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正當阿拉伯聯盟和聯合國為了以色列獨立問題鬧得不可開交之時，蘇聯國內也開始爆發了一場意識形態衝突。
就在這一年，蘇聯國家計劃經濟委員會主席兼最高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相當於國務院排名第一的副總理）尼古拉·沃茲涅先斯基出版了一本名為《衛國戰爭時期的蘇聯軍事經濟》的著作，隨即引起了蘇聯政壇內的軒然大波。
沃茲涅先斯基主要觀點是認為蘇聯經濟的不同分支機構之間所分配的勞動應該是由價值規律（這裡指個別企業和行業的盈利能力）所確定。因此，商品的價格應該是市場價格，而這個“市場價格”是基於產品本身的價值或生產成本來決定的（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中等於生產成本加上平均利潤）。
沃茲涅先斯基認為，要讓企業的生產符合他所謂的“價值觀規律”，就必須要加強成本核算（以個別企業和行業的盈利能力為基礎的核算）在組織生產中的作用，同時運用獎金形式對企業人員進行經濟獎勵，以“透過個人激勵的獎金提高產量”。
除此之外，他還認為“蘇聯經濟體制下的國家計劃應當利用價值規律來設定社會產品的生產和分配所需的比例。價值規律不僅在生產中起作用，而且還在產品交換中起作用。價值規律還在蘇聯國民經濟的各個分支機構之間的勞動分配本身中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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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沃茲涅先斯基就是認為蘇聯的企業應該以盈利為標準，不僅要在生產中盈利，還要在交易中，銷售中盈利。
也就是說，按照沃茲涅先斯基的想法，蘇聯全國所有的企業都要生產能夠為企業本身帶來利潤的產品，而產品銷售的價格也要符合所謂的“價值規律”，把價格提升到能夠給企業帶來利潤的程度。
這個理論，在不少現代人眼中，並沒有什麼問題。在市場經濟的社會裡，用物質獎勵來鼓勵生產，“企業要盈利”等觀點都已經是一些根深蒂固的概念。
如果工人沒有物質獎勵，那幹多幹少有啥區別？如果企業不追去盈利，那又靠什麼區發展壯大，那又怎麼樣維持運作，不倒閉呢？
誠然，以物質獎勵來鼓勵工人努力生產的想法是對的，無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都是如此，所以蘇聯成立以來都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獎勵努力生產的工人，還發起了“斯達漢諾夫”這樣一個鼓勵工人“爆產能”的“產能競賽活動”。
而沃茲涅先斯基有關價值規律的想法，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裡或許是正確的，畢竟任何資本主義社會的企業都是以盈利為目的，並沒有支援國家發展或改善民生的義務，而整個市場自然也受到價值規律的影響，所定出來的價格也是高於生產成本的，以確保企業及其背後的資產階級能夠獲得足夠的利潤。
所以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所謂勞動生產分配比例是按照價值規律來進行調節的，只有按照所謂的價值規律來進行生產和市場規劃，才能讓企業獲得最大利潤。
但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系裡，價值規律是不是調節各個生產部門間勞動分配比例的準則呢？這樣的理論是否正確的呢？
對此，歷史上斯大林在1951年就已經在自己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裡給出了答案，“假如這是正確的，那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我國沒有用全力優先發展最能贏利的輕工業，而去發展往往贏利較少有時甚至不能贏利的重工業。
假如這是正確的，那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我國不關閉那些暫時還不能贏利而且工人的勞動在其中不能產生所謂應有效果的重工業企業，也不開設確實能贏利而且工人的勞動在其中能產生所謂巨大效果的輕工業的新企業。
假如這是正確的，那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我國不依據彷彿調節著各個生產部門間勞動分配的所謂比例的價值規律，把工人從那些對國民經濟很需要但贏利很少的企業調到更能贏利的企業中去。”
然而，沃茲涅先斯基並不是這樣想，就連他在歷史上的其中一個政敵——赫魯曉夫也在有關“價值規律”的問題上的觀點與沃茲涅先斯基保持著高度一致。
歷史上，到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的政府便開始為沃茲涅先斯基翻案，並且開始將沃茲涅先斯基的一些構思付諸實行，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讓蘇聯的經濟和市場更加符合所謂的“價值規律”。
這一系列的政策，被後人稱之為“修正主義政策”，而赫魯曉夫自然也被標籤為“修正主義者”，從此蘇聯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
到了後來的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黨政高層不但沒有讓蘇聯經濟重回正軌，反而還繼續加大修正主義改革的步伐，使蘇聯淪為一個披著社會主義外皮的資本主義國家（準確來說是國家資本主義或國有資本主義），蘇聯的經濟從此陷入了“停滯”狀態，不再有斯大林時代的高速增長。一連串脫離馬克思主義道路的政策也為蘇聯的解體埋下了伏筆。
斯大林一直都很忌憚這種“修正主義觀念”的存在，但這一次，他並沒有急著對沃茲涅先斯基等人動手，而是選擇靜觀其變，等更多修正主義分子跳出來，之後再將他們一網打盡。
沃茲涅先斯基的發表作品後，便開始利用自己作為國家計委主席的權力，著手發動旨在使這些設想實踐的經濟改革，主要改革內容就是將國內商品的價格重新制定，以便與生產價格相符。
但這樣一改，便會導致很多基本生產資料價格和運輸價格上升一倍或以上，造成大幅度的通脹，增加百姓的生活負擔。
即便如此，沃茲涅先斯基的改革方案依然獲得黨內不少人的支援。這些支援修正主義的人當中，就包括了：
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阿列克謝·庫茲涅佐夫；
列寧格勒州委書記波普科夫；
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米哈伊爾·羅季奧諾夫；
莫斯科蘇維埃主席格奧爾基·波波夫；
車里雅賓斯克州委第一書記帕託利切夫；
列寧格勒大學校長亞歷山大·沃茲涅先斯基（尼古拉·沃茲涅先斯基的哥哥）；
除了這些人以外，最高部長會議副主席阿列克謝·柯西金也對沃茲涅先斯基的改革方案表示謹慎支援。這些支援改革方案的人，包括柯西金在內，幾乎全都是“列寧格勒派”的一份子，就算不是，那也跟列寧格勒派保持著緊密的聯絡，是他們的政治盟友。
但出人意外的是，一向被視為“列寧格勒派”老大的蘇共中央第二書記安德烈·日丹諾夫不但沒有表達支援的立場，反而還縱容“西伯利亞派”的人利用他分管的宣傳機構和媒體發表反對沃茲涅先斯基的言論。
在日丹諾夫的“縱容”下，蘇聯各大媒體又出現了一些反對沃茲涅先斯基的文章。
首先“發炮”的，便是被視為“西伯利亞派”重要人物的烏克蘭黨委第一書記康斯坦丁·契爾年科，然後是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潘特雷蒙·波諾馬連科，之後曼圖洛夫、“安德烈的三次方”（即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安德烈耶夫），還有白俄羅斯、新西伯利亞州的第一把手都發表了類似的文章。
令曼圖洛夫感到欣喜和意外的是，哈薩克黨委第一書記佩戈夫（歷史上同期是組織部副部長，之前是濱海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也表達了和自己一樣的立場，主動向“西伯利亞派”靠攏，成為曼圖洛夫的政治盟友。
就這樣，“列寧格勒派”和“西伯利亞派”之間的權力鬥爭，同時也是蘇聯第一次反修正主義鬥爭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