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西洋殖民者給米洲帶來了可怕的外來疫病，於短短幾年內就導致了幾百萬人的死亡，而1788年英吉利開始正式移民澳洲後，土著居民也同樣因外來疾病遭受了滅頂之災。
扶桑也有這樣的例子——文政五年（1822年），扶桑爆發傷寒大疫，起因就在於長崎的外來患病水手。
因此，對此未雨綢繆是絕對必要的。
在直秀、小慄、坦庵先生等人的支援下，在蘭醫伊東玄樸、緒方洪庵和高野長英等人的努力下，嘉永五年（1853年）第一版防疫條例就已經完成，隨後不斷增補。
在沒有直秀亂入的世界，扶桑要到1874年長與專齋領導醫務局的時候，才官方承認了以西洋醫術為主流，第二年才廣泛向民眾宣稱近代“衛生”的概念，1874年開始發展近代醫學，至1877年才開始推動近代飲用水道的建設，從而於20世紀20年代，當時水道系統已經基本完備，這才基本上杜絕了霍亂的流行。
不過，雖然防疫條例出來了，但漢醫和蘭醫的道統之爭，使其不能被廣泛接受，幾年下來，僅僅只能在幾個地方得到施行。
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因米人水手到訪，霍亂又開始出現在江戶。
江戶的飲水依賴於兩條人工水道，那就是寬永六年（公元1629年）建成的神田上水和後來增建的玉川上水。
限於當時的條件，水道並不是十分安全，十分容易被汙染。而此時的窮困町民，不但大多居住在長屋這種擁擠的地方，而且本身也沒有多少預防疾病的觀念。
雪上加霜的是，佔了大量份額的漢醫，並不十分認可蘭醫對霍亂的治療方案，而此時的醫生數量本就不足，因此玄樸先生等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傷寒大規模蔓延。
所幸，七月初玄樸先生治好了公方樣家定的急症，藉著家定想賞賜與他的機會，玄樸先生提出想請幕府出面整治疫病。
其實，幕府在疫病爆發後就採取了相應行動，但兩個原因導致沒有取得好的效果：
首先，漢醫提交的方法不靠譜，雖然也要求隔離病人，但整體療效不佳；
其次，當時不但是與西洋諸國簽署通商約定的緊要時刻，也是政爭的緊要關頭，自然使得幕府高層的心思並未全放在這上面。
不過，這次連公方樣都染了傷寒，甚至還差點因此斃命，幕臣自然個個警惕起來——再不大力管的話，恐怕自身和家人也難以倖免。
因此，在公方樣授意、大老井伊掃部頭親自過問後，玄樸先生得償所願——他參與制訂的的防疫條例被幕府採用，而且江戶的多間寺廟被徵用，作為隔離病人的專用場所。
霍亂的主要傳播渠道在於飲水和食物，光是喝熱水和注意衛生兩項，就能有效防止傳播。
而且，止瀉散，也就是黃連素，也是此時的對症良藥。
在幕府允許日後專營和幾個苗字帶刀名額後，原本製造此藥的豪商和醫館也識趣的很，立即將詳細製法公之於眾。
在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中旬，直秀離開江戶赴任的時候，霍亂在江戶已經得到了控制。
但是，也不知道是哪位幕臣洩露的訊息，“霍亂之疫來自米人水手”居然在七月底就盡人皆知了，朝野形成了對罪魁禍首的聲討浪潮，以致於和歷八月米人水手在下田港遇襲，雖然沒有人致死，但多人負傷。
因為關於密西西比號患病水手的證據確鑿，對這次受襲，米人特使哈里斯也只能口頭抗議而已。
要知道，這可不光是扶桑人的事，當時米、英人在浦賀港的，也多有被波及的。
哈里斯倒是想抵賴來著，可英人特使額爾金不幹啊——霍亂是舶來疫病，不是米人幹的，那就是英吉利、魯西亞的鍋，這種爛事誰
願意沾染啊。
雖然在疫病這事上保持了公正，但扶桑民間攘夷呼聲的高漲，還是引起了額爾金的不安。
要知道，這兩年英吉利在遠東第一等重要的大事，除了亞羅號戰爭外，就數天竺民眾武力反英的活動令人頭疼——至於和扶桑的交涉，與前兩者相比，根本在泰晤士中樞排不上號。
此時如火如荼的天竺武力抗爭，最開始也只是當地反對英吉利輿論的高漲而已。
因此，有過前車之鑑的額爾金對輿論十分重視，他聯合米人特使哈里斯向幕府施壓，“霍亂的是非曲直，西洋諸國必定會保持公正，但由此引發的不利於西洋人士和通商的浪潮，幕府你們必須解決！”
可還還沒等雙方商量出解決方案，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二次白主之戰的戰報就轉回了江戶。
魯人的再次慘敗，激發了扶桑很多人的信心，於是攘夷的呼聲更加高漲。
恰好，此時佛蘭西特使格洛斯也趕到了浦賀港——算起來，他來扶桑的時間比英人額爾金晚了近兩個月。
雖然在亞羅號戰爭裡英佛聯手，但津門約定確定後，兩家艦隊就分道揚鑣了。
原來，和英吉利要到天竺滅火類似，佛蘭西也有自己的痛楚——安南為其在遠東唯一的根基所在，此時也是不穩。
英吉利在天竺已經殖民多年，稱得上是根深蒂固，但相比之下，佛蘭西在安南的力量有限，之前僅限於通商和擁有部分特權而已。
1856年,佛蘭西遠東艦隊以“安南官府非法處死傳教士”為由,炮轟了土倫港。但當時，佛蘭西在遠東只有一大三小四艘戰船，所以只能洩憤而已。而這次藉著亞羅號戰爭的緣故，13艘軍艦增援遠東，自然要變本加厲地向安南討回“公道”。
但其後來聽說米、魯、英、蘭四國在與扶桑交涉通商，格洛斯當然不肯吃虧，於是他也跑到江戶佔便宜來了。
在之前的亞羅號戰爭中，格洛斯和英使額爾金夫唱婦隨，不，是配合十分默契，因此他的意見很受額爾金重視。
在瞭解到額爾金的擔心後，格洛斯提出了一個解決思路，這就是禍水東引！
“你不是擔心扶桑輿論不利於通商麼，這好辦呀，找一個倒黴鬼受過不就得了。壓制不如疏導，你我兩個國度又沒在扶桑大動干戈，犯不上替人受過。”
其實，格洛斯的本意就是要坑死魯西亞。
在對外的陰謀這方面，佛蘭西是專業的。相比佛蘭西，如今已有歐羅巴攪屎棍之稱的英吉利，其實只是後起之秀而已。
15世紀到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中，哈布斯家族治下的斯巴尼亞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國度。
而佛蘭西透過和奧斯曼勾結，拼命攻擊當時哈布斯家族在歐羅巴大陸的另兩個領地——尼德蘭和奧斯馬加，最終成功地將斯巴尼亞拉下了至強的寶座並取得代之。
直到如今，佛蘭西這方面的手段依然十分高超，1853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就是這方面的明證。
這場幾乎將所有歐羅巴強大國度都卷進來的戰爭，其始作俑者正是佛蘭西！
魯西亞固然有其西進的理由，但矛盾激化的卻是佛蘭西的手筆。
1815年9月，魯西亞、奧斯馬加、普魯士三方在打敗拿破崙後締結了神聖同盟，矛頭所指就是法蘭西。因此佛蘭西在1850年挑起的聖地之爭，冀圖引魯西亞西進，重而激發和列強之間的矛盾，而佛蘭西也藉此能夠拜託在外交上的困境。
事實正如佛蘭西所期待的那樣，此戰爭結束後，神聖同盟破裂，而英佛的關係則達到了史上最親密的階段。
但在亞羅號戰爭中，格洛斯發現了一絲不祥之兆——以調停人面目出現的米、魯兩國，獲得了英吉利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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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賞。米人暫且不說，但魯人和英吉利在遠東的合作，無疑是對佛蘭西如今的地位造成了危險。
普魯士王國和為奧斯馬加一直謀求神聖羅馬帝國的再次統一，這點是佛蘭西無法容忍的——歐羅巴的棋手位置太多了，身邊出現一個過於強大國度這不是一件好事！
而自戰後1856年戈爾恰科夫出任外事大臣之後，魯西亞致力於與原神聖同盟中盟友的關係緩和。
如果神聖同盟復興，那佛蘭西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英吉利了，否則將不得不退回到克里米亞戰爭之前的孤立狀態。
每當想到這一點，佛蘭西皇帝拿破崙三世就不寒而慄。
格洛斯對皇帝的睿見十分贊同，因此他準備不遺餘力地在英魯之間搞破壞。
其實，英吉利特使額爾金對小夥伴的心思有所醒悟，但目前的形勢，使他傾向於格洛斯的意見。
自1857年到達遠東後，英使額爾金逐漸形成了幾個重要觀點：
第一，由於地利原因，遠東是帝國觸角的末梢，因此扶持當地勢力是必須的；
第二，由於文化方面的原因，土著對歐羅巴教化十分抗拒，帝國親自下場很可能得不償失。因此，繼續扶持原有官府是非常有利的——當然，要先透過皮鞭和鐐銬讓這些腐朽的官僚們“明白事理”；
第三，魯西亞依舊抱著航海帝國的夢想，不肯老老實實地成為一個近海國度。在這一點上，帝國一定要打消其妄想。
第三點，也就是最後一點，額爾金深受英吉利遠東官僚們的影響。
這些人向他詳細彙報了魯人在阿穆爾河的陸續冒險行為，並提醒他注意米魯之間在遠東的勾結。
對此，額爾金深以為然：
“1856年阿拉斯加落入掌握後，帝國從地理上分割了米魯的領地。因此，限制好大洋這個最後通路，那就能真正實現對魯西亞的封鎖，然後自然可使其成為為帝國理想的夥伴——平時能搖旗吶喊，必要時可以為帝國流血作戰。”
說實話，魯人特使伊格那提耶夫在扶桑的“魯莽行動”，深深地引發了額爾金的厭惡。
與在中華俯首帖耳相比，伊格那提耶夫如今的行為顯得特別討厭：
和米人過從甚密就不說了，對扶桑提出割讓大島的要求，這點凸顯魯人對北太平洋航海權的炙熱野心！
不過，額爾金也有顧忌，因此之前不便阻止其在北地的軍勢行動。
要知道，魯西亞在陸地上和中華接壤，在亞羅號戰爭未結束前，作為英吉利特使，額爾金一直擔心魯人透過陸路直接支援對手。
克里米亞戰爭戰爭中，雙方可是各自出動了幾十萬人。萬一魯人直接插手亞羅號戰爭，額爾金再怎麼為英吉利驕傲，他也不敢想象帝國有能力派遣這麼多人來遠東！
不過，如今佛使格洛斯的建議堅定了他的信心：
“無論如何，也不能因為眼前的擔心導致日後的困局。
如果魯西亞打敗扶桑，那肯定會提出對北方領土的要求。
而這樣必然會導致其復燃對阿穆爾河口的野心。”
想到此處，額爾金不禁有些後怕，幸好魯人在北方戰敗了，否則自己的壓制計劃很可能在其戰勝後無法實現。
就這樣，在佛蘭西特使格洛斯的影響下，英使額爾金的態度有了明顯改變，於是在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底，幕府透過購船的名義獻金於英佛，之後兩國特使答應調停扶桑和魯西亞之間的戰事。
其實，這就是英佛有意讓扶桑攘夷的浪潮指向魯西亞，因此這件事在英佛米魯之間撬開了裂縫。
而在日後有心人的操作下，這條裂縫越來越大，未來終於為扶桑爭取到了一線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