造令和軍械購買，還提出了舉扶桑一致的口號，但這些都被記到了齊昭一系名下，認為是他一手推動的，甚至民間有齊昭一系是革新派、老中們是頑固派一說。
造成這個印象的原因有很多：
一是齊昭這方面名氣大——齊昭最先提出興建海防，也是最早的大船試建者。而且他做事勇猛，很多法令的倡議者或鼓動者都是齊昭。日積月累，齊昭一系被視為革新者，名氣愈發高漲。
二是，幕府確實暮氣深重，因此很不得人心——黑船來訪前，幕府對各藩的軍備限制頗多；等黑船來訪後，很多幕臣擔心各家藉此增強實力，所以放鬆的同時加了很多限制，比如申報時限過長或者數量限制等等。
另外幕府的黑箱操作很多，例如對蘭國商館和咸亨洋行的渠道死把著不放。
各藩對此頗有微詞，因此將改變的希望寄託在齊昭一系身上。
燒冷灶則是因為一橋慶喜的緣故——公方樣家定一直沒有子嗣，立慶喜為西丸樣的行情不斷見漲。作為慶喜的親生父親，齊昭自然也水漲船高。
至於藉機牟利那就更簡單了：
本來外樣大名一直是幕政的邊緣人物，因此好事沒有份、苦差事想跑都逃不掉。
而齊昭一系的主張讓這些外樣看到了希望——齊昭所在的水戶一直提倡水戶尊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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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還是幕府尊敬京都小朝廷、然後各藩尊敬幕府這一套，但畢竟是給一家獨大的幕府套上了一個嚼子——以後外樣大名受了委屈，實在不行還可以迂迴到小朝廷那裡想別的辦法，畢竟是多了一條路嘛。
至於想藉此徹底擺脫幕府的，在二百多年的積威下，此時還真沒有一家有這個膽子。
得到了眾多親友、盟友及外樣大名的支援，加上自身頂級親藩的尊貴身份，行事直率的齊昭自然開始對幕政指手劃腳。
安政元年（1854年）幕府與米人、英吉利兩國簽署了《和親約定》——本來應該還有與魯西亞的約定，但直秀協助英佛聯軍順利地掃平了魯西亞遠東領地，導致特使普嘉廷失蹤，這約定自然也就籤不成了。
從第二年和歷四月開始，齊昭聯合眾多大名向幕府中樞施壓，認為兩個約定嚴重損害了扶桑利益，動搖扶桑根本，要求有人對此負責。
確實，這兩個約定都是城下之盟，尤其是第二次黑船來訪，米人提督佩裡多次以武力挑釁，簽訂時所有人都不滿意，只是忍氣吞聲吧了。
這一年米船、英吉利船都根據去年的約定頻繁到訪扶桑，造成了一些爭端和動盪，初步顯示出了約定的不良後果，這導致很多大名和幕臣都改變了原本的看法，齊昭一系聲勢也因此大漲。
但開弓沒有回頭箭，雖說齊昭等人當時確實是反饋簽署約定，但這過了一年齊昭一系又翻出此事來，只能說醉翁之意不在酒、另有所圖。
其實，在嘉永七年（1854年）四月十日，《扶桑米國和親約定》簽訂不久，老中首席阿部正弘就上書要辭官謝罪，但被公方樣家定挽留。
這次齊昭一系又再次攻擊此事，阿部自然無顏留任，再次請求辭官。
但事情的結果卻是：和歷八月四日，阿部依然留任老中首席，當初明確支援簽署約定的兩位親藩大名出身的老中松平乘全、松平忠優被罷免。
結果如此撲朔迷離，自然引起猜測：
有說是“阿部侍從和水戶老藩主達成秘議，準備息事寧人”；也有說是因為齊昭一系上書中指明彈劾松平乘全、松平忠優兩人的，反正眾說紛紜。
之後拔出蘿蔔扯出泥，當日支援簽署預定的大名和幕府重臣可也是不少，訊息傳開後，這些人也開始紛紛上書，替罷免的兩位老中爭辯。
造成這種反覆情況出現的原因有兩個：
一是參覲交代是隔年到江戶來，齊昭一系上書的時候，很多大名和遠國奉行們都不在江戶，所以不知道這件事；
二是知道的也沒太在意。
畢竟，在當時簽署約定前，幕府曾專門開評定會討論此事，按理說，除非是大錯特錯、出現了什麼大紕漏，否則此事不應由哪位老中承擔責任。
尤其是當初阿部老中以首席的身份已經辭過官、謝過罪了，再揪扯這個未免有些不合人情。
所以，很多人認為此事將不了了之，最多就是罰俸做個樣子，所以很多人並未在意。
但松平乘全、松平忠優真被因罪罷免了，這就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了。
因此，自安政二年（1855年）八月起，齊昭一系的咄咄逼人導致對手開始抱團抵抗，而幕政的爭鬥由此開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