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距嘉永七年（1854年）三月整整過去了十年，距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差不多是八年，據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近乎五年。
這些日期代表的意義是：
1854年《扶桑米人和親約定》簽署，扶桑正式開國；
1858年《扶桑米人修好通商條約》簽署，正式承諾對外通商；
1859年7月1日，長崎、神奈川（橫濱）、箱館三港開埠，扶桑通商正式開始。
這些年來，扶桑的對外策略反覆動搖，進而平添了無數風波，到了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終於贏來了一個總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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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激進攘夷派的標誌，以奉敕意密旨之名，長州悍然於“葵祭”當日上洛兵諫！
自慶長二十年（1615年）的大坂夏之陣後，這是249年之後，扶桑近畿發生的第一場大規模諸侯混戰。
至此，德川幕府維繫了200餘年的“太平盛世”，也徹底進入了落日餘暉的階段。
這次長州進兵的目標“京都”，古稱平安京，坐落於山城國內，西、北、東多山地，南部較為平坦。
嵯峨、山崎和伏見街道，分別在京都的西南和正南之間，長州兵馬從三方向開始進攻，打的就是亂中取勝的主意。
不過本來只有二千兵馬，還要三個方向，多少有些力不能及:
伏見街道最為寬闊，長州藩將主力選鋒隊千人放在此處，以來島又兵衛為前鋒，總大將福原元僴坐鎮後方——雖然名義上，長州兵是護送世子毛利定廣上京自辯，可實際上，因為兵危戰兇，定廣從頭到尾都沒進過近畿，只有影舞者在糊弄人罷了。
嵯峨、山崎方向，則是由奇兵隊千人佈陣，由久坂義助等人統領。
只所以這樣佈陣，完全是長州方面信不過奇兵隊的戰力：
選鋒隊由長州武士、足輕組成，器械精良、補給充分，而奇兵隊呢，則類似鄉兵組織。
雖然在去年的下關之戰中，奇兵隊證明了自己的實力，當時選鋒隊被正面擊潰後，是奇兵隊大發神威，透過遊擊趕走了登陸的三國聯軍。可在選鋒隊眼中，奇兵隊靠的是騷擾，算起硬碰硬的實力，其依然不入流。
可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的這場“葵祭之亂”中，事實證明，選鋒隊可比奇兵隊差遠了：
拿著少量鼻菸壺、大量米尼前膛槍、配有拿破崙前膛炮的選鋒隊，從開戰到潰敗，根本連伏見街道都沒衝破；
反倒是奇兵隊，儘管手裡連青銅炮都沒幾門，但憑著手裡的滑膛槍，居然生生殺入京都的下京。
當然，事後各方分析，這可能也並非選鋒隊之過——面對“扶桑第一強兵”，白主藩兵用的可是連珠槍、機關炮和後膛大筒，這誰打的過啊！
可儘管如此，大家也無法否定奇兵隊的戰績，畢竟人家靠手裡的滑膛槍，居然一度壓過對面的會津兵馬。要知道，會津兵手裡可是有鼻菸壺槍和拿破崙炮的，雙方軍械同樣有代差。
而且，從人數上看，選鋒隊和奇兵隊的對手更是比例懸殊：
選鋒隊是一千人打白主八百，是以多打少還被一擊而潰；
而奇兵隊呢，近乎一千人打一萬，對手開始是兩千會津兵，後來桑名、彥根藩、阿波、備前、因州、米澤等諸侯兵馬一擁而上，恐怕連神鬼面對這種局面，也無法逃脫敗亡的命運。
不過呢，長州奇兵隊和選鋒隊戰力的孰強孰弱，只是這場“葵祭之亂”引起的一個話題，而震驚扶桑乃至驚動西洋諸國公使的，卻是此戰引起的種種爭議：
首先呢，很多人對長州以卵擊石表示難以理解。
事後根據有心人統計，當時在京都的有八十多家諸侯。
其中，京都守護松平容保會津兵有兩千，新任京都京都所司代，松平定敬的桑名藩兵有一千多，受幕府命令守備近畿的彥根藩有兵馬一千。
再算上將軍家茂上洛帶的兩千幕兵和一千白主兵,光這
些，幕府方面在京都就有七千兵馬。
要是再算上外圍的大坂定番、大坂加番和附近諸侯，那這麼算下來的話，長州以兩千正面挑戰數萬，莫不是瘋了不成?
其次，京都各方在葵祭之亂的表現也頗為可疑。
本來呢，事前說是扶桑皇帝要親自出席葵祭。
可實際上，等正式典禮的之前，公卿和諸侯們才驚訝的發現，御輦裡空無一人。這時關白二條齊敬才慢吞吞地告訴大家，因故扶桑皇帝來不了，這次臨時由他代理祭祀。
問題是，徵夷大將軍的馬車也是空的。
另外呢，六位國是參與，慶喜、慶永、容保加島津齊彬、山內豐信、伊達宗城，其實也一位都沒到。
而且不光這些人沒到，新任京都所司代的桑名松平定敬、受幕令守護京都的彥根，上洛兵馬稍多的阿波、備前、因州、米澤、澱藩等等，其首腦全部未到！
因此呢，當京都四處火起的時候，出席葵祭的所有人都知道有大事發生。
不過呢，春江水暖鴨先知，之前京都內外就充斥著緊張的氣息，各家都在拼命約束人手，如今這不過是圖窮匕首見，倒也沒啥可大驚小怪的。
雖然如此，可事後大家發現，“葵祭之變”中，除了攘夷浪士外，近乎所有人都站在了長州的對面，這件事呢，還是引起了驚歎：
“本來意見不一、立場不同的各家，居然能一致合力懟長州，這件事不管怎麼想，都覺得有些難以接受！”
可不接受也不行啊，畢竟事實如此。
儘管事後，公卿西園寺、“禁裡御守衛總督”一橋慶喜的謀主藤田彪，兩人被發現為在長州營中為亂兵所殺，但一句“受命前往安撫，可惜未成反被殘害”，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至於為啥浪士在京都四處縱火時，有相當多的各家藩兵，自發前往將軍家茂駐蹕的二條城附近，當時劍拔弩張，這也肯定是誤會啊。
甚至政事總裁慶永的越前福井藩，有五千兵馬突然出現在京都，這是從琵芭湖西岸急行軍到京都，還是早就埋伏好了，這些也不必深究。
反正呢，儘管長州喪心病狂以卵擊石，雖說京都當時兵亂叵測難言，可結果卻是一團和氣：
到最後，近乎所有在京的勢力都參與了打擊長州，可憐長州兩千人，戰死的戰死，被抓的被抓，幾乎沒有漏網之魚。
事後，“禁裡御守衛總督”一橋慶喜、“京都守護”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的松平定敬三人為朝廷大加褒獎。
而擊潰長州主力選鋒隊的白主松平家，也榮耀異常——家主茂敏從不倫不類的“南樺太守”被提升為正四位下的“兵部卿”，而筆頭家老堀直秀，也官復原職“安房守”。
之後在收拾殘局的五月初，又有一條喜訊傳來：
長州家主毛利慶親“幡然悔悟”，在前側用人吉田矩方、前佑筆麻田公輔、前大目付長井時庸、前前奇兵隊總督高杉春風的“協助”下，以留守的奇兵隊為骨幹，開始盡除藩內的激進攘夷派。
至於落難長州的朝廷七公卿，儘管病死了一個，可中山忠光，在前一年天誅組之變事敗不是偷偷跑到長州了麼，於是這又湊成了七個，都被抓了，和毛利父子一起，乘船上洛請罪——是長州通告，大家這才知道，原來生野舉兵的澤宣嘉，也偷偷溜回長州了。
說起這個，公卿、諸侯無不驚懼：
本以為四月“葵祭之變”後，長州和幕府還要做過一場。可沒想到，長州居然就自己垮了。
這怎麼可能呢？
長州神道昌盛，上下武力攘夷氛圍濃厚，雖說精兵都拉出來參與“葵祭之變”，可破船還有三斤釘，考慮到吉田矩方等人之前又失勢了，這翻盤也太容易了吧?
可後來等六月初毛利父子、七公卿在大坂上岸後，大家這才明白：
原來，護送的是薩摩、佐賀、筑前福岡三家的戰船啊！
這下子真相大白，說不得毛利家這場變動，是島津、鍋島、黑田三家在外發力
，吉田等人在內呼應，這出兵空虛又被內外夾擊，難怪毛利家垮的這麼快。
其實呢，這真是個誤會，三家諸侯是派兵了，可主要原因還是毛利家在“葵祭之變”中敗的太慘，這心氣沒了，加上吉田、麻田長井和高杉等人蓄謀已久，這才一戰成功。
此時，因為“葵祭之變”的發生，將軍家茂、六位國是參與及各家諸侯，全都留在京都未走。
這長州國主毛利父子加七公卿上洛請罪，大家商量著怎麼論罪好了：
七公卿呢，因為被扣了傳假敕旨的帽子，所以“葵祭之變”加以前的問題數罪併罰，免官、出家且流放北地蝦夷。
相比他們而言，毛利父子的處罰就輕多了。
因為過去“被家臣矇蔽”，後來又“幡然悔悟”，在將軍家茂等人的堅持下，兩人並未受到實際的責罰。
不過對此大家都沒啥可說的，這不處罰可比處罰很多了：
如果處罰了，不管多少，這也算同甘共苦，日後未必沒有翻轉的希望；
可這不痛不癢的就是說了幾句，毛利父子就坐蠟了——同盟的公卿沒落好，奮戰的家臣死的死、貶的貶，就你倆挑頭的啥事沒有。這長州內部怎麼看、外人怎麼看，以後如何取信於人啊!
至此，將軍家茂上洛的大事完全解決，對外減稅、暫停橫濱鎖港，被各方捏著鼻子忍了；三國炮擊下關的變動，也因為長州自亂，這事也自動解決了。
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底，將軍家茂、政事總裁慶永、國是參與島津齊彬、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盡數離開京都，留下“一會桑”穩定近畿。
“一會桑”嘛，指的是“禁裡御守衛總督”一橋慶喜、“京都守護”會津藩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的桑名藩松平定敬。
到了這時，扶桑政局已經明朗，過去的紛爭終於被做了一個了斷：
激進攘夷的長州徹底轉向，武力攘夷的各家也偃旗息鼓，只有號召開國的幕府及其盟友大佔上風。
至於幕府的“十年攘夷”計劃，有減稅和暫停橫濱鎖港的例子在前，那是否還進行下去就只有天知道了。
按理說，扶桑攘夷風潮的高漲，來源於開埠後的物價沸騰——尤其是糧食，幕府這麼明目張膽地延遲攘夷，那還不鬧出大亂子來。
可實際上，亂子是有，但各家各地都沒鬧起來：
事後各方才發覺，就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葵祭之變”前，幕府、白主、陸奧乃至越前、薩摩、佐賀、筑前福岡、土佐、宇和島等各家背景的商船，開始大舉運糧到各地。
這糧食一多，物價就被平抑，而民心也自然穩定。
可這麼多的糧食怎麼來的？
幕府對外宣稱的是，箱館打通了和米人的太平洋東部航線，北米糧食自然就源源不絕。
可這糊弄百姓、町人還成，諸侯對此都不予置信：
雖然米人因南北之戰在扶桑的商人少了，可少了不等於沒有啊！
打聽過了，這北米是盛產小麥等，可這箱館來的糧食，其中夾雜了大量稻米，這不是睜著眼騙人嘛。
考慮到幕府在今年的二月到四月，曾派“健順丸”訪問中華松江，因此大家都覺得，這是幕府掩人耳目，其實這批糧食有來自中華的稻米。
可據各家掃探，和歷六月西洋歷7月19日，湘軍轟塌天京太平門，中華長髮之亂初平，這中華百廢俱興，哪有大批糧食出口啊。
而且呢，運到北地箱館不是運到九州、大坂，這樣的航線也有蹊蹺啊。
但不管怎樣，手中有糧不慌，只要有源源不斷地便宜糧食，幕府說這是北米的，那就北米好了。
扶桑政局的動盪，根源來自各方的憂慮，靠著能提供大量糧食，表現出解決時艱能力的幕府，順利渡過了元治元年（1864年）的危局。
而經歷了文久三年（1863年）至今的探索，小慄忠順首倡的西洋式殖產興業，也開始顯露出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