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在我看來，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是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一個真正講道德和人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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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社會裡，剝削之所以不存在，是因為這個社會講求道德。
無論怎麼說，剝削都不是一種符合道德的事物，所以這樣的事物是一定會被一個講求道德的社會所唾棄的。
但在我們所身處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裡，剝削卻依然存在，而且為領導階層的‘同志們’所維護，所推崇。
這樣的社會和充滿剝削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什麼區別？最大的區別也許就是剝削者的形象和身份不同而已。
怎麼不同？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剝削者是掌握生產資料和鉅額財富的資本家。而這個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裡的剝削者就是掌握權力的官僚分子。”
在蘇聯第二大城市列寧格勒，開始出現了一群“敢於發言”的年輕人。
這群年輕人當中，有不少是列寧格勒大學的學生，他們受到了列寧格勒大學校長亞歷山大·沃茲涅先斯基(國家計委主席尼古拉·沃茲涅先斯基的哥哥)的影響。
亞歷山大·沃茲涅先斯基的思想，在蘇聯這個比較嚴格保守的國家裡，已經算是比較“開化”了。他的思想比較傾向於自由化和道德化的路線，鼓勵學生進行批判思考，推薦學生們研習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更多的研究和討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又一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在列寧格勒大學的學生群體當中組織了起來，他們被鼓勵批判思考，自由發表各種各樣的言論。
這些言論當中，有不少是反對斯大林政府的，但在列寧格勒這種鼓吹自由和批判思考的氣氛下，發表這些言論的人往往不會惹上什麼事情。
就算惹上事情了，那也有列寧格勒大學的人為“倒黴”的人做擔保，而在列寧格勒大學(也就是亞歷山大·沃茲涅先斯基)的背後，還有一個叫尼古拉·沃茲涅先斯基的政治局委員，而沃茲涅先斯基的背後，還有蘇共中央第二書記安德烈·日丹諾夫。
在列寧格勒，幾乎沒人敢得罪沃茲涅先斯基等人，因為這些人的背後恰好就是蘇聯政壇中，掌握著巨大政治力量的“列寧格勒派”。
這股政治勢力在中央的力量雖然並不足以讓他們呼風喚雨，但至少目前來說，他們在列寧格勒這個地區也已經擁有近乎於“呼天喚雨”的力量了。不但是市委，就連市政府，市蘇維埃裡面的主要領導，幾乎全都是“列寧格勒派”的人。
在一個地方裡，得罪當地的黨政領導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所以很多在列寧格勒生活人在發現有列寧格勒大學學生懷有反斯大林思想或者傾向後，一般都會選擇隱瞞。
少數選擇舉報的人可能會成功，但就算成功了，最終被舉報的人也有可能在大學方面的擔保下逃過一劫。
也許，亞歷山大·沃茲涅先斯基鼓勵批判思考，推崇人道主義的出發點是好的，他以招生的方式“拯救”“人民公敵”子女的行為也是值得讚揚的。但這樣一來，那些曾經受到蘇維埃政府壓迫的人可能就因為得到亞歷山大·沃茲涅先斯基的庇護，處境暫時安全，而開始變得毫無顧忌起來。
部分學生批評政府的言論或許還是對的，蘇聯政府目前來說還暫時存在著不少的問題，其中大部分問題都是由黨內官僚主義分子或修正主義分子所引起的，但結果這些問題的“罪魁禍首”往往被歸咎到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斯大林身上，令人對斯大林，乃至於整個黨內的所有幹部都產生牴觸之意。
一些“人民公敵”的學生更對這些問題“深有體會”，他們親身經歷了父母被內務部人員逮捕的痛苦，自己被迫過上“人民公敵”子女那種飽受歧視，不受公正對待的生活，自然對內務部及其背後的政權抱有不少怨氣。
當他們有機會發表反政府言論，表達自己對政府的不滿時，這些人民公敵的子女往往會說出一些更加激烈的言論，並會把自己家人的經歷用作為反對斯大林政府的“活例子”，從而增強自己的說服力，每次說起的時候，心裡的怨氣也會隨之爆發，往往會在這種急待發洩的情況下說出不該說的東西。
“柳德米拉，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一名年輕男子打斷了柳德米拉的話語，畢竟這裡是公眾場合，一個人民公敵的女兒發表這些對映政府的言論很容易會引起別人的注意，招惹殺身之禍。（雖然她並沒有提到斯大林，只是在批評他口中的“官僚主義分子”。）
“我說的有錯嗎？那些掌握權力的官僚分子的確在利用自己的權力，剝削廣大的人民。我們的黨，還有我們的領袖也是不容忍他們的，我說的這些難道不符合路線嗎？”柳德米拉用帶有諷刺性的口吻說道。
她說的話，在外人看來，並沒有什麼問題，但實際上，柳德米拉本人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剛才所說的話語，也不相信黨會接受自己的言論。在她看來，如果黨真的不容忍這些官僚的存在，那這些修正主義分子和官僚主義分子怎麼沒有丟掉官位，怎麼還過著人上人的生活呢？
她想到的唯一能解釋這現象的原因，就是斯大林也不反對，甚至是默許這種現象的存在，甚至也在參與著部分的陰謀。
但事實是否如此呢？其實斯大林也曾經多次發表反官僚主義言論，認為任何一個成功的執政黨都會有這些機會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的存在，所以他一直以來都對這些官僚採取措施，並且在大清洗期間把不少在地方上為非作歹的官僚清除出去，讓一些真正有能力，真正願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接替他們的位置。
在這樣的情況下，西西伯利亞邊疆區（後來改為新西伯利亞州）黨委第一書記埃赫、古比雪夫州黨委第一書記波斯特舍夫等地方官僚被清除，而濱海邊疆區黨委書記佩戈夫，白俄羅斯黨委書記波諾馬連科，新西伯利亞黨委書記曼圖洛夫等更有能力，更願意為人民服務的人在這次清洗中接替了那些官僚的位置，並得到更多的機會，在蘇聯政壇上發光發亮。
不過，這場大清洗當中也有為數不少的布爾什維克遭到無辜的清洗，而負責逮捕和清洗這些布爾什維克的人往往就是地方上的官僚。結果，大清洗反而還成為了一些官僚清洗優秀黨員和自己競爭對手的工具，令蘇聯共產黨失去了不少優秀的黨員。
雖然不少官僚已經被逮捕，並且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依然還有為數不少的官僚逃過這一劫，甚至晉升黨內更重要的位置。這些人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在歷史上會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的赫魯曉夫。
斯大林並不喜歡官僚主義分子，但這是不是代表他就能容忍列寧格勒出現這種自由化思潮和反政府思潮呢？這當然是否定的。在這麼下去的話，列寧格勒派恐怕吃棗藥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