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最講究的就是證據，沒有證據，證人也可以。餘生有大量的證人可以作證，這一點就可以秒殺日本律師團提出的諸多疑問和推斷。更何況，如今的美國人和法國人好的穿一條褲子，都是盟軍陣營。
這些大法官自然而然便會偏向餘生一方。這個日本人並無證據的推斷，就此揭過。
雖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規定，一切反詰都限制在直訊時所提到過的主要問題上。但是，也有例外之處。日本人常常繞開問題本身，對闡述事實的證人本身的人品問題，進行攻擊。務必讓人感覺證人的人品，不是那麼堅挺。證詞不是那麼可靠。
而日本人對證人信用和人格的攻擊，並不違反英美法系的習慣規則，並不違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憲章、程式規則或各種法官會議決議。所以，這種攻擊雖然超出了法庭規定的反詰範圍，但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卻並未加以制止。
例如，日本律師團的美國律師，曾經反問作為檢察證人，證明皇姑屯事件是日本人一手策劃的日本陸軍少將田中隆吉，“你有精神病麼？”
或者“檢察方面是否答應過你，如果你作出有利於他們的證言，他們便會給你以不可侵犯的權利和不把你當做戰犯來追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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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其他的一些證人，為日本甲級戰犯辯護的美國律師更是直接反問道：“你在參加這一訴訟時期，得到了什麼報酬呢？”
這種反詰的方式，和反詰的問題，經常讓關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證人們憤怒不已。不過，真金不怕火煉，有些問題並不是那麼容易反詰的。許多事實鐵證如山，任由日本律師團如何巧舌如簧，也無法動搖分毫。
日本律師團對於餘生的反詰，也是從質疑餘生的人品開始。在第一個問題折戟沉沙後，清瀨一郎又拿出一個經過日本律師團討論，認為足以對餘生的信用產生影響的問題。
清瀨一郎道：“根據我和我的同仁。調查得知，一九三八年年初，餘先生在上海灘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對記者敘述過所謂南京大屠殺的‘真相’。而當時有許多報社曾經根據餘先生的敘述，向上海灘的民眾做出報道。”
“我想知道，餘先生早已經離開了南京城，是如何得知南京城中，所謂的‘真相’的呢？而且知道的如此詳盡？這究竟是南京城的‘真相’？還是餘先生的譁眾取寵呢？”
餘生一笑，清瀨一郎這個問題也問的有點技術。他在剛穿越過來的時候。對外界所說的南京大屠殺的真相，確實是根據後世他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資料，回憶出來的。
但是，在穿越過來後，餘生便開始著手蒐集相關的資料和證物。並暗中儲存。為的就是留給後世一個真實而不容抵賴的歷史。而中國人又極多，日本人圍城，雖然殺了三十萬中國人，但是在日本人屠刀忍耐求生。陸續逃離南京的，也不在少數。
並且。很多逃離南京的人，第一站就是日本人尚且管不到的上海灘孤島。這些人帶來了大量的訊息，甚至還有照片等證物。而當年唐生智的胡亂指揮，也在老蔣那裡留下了底子。這些東西，被餘生暗中從軍統那裡買來。
至於日本人關於自己軍隊在南京的大屠殺統計，別人手裡沒有。南造雲子手裡卻是有的。餘生早就讓陳天拿了出來。反正日本人手頭的資料數以萬計，也沒有時間每天逐一清點一遍。所以，這些資料拿的神不知鬼不覺。甚至連日本人自己都不知道資料已經丟了。
餘生不搭理清瀨一郎，對大法官威伯道：“庭長先生，我在漂流到上海灘後。便開始蒐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如果有可能，我希望當庭展示。”
威伯精神大振，道：“允許證人當庭展示自己蒐集到的證物！”
這種證物的展示與蒐集，雖然並不透過約瑟夫季南帶領的檢察官團隊，但是，證人對於自己認為重要的證物，確實有儲存擁有的權力，所以，也不算是違規。真實歷史上，約翰馬吉攝錄的有關日本人南京大屠殺的影像資料，便是由他自己儲存的。
在獲得允許後，餘生讓法庭的守衛從證人休息室中抬出一個大箱子。這箱子中，是他在開庭前，便準備好的，有關日本人在南京進行大屠殺的證據。有照片和照片的底片，有十幾份不同人寫的日記，也有日本情報部門和老蔣手下弄出來的官方公文或者絕密情報。
當這些證據被法官一一從箱子裡面拿出來的時候，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一片譁然。
威伯問餘生道：“請問，拍攝這些照片，寫下這些日記的證人，如今在哪裡？”
“不知道。有些日記，是從難民收容所中得來的。據說，寫日記的人早已死於日本人的屠刀下。這些照片的拍攝者，也並不清楚，戰爭讓我再也無法根據照片上的線索去尋找這些照片的拍攝者。”
“至於這些情報，是我無意中從東京的黑市上買來的。具體是否真實，我無法判斷。需要盟軍的情報部門加以甄別。”
這些證據太過於重磅。包括十一位大法官在內，都有些承受不住。威伯一敲錘子道：“我們法官會對這些證據加以閱讀和甄別。現在休庭，呃，兩小時！”
法庭中，只有梅汝璈和向哲浚知道一點風聲，包含讚許的看了餘生一眼。餘生便被法庭守衛請到了證人休息室中。至於清瀨一郎和日本律師團，在如山鐵證面前，啞口無言。直接被無視了。
原本認為是可以為難一下餘生的問題，成了餘生給出資料的踏腳石。純屬自作自受。
餘生提供給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資料並不少。兩個小時的時間，完全不足以讀完。並且，大多日記之類的文字材料。都是以中文為主的，十一位大法官中，除了梅汝璈熟悉中文，其他十個法官並不能直接閱讀這些文字材料。
所以，兩個小時的時間，只夠這些大法官把餘生提供的照片大體瀏覽一遍。而文字材料。則會交由檢察官團隊處理。可是，即便如此，餘生提供的這些照片，也足夠讓人震撼。
這些照片詳細記錄了日本士兵對中國平民的戕害。黑白色的照片中，中國平民的屍體鋪滿街道，而日本士兵仍舊在端著刺刀尋找活人。一旦發現，便會補上一刀。照片拍攝的視角，明顯是在某一個門縫之後。
同時，這些照片還記錄了這些日本士兵各種突破人性底線的暴行。有一張照片中，有一個開膛破肚的中國女子，臉上表情痛楚僵硬，顯然是已經死了。兩三個日本士兵正端著刺刀在其身旁大笑。
而另一張照片上，則記錄著一個猖狂大笑的日本士兵，將刺刀挑起，而刀尖上有一個嬰兒。除此之外，日本士兵對中國平民的槍殺、刀劈、砍頭、鍘刀斷頭、活埋、水淹、大卸八塊、用中國人作為練習刺刀的靶子等照片。應有盡有。
數百張照片，簡直就是人間地獄的真實記錄。讓人毛骨悚然的是。這數百張照片上，竟然便囊括了近百種不同的死亡方式。而這些事情都發生在南京！
除此之外，這些資料中還有一些當年日本國內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雖然日本人嚴格限制對前線日軍不道德行為的報道，但是，初入南京時，也有些得意忘形。所以。也有漏網之魚。
其中的一份報紙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東京****新聞》報道的，兩名日本軍官的“殺人競賽”。
新聞記載了，日軍第十六師團中島部隊兩個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長官鼓勵下，彼此相約“殺人競賽”。兩個日本人商定在佔領南京時。誰先殺滿一百人為勝者。他們從句容殺到湯山，向井敏明殺了八十九人，野田毅殺了七十八人，因皆未滿一百人。所以，“競賽”繼續進行。
到了十二月十日中午，兩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軍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謂殺了一百零五人，向井謂殺了一百零六人。又因確定不了是誰先達到殺一百人之數，決定這次比賽不分勝負，重新比賽誰殺滿一百五十名中國人。
這則新聞在《東京****新聞》上，以圖文並茂的形式連載。舉辦“殺人競賽”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當時被《東京****新聞》稱為“皇軍的英雄”。
這份報紙其實盟軍的檔案室也有，但是日本《東京****新聞》顯然不會將中國人的慘狀刊載在報紙上，所以，原本看時，雖然覺得噁心慘烈，但也沒有到毛骨悚然的地步。
如今這份配著這份報紙和餘生提供的照片一起看，一眾法官才覺得渾身寒毛直樹。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報紙上的笑容，背後有累累屍骨，宛如惡鬼。
這種事情，挑戰人類的道德底線。但凡有些良知的，都不能忍。兩個小時休庭後，十一位法官一致決定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展示這些照片。並選擇有代表性的照片，允許記者拍照記錄。
而這些照片造成的效果，也是轟動性的。當這些照片迫於盟軍的壓力，刊載到日本各家報刊上的時候，日本民眾才明確知道，前方的日本士兵都幹了什麼。
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同樣也觸動了大量的日本人。原本認為自己只是被美國人打敗，不應該接受中國人作為法官和檢察官審判的日本人的囂張氣焰，明顯小了不少。
而在中國南京，當大量的照片和證據被中國報紙報道出來後，許多人泣不成聲。雖然戰爭過去，時隔多年。但是，留存下來的人，對於往事的記憶不曾模糊。還真就有人在這些照片中發現了自己的舊識，原本以為只是在戰爭中失去了聯絡。卻不料，早已被日本人殘害而亡！
一時間，遍地哀聲。為了祭奠死者而燃起的香火連綿不絕十幾日。而餘生的苦心孤詣，蒐集證據，證明歷史，讓日本人無法對南京大屠殺抵賴之事，也被眾人讚頌不已。隱隱然，便有幾家報紙將餘生定為民族英雄。
不過，餘生的證據雖然全面，但是日本人抓住了餘生身為中國人，並且是著名的電影導演這一點。非說這些拍攝者未知的照片，是餘生找演員配合表演出來的。聽得眾人火冒三丈。
而審判也只能繼續下去。隨後，檢察官團隊從中國找來的，在真實歷史上出現過的證人們紛紛登場。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約翰馬吉。
約翰馬吉於一八八四年出生於美國，在從耶魯大學和麻省劍橋聖公會神學院畢業後，於一九一二年，作為牧師，被美國聖公會派往中國傳教。隨後，便在南京道勝堂作傳教士。這種傳教士，自一八四零年之後，便在中國出現，從此之後絡繹不絕。有的人對於中國有些善意，約翰馬吉便算是其中之一。
約翰馬吉在南京道勝堂，一直傳教到一九四零年。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人進駐南京時，約翰馬吉成為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便是號稱中國辛德勒的約翰拉貝。
約翰馬吉為中國人做的最大貢獻，除了在戰爭中救助了無數中國人，在兩個月時間中給日本大使館和日本佔領軍最高指揮機構寫了四百多份《抗議書》和《報告書》，強烈要求停止暴行之外，便是用一臺十六毫米攝影機，將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為都拍攝了下來。並流傳後世。
約翰馬吉總共拍攝了四盤攝影膠片。總長度達一百零五分鐘。這些鏡頭是留存到後世的，有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動態畫面！並由其子大衛馬吉，在後世二零零二年，捐獻給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成為日本人南京大屠殺的鐵證。(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