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金頭去世到現在，已經有36年了。在這期間，西皇城根的宅子中，發生了許多事情。
劉老師夫婦走了，帶著他們的小兒子劉汗青，在首都和平解放前，被裹脅到了灣灣。他們的大女兒劉菡雯，在孫家2萬美金的資助下（得到老金頭遺產的孫家，還是非常富裕的），正在歐洲留學。曹天寶將情況寫信告訴了她。劉菡雯沒有回國，直接從歐洲去了灣灣，找到了他的父母和弟弟。這些年，透過香江鄭子芸家的中轉，劉家和孫、曹兩家書信聯絡一直沒有中斷。
轉業歸來的孫承和曹大廚，又幹起了自己喜歡的老本行。孫承在首都房管局工作，正處級，帶工程隊進行公共設施的修繕。曹大廚則是正科級，去了華北樓飯莊當店長。孫承的妻子姜秀萍早他們一年就在教育局工作了，後來還把出了哺乳期的鄭子芸拉了進去。她們和其他同志組成的工作隊，十幾年如一日，在首都的農村開展掃盲以及適齡兒童入學的宣傳教育。其間，她們先後多次榮獲了三八紅旗手，全國勞動模範，先進教育工作者等稱號，並在人民大會堂受到了主席和總理的親切接見，這也是孫、曹兩家在十年特殊時期，沒有受到迫害的根本原因。
小院中又出現了新的面孔，孫家老三，孫承的小女兒孫衛紅，與曹勇的妹妹曹月，先後腳地出生了。
有生就有死，這是生物的客觀規律。
小院中的4位老人，先後病逝了。更令人扼腕嘆息的是：孫承，因公犧牲了。
那是在曹勇去往香江的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夏天，一個狂風暴雨的傍晚，孫承帶隊在某部委的辦公院中進行危房搶修。房子旁一棵大樹的樹枝被風刮斷，壓在本已岌岌可危的房頂上。房塌了，身先士卒進行工作的孫承犧牲了，終年48歲。
孫承是小院中的主心骨，他的離世，彷彿天塌了一樣。當時事發突然，姜秀萍鄭子芸的工作隊，還在遠郊的山區裡工作，一時聯絡不上。孫家老大孫衛國，在水木大學土木工程系，準備上最後一年學，現在正利用假期，在跟著工程隊實習。
院中就剩下準備上高三的孫衛民和小學剛剛畢業的孫衛紅、曹月三個小的，在家過暑假。這時，平時悶聲不響的曹大廚挺身而出。接到訊息的他，沒有慌亂。他強忍著心中的悲痛，一邊陪伴、安撫三小，一邊妥善安排好孫承的後事，直到其他人得到訊息，陸續趕回家中。
幾天後，在八寶山首都革命公墓的三號告別室，被追封為烈士的孫承同志追悼會正在進行著。莊嚴肅穆的靈堂中，孫承單位的領導和同事，原部隊的首長、戰友，以及孫承生前的好友，聚集在這裡，與孫、曹兩家人一同追憶著孫承短暫而輝煌的一生，並向孫承的遺體告別。
姜秀萍帶著孫衛國、孫衛民兄弟倆，忍著淚水，看來賓表示感謝。而躲在後面的鄭子芸，和孫衛紅、曹月抱在一起，失聲痛哭。孫衛國的未婚妻李翠鳳，攙扶著住院多日，自知時日無多的古稀老人曹天寶，站在一旁。她不時用手帕擦拭著老人眼中流出的淚水，卻不知自己的臉上，早已掛滿了淚珠。
曹大廚再也忍不住了，他衝出禮堂，蹲在牆邊號啕大哭。孫承如親哥哥一樣關心愛護著他，小時候，孫承用自己並不強壯的肩膀，為他遮風避雨；長大後，以身作則，引領他尋找人生的方向。淚眼婆娑中，曹大廚彷彿再一次看到了孫承那寬厚、睿智的笑容。
遵照孫承生前的意願，他的遺體被火化了。骨灰由長子孫衛國在一年後，撒入大海。在轉業回來後，孫承按照遺囑，也是這樣處理老金頭的骨灰，他很認可這種做法。孫承說：“死人還能跟活人爭地不成？如果人人死後都要一塊地，那若干年後，我們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還能有什麼？自我以後，家人全部這樣處理後事（火化加海撒）。”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生活仍然在繼續。
1965年對小院裡的人來講，很是平淡。孫衛國畢業了，分到了國家建工總局。孫衛民高中畢業，帶上了大紅花，參軍走了。這哥倆算是把孫承的事業，分頭繼承了下來。姜秀萍和鄭子芸繼續下農村掃盲，孫衛紅和曹月小姐妹倆一起上初中二年級。孫衛國的未婚妻李翠鳳也畢業了，分到了華夏青年報社，其它也沒有什麼了，對了，曹大廚又胖了兩斤。
接連失去親人的小院，在65年緩緩地休養生息。原本應逐漸恢復生氣，結果卻在1966年迎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
首當其衝的就是身為教育局幹部的姜秀萍和鄭子芸，在紅小將們試圖抓走她倆進行批鬥的時候，鄭子芸機警地拿出了一張照片，那是她們作為全國勞動模範，在人民大會堂與主席的合影。照片一出，鬼神避易。紅小將們倉皇離開了。這時工作隊的工作早已停頓了下來，大家人心惶惶的。教育局的領導，出於保護他們的目的，將他們分散調到了下屬的幼兒園。當時，學校都已經停課，孫衛紅和曹月也回到家中，教育系統唯一未受牽連，還勉強維持運轉的部門，就只有幼兒園了。同時，華夏青年報停刊，李翠鳳因為是三代貧農出身，並且畢業工作不足一年，平時又表現良好，所以審查合格後，被調到公民日報社工作。
華北樓的店長曹大廚也涉險過關了。原本他的職務是屬於被批鬥範圍的，但一來他是軍轉幹部，有政治印象加分；二來，華北樓所屬的武宣區紅小將中有一陳姓頭目，以前曾和家人在華北樓吃過飯，對曹大廚的廚藝很滿意（曹大廚經常“不務正業”，抽空就跑到後廚親自掌勺，並會詢問顧客的意見和建議。）所以，曹大廚便逃過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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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禍難料，曹大廚這邊因為陳頭目的原因，躲了過去，但小院這邊就有了麻煩。小院屬於CX區，這邊的紅小將頭目是武宣區的死對頭。原本不在意的他，得知那邊陳頭目出面保下了人。他本著對手做的事，自己一定要添亂的原則，一紙命令，將小院徵用，後來又嫌小院太小，索性將原宅基地的另外半邊的房子，也作為駐地一起徵用了。
被趕到大街上的孫、曹兩家，抱著匆匆收拾的行李，正手足無措的時候，一輛疾駛過來的卡車，帶來了戲劇性的轉折。陳頭目聽說對手為了打擊自己，強徵民宅，把自己剛剛保下的人趕出了家門，頓時大怒，覺得自己丟了面子。於是他派車將孫、曹兩家接到了自己管轄的武宣區，並找了一個院子把兩家人安置了下來。
院子在和平門到前門之間的衚衕裡，是一個很小的院子，總共也就50多平方米，只有一溜四間偏房（房子東西朝向），房間也很小，不足10平方米，原來孫家宅子，正屋最小也在20平方米以上。
條件相比原來，艱苦了許多。但這時，兩家人沒有怨言，他們相互扶持，共同度過這動盪時期。
新家雖小，卻被兩家人安排得井井有條。曹大廚夫婦、姜秀萍各住一間，孫衛紅和曹月合住一間，孫衛國準備結婚，所以也單住一間。他們在院子不大的空地上，還搭起了一間小廚房和一間飯堂，像以前一樣大家共用。
運動在全國範圍如火如荼地展開，孫、曹兩家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生活著。
時間又過了兩年。
1968年10月的一個傍晚，準備在春節與孫衛國結婚的李翠鳳，下班後匆匆跑過來，說了一個對孫、曹兩家，尤其對孫衛紅和曹月來講，如同晴天霹靂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