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詔令，再加上資歷深厚的宰相史浩背書支援，言官朝臣再反對也無濟於事。
雖熱不能更改詔令，但言官們的奏摺還是如同雪片一般飛至趙案頭，北伐大事他不能廣為宣揚，自然不能解釋，令他十分頭疼。
為掩護楊叢義籌備北伐，無奈之下，趙只能讓史浩發動懲治貪贓枉法的行動，給言官們找些事做，轉移他們的視線。
沒想到這場皇帝和宰相親自發起的反貪腐行動，前前後後持續了兩年，殃及江北絕大多數州縣，下至縣令，上至六部侍郎，期間不知多少官員被牽連貶官、罷免。
在這場聲勢浩大、綿延兩年之久的反貪行動中，當年在宰相陳康伯主持，透過捐獻獲得官職、爵位的鄉賢，多數都被罷免了官職，削掉了爵位，就連已經過世多年的陳康伯都被言官們拉了出來，逝者不究，但他在朝中為官的兒子卻被貶去了蜀中偏遠之地，這輩子恐怕都不會有機會再入朝堂。
除了那些捐獻的鄉賢外，曾在金國統治時期在金國做過官的官員，很大一部分也遭受牽連，絕大部分都被直接罷免，即使表現正常的官員也被降職貶官，只有少量政績突出、官聲不錯的官員得以留任和升遷。
這場反貪行動使江北各州縣出現了大量官職空缺，無官補任，汴京便向江南放出風聲，有功名在身的天下人才皆可入汴京求官。
此訊息一出，三兩個月內便傳遍江南。
江南地界，成百上千透過科考之後，身負功名，卻只能在家待選的人，和沒有門路升遷的低階官員，紛紛北上求官。
甚至連臨安城內的太學生和江南各地書院的學子，都紛紛北上，臨安已老邁腐朽，年輕的學子根本沒有多少機會，既然汴京需要大量人才，必定是要開科舉的，到時候他們就能像汴京第一次科舉那般，力壓江北學子，一步登天！
兩年中，幾乎每天都有官員被貶被罷免，前邊的空缺職位還沒選出合適的人選，又有職位空缺，請求派官。
為選官挑選人才，吏部、禮部忙的焦頭爛額，連兩部侍郎都換了幾個，都是因為忙中出錯，被言官揪住不放，不得已辭官，或是直接被罷免。
選人充官，忙碌的吏部和禮部被御史臺的言官們盯得很緊，主掌國庫和天下賦稅的戶部也被御史臺盯著，刑部、工部更不用說，言官們根本不會放過，唯獨極為低調、幾乎沒什麼事做的兵部，難以引起御史臺注意。
反貪兩年，是御史臺言官們最輝煌的兩年。
這兩年裡，只要被他們盯上的官員，幾乎就不可能逃脫貶官和罷官的下場。
提起御史臺，從汴京到地方，大小官員聞之色變，特別是那些上了年紀，官場關係複雜的地方官員，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誰牽扯出來。
當然這場反貪行動，除了風光無限的御史臺言官們喜歡，汴京城內聚集的成百上千的學子、以及等待派官的年輕士子們也十分喜歡。透過反貪，官職不高的言官們獲得了無與倫比的成就感，而學子、士子則擁有了迅速進入仕途的機會。
這場為轉移視線而發動的轟轟烈烈的反貪，直至北定八年五月，大宋與金國完全撕破臉，撕毀和議盟約，朝中言官們的視線轉向邊關，才漸漸結束。
在汴京反貪開始後不久，河間府與真定府、燕京的關係忽然變得緊張，為防西金、東金聯合，南下奪取河間府，入侵大宋，樞密院副使楊叢義便請纓趕赴山東濟南府，親自主持前線防務。
河間府局勢緊張，朝中無人不知，之前周振也因為此事被罷免了官職，是以楊叢義請命赴前線，朝中沒有太多反對聲音，他得以成行。
北定六年四月，二夫人孟芸娘產子兩個月後，楊叢義隻身離開了汴京，沒有帶任何家眷，當然像他這種手握重兵的人，家眷也不可能離開汴京，除非交出手中的權力。
離開汴京之後，楊叢義直接趕往濟南府，而後就在此地駐紮，整軍備武，大有增兵河間府，強奪燕京、真定府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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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更是多次北上河間府巡視邊防事務，每次都要求守將勤練邊軍，修整城池，以防真定府、燕京金軍忽然襲擊，並不止一次警告邊軍守將，若河間府任何州縣有失，軍法處置！
幾次巡視之後，河間府駐軍開始每日不間斷的操練，每支軍隊都被調動起來，戰備級別驟然提高。
由於河間府的宋軍忽然提高了戰備級別，日日練兵，真定府和燕京便坐不住了，先後開始加強整軍備武，提防宋軍忽然發動戰爭。
準備戰爭就需要大量財力民力，更進加強軍備，本就財賦不足的真定府和燕京更加窮困，只能向當地百姓、鄉紳加徵賦稅，強徵徭役。
如此一來，真定府和燕京地區的百姓負擔加重，再加上他們感覺到大戰將近，便紛紛開始逃離居住了幾輩子的土地，但他們能逃的地方不多，往北天氣寒冷，不適合耕種，往西是高大的山脈，沒有土地可耕種，唯一的選擇就只有南下了。
於是真定府、燕京地區的百姓開始冒死向南逃難，他們一路從燕京外圍逃到河間府，得到賑濟之後，又覺得河間府不安全，便又從河間府逃至滄州，到了滄州又認為南邊的濱州更安全，最終他們在各地官府救濟下，一路逃到山東境內，方才逐漸穩定下來。
而從真定府南逃至大名府的百姓，並沒有全部留在大名府，不少人直接渡過黃河，來到黃河南邊的興仁府境內。
北方局勢持續緊張，真定府、燕京地區百姓紛紛逃離，河間府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即使官府一再安撫，隨著緊張的局勢持續，多數百姓為了活命還是先後遷至濟水以南的山東各州府。
這麼一來，河間府便有了大量無人耕種的土地，當地駐軍即使屯田，也種不了那麼多地，幾個月後，那些良田便成了荒地。
與此同時，隨著無數北方流民遷入，山東境內已經沒有太多土地供他們開墾耕種，如何安排安置他們，不引起動亂，便成了問題。
好在益都府知府兼山東安撫使沈縉以前曾統管山東多年，各州府主官雖對他瞭解不多，但山東各州本地官吏和鄉紳百姓卻知道他的大名，感念他的功德。
當年山東之亂，便是在他帶領下迅速平定，無數流離失所的百姓得以安居，三年免賦，讓他們渡過難關，活了下來，並積累了一些糧食和資產，而後朝廷又繼續免賦三年，前後六年，山東才漸漸富庶起來。
所以這批南下的流民，沈縉出面，稍一號召，很快都得到安置。
這些人一部分租種了田地，繼續種地，一部分進了工廠作坊，還有一部分入行漕運和陸運，只要勤勞，吃飽飯沒有問題。
眼見山東境內百姓大幅增多，民力充足，經過籌劃，沈縉聯合益都府、濟南府、濰州、密州等地豪紳巨賈，修建連線密州、濰州、萊州、濱州、益都府、濟南府等山東重要城市的水泥道路。
經過多年試驗研究，當年他從流求帶來益都府的造院人才，已經研發出更好用的水泥，築城修路，綽綽有餘。
當年濟南府城池的重修加固便用了大量水泥，使工程進度大幅縮短，工期減少不少，準備反撲的金軍發現濟南府城牆比之前高了一丈，自知無論如何也難以攻破，便直接放棄了山東。
現今的水泥比當年那些又有進步，既然各州各府每年在修路上耗費不知多少民力財力，那為何不拓寬官道，在上面鋪上水泥？
水泥堅固，如此一來，就不需要每年重修，一勞永逸。
加上密州、萊州臨海，航運逐漸發達，貨物轉運需求大，再加上濟南府臨濟水，而濟水又連通黃河、運河、淮河，溝通長江，漕運也很發達，物資豐富，但濟南府與益都府等山東其他州府沒有河流相連，只有陸路官道相通，物資轉運困難。
所以修築堅固的官道對山東各州府豪紳巨賈還說十分必要，但要讓他們自己修建，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修築官道只有官府才有權力。
於是在沈縉找到他們共商修築硬化路面之事時，他們表現出了很大的興趣。
但接下來，到商議各出多少錢財時，便出現了分歧。
有人建議按各自財產多少攤派，資產多的多出錢，資產少的少出錢，有人建議各修一段，還有人建議兩州之間的官道有當地商賈自己組織修建，比如萊州到濰州的官道硬化，就有這兩州鄉紳商賈出錢修建，不管花費多少，他們自行負擔，當然還有人建議，所有商賈平均分擔修路的錢。
眾人爭執不下，出錢修路，各有想法。
最終有商賈提出另外一個辦法，兩州之間的官道兩州自己修，修好之後，外地商賈和沒有出錢修路的商賈想要運貨路徑這條官道，就得按路程繳納一定數量的過路費，每年收取的過路費一部分用來維修道路，一部分按出資多少，返回出錢修路的商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