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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七章 板垣徵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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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頭到尾,土肥原賢二只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長威伯問其是否承認自己有罪時,回答了一句:“主張無罪。”然後便一語不發,全由律師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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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瀨一郎在法庭上,對眾人道:“對所有的指控,我的當事人土肥原賢二先生,全部予以否認。而且他也認為,面對莫須有的這一切指控,他完全不屑於與檢方辯論!因此,為了一個日本軍人的尊嚴,他放棄為自己辯護!”

這種一語不發的策略,看似消極,但卻鑽了英美法系的漏洞。由於土肥原賢二是日本特務機關的頭腦,所以,土肥原賢二許多行蹤記錄,在戰時都是絕密的。即便日本戰敗,這些東西也是第一批被銷燬的。

當檢察組調查土肥原賢二的證據時,發現關於土肥原賢二的犯罪證據嚴重不足,只要土肥原賢二拒絕說話,即提供證詞,那麼根據英美法系的原則,就不能對其定什麼重罪。土肥原賢二或許就能逃過懲罰。

不過,土肥原賢二的無賴龜縮戰術,中國檢查團也並非沒有應對方法。

一九四七年,倪徵燠作為援兵,前往日本東京增援中國檢察組。

倪徵燠此人,是這個時代,中國少有的法學專業人才,更是後世法學界的泰山北斗級人物。此人於一九零六年七月,生於江蘇。一九二三年,在滬江大學文科專業學習。一九二九年,獲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學位,隨後任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法學研究所榮譽研究員。

一九三零年。倪徵燠回國,先後在東吳大學法學院、持志大學、大夏大學、中國公學兼課,並且兼任律師事務所律師。成為上海有名的大律師,由於人脈廣泛,專業精道。很快青雲直上。當年餘生還曾在上海見過此人一面,只不過無甚交往而已。

從一九三三年開始,倪徵燠出任江蘇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推事。在日本人偷襲珍珠港,將上海全部佔據之後,去往重慶。隨後,得到老蔣的重用。一九四三年。倪徵燠出任重慶地方法院院長。算得上是位高權重。

雖然老蔣一開始沒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的審判當回事,認為不過是走個過場。所以,留著精力進行繳費。卻不料,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越鬧越大,越拖越久。

國內對老蔣的不上心,已經頗多非議。而餘生在海外和國內的慷慨解囊,又把老蔣架到了火上烤。如果老蔣再不派出幾個強力人士,那他的臉就算是丟光了。下屬們喜歡的領導。都是能有所擔當的領導。有好處能佔回來,有了仇能報回去。

日本人侵略中國,中國人死了數千萬。如果老蔣毫無反應,那麼。剩下的人也不會再聽他的。所以,老蔣見勢不妙,迅速的召回正在歐洲遊學的倪徵燠,並將其派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倪徵燠到東京。不僅帶來了從國內蒐集到的,關於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徵四郎的罪證,也帶來了對付這兩個人的方法。

方法之一。便是駁斥證人。由於日本人在中國犯下的罪行鐵證如山,所以,日本人尋找的證據和證人,大都不那麼牢靠。雖然土肥原賢二一言不發,但是,只要將其找來的證人和證據一一駁斥,那麼,土肥原賢二便無法證明其無罪。

土肥原賢二找來的第一個證人,是當年土肥原賢二出任關東軍特務機關長時的新聞課課長愛澤成。愛澤成的證詞,其實沒有什麼卵用,只是說土肥原賢二忠厚老實,待人勤懇,本分工作,當年,除了收集情報,沒有什麼秘密行動可言。人品很是堅挺。

反正是滿口空話,並沒有什麼實質的細節,來證明土肥原賢二無罪。而倪徵燠則早有準備。為了駁斥愛澤成的證言,倪徵燠問道:“你是否知道土肥原賢二曾於一九三五年陰謀發動政治軍事攻勢,想在平津組織華北五省自治?這件事情,外國報紙均有報道,證人身為關東軍特務機關新聞課課長,難道一無所知麼?”

愛澤成瞠目結舌。回答知道,剛才的證詞就是假的,是自己打自己的臉。回答不知道,明顯是撒謊,還是會打自己的臉。因為,倪徵燠出示了一份愛澤成的報告,這份報告就是當年愛澤成發現外國報紙在爭相報道土肥原賢二策劃華北五省自治之時,向上級寫的書面報告。

這一下,直接抽中愛澤成的麵皮。

在愛澤成啞口無言之際,倪徵燠乘勝追擊,出示了一份一九三五年,日本關東軍發行的《奉天特務機關報》。

發行這份報紙的本意,是日本關東軍的特務們,想要對其他人證明自己的工作業績。和後世的業績報表是一回事。而土肥原賢二作為日本關東軍的特務頭子,必然要在這份誇耀攻擊的報表上,展露頭角。

所以,這份報紙上不但以誇張的語言記載了土肥原賢二是如何在中國各地策劃陰謀活動的,而且,在報紙的首頁還蓋有土肥原賢二的印章。真真切切,抵賴不得。土肥原賢二也沒想到,一份業績報表,會讓他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而在這份報紙上,日本人還“錯誤”的使用了一個成語。這份《奉天特務機關報》中,有一頁,有一句話是——“華南人士一聞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談虎色變之慨”。

談虎色變,這個成語源自中國。算不上褒義詞,也算不上貶義詞,但是日本人自己把自己比喻成老虎,顯然是自誇之詞。而此時,卻成了自己捅自己的刀子。既然你丫號稱對中國人友善,幹嘛要自稱老虎?

倪徵燠對不懂中國文化的一眾歐美法官道:“‘談虎色變’是說土肥原、板垣兩人兇狠如虎,人們聽到他們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臉色都變了。”

而這個解釋,很輕易的戳到了法官們的笑點。大家都明白,日本人這是自己在作死。於是鬨堂大笑,愛澤成毫無回天之力。

土肥原賢二的第二個證人,是日本原駐天津的總領事桑島主計。一九三一年,土肥原賢二去天津勸溥儀去往塘沽。然後,透過塘沽,到達大連,最終去往長春。此事被桑島主計得知,上報日本外務省。此時的日本外務省。擔心日本陷入外交僵局,所以指示桑島主計對土肥原賢二進行勸阻。

然而,桑島主計根本勸不動土肥原賢二。在勸阻不成後,桑島主計將此事上報日本外務省大臣沘源。用來撇清責任。

雖然,桑島主計和土肥原賢二不是一個派系。但是在對外的時候,卻是一致。中國檢察組,從日本外務省密檔中查到了桑島主計和土肥原賢二之間的電文,以及桑島主計上報日本外務省的電文,將其作為證據。

而桑島主計卻在法庭上說。他上報外務省的事情,是聽信流言,根本不算數。

倪徵燠大怒:“你上報外務省的事情是聽信流言,那麼。你和土肥原賢二切切實實的討論這件事情,也是流言麼?”

桑島主計無言以對,只能敗退。

不過,想要置土肥原賢二於死地。並不能只用駁斥證人這種方法。必須要讓日本人自己證明,土肥原賢二有不可饒恕的罪過。這才算是鐵證如山。要不這貨打死也不開口,根本沒有證詞。是定不了重罪的。

於是,倪徵燠想出了一個聲東擊西之計。暫時放過土肥原賢二,開始審訊板垣徵四郎。

板垣徵四郎此人,出身於以“尚武好戰”為精神的日本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生平並不以才智擅長。

有句話叫做同性相斥,異性相吸。板垣徵四郎能和石原莞爾這個可以號稱兵家的人搭檔默契,只能是個莽夫。兩個太聰明的人放在一起,才會出亂子。終其一生,板垣徵四郎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和石原莞爾搭檔,一起拿下了東北,建立偽滿。

不過,此人和石原莞爾一樣,在輝煌過後,逐漸被排擠出日本上層核心。一九三三年,板垣徵四郎開始和土肥原賢二一起謀劃華北自治。而建立傀儡政權,首先要有大漢奸。土肥原賢二中意的人選是殷汝耕,而板垣徵四郎中意的人選,卻是張敬堯。

至於其餘人等,大多不買板垣徵四郎的帳。但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張敬堯被軍統刺殺於六國飯店。板垣徵四郎的謀劃便成為一場空談。只有土肥原賢二的謀劃,取得了一點成績。

雖然後來板垣徵四郎成功的策反了汪精衛,但是,汪精衛也不和板垣徵四郎一條心。在遵從日本人的同時,也在打著自己的小算盤。

到了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大舉入侵中國,板垣徵四郎率領日本第五師團,在老蔣軍隊的合圍中,憑藉日本人先進的武器所向披靡。把閻錫山打得節節敗退。

然而,中國遠不是日本人可以圖謀的,在日本人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失敗之後。一九三八年,近衛文麿內閣罷免了叫囂三個月解決中國事變的陸軍大臣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召回了華北戰場上的板垣擔任陸相。而板垣徵四郎的次官,便是此時的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

不過,雖然板垣徵四郎位高權重,但是沒腦子的毛病一點沒改。他先是極力主張德日意三國同盟,而且,還批准了日本關東軍用一個師團在諾門坎地區對蘇進行武力挑釁。結果導致日本和蘇聯的衝突,日本關東軍第二十三師全軍覆沒。

從此以後,板垣徵四郎便被日本人趕出決策層。不過,二貨總有其延續自己風格的方式。在一九三九年,板垣徵四郎被任命為中國派遣軍第一任參謀長,輔佐西尾壽造大將。

不過,此時的板垣徵四郎已經不想打了。他想和談!一九三九年,板垣徵四郎要求親自飛往中國軍隊控制的長沙面見老蔣,只求保住偽滿洲國和日本在長城以內的商業利益,日本就撤軍。

不過,仗打到這個地步。即便老蔣願意,老蔣的手下也不會願意。板垣徵四郎兩面不討好,越發的孤立。而日本人也對這個豬隊友無可奈何。到了一九四一年,將板垣徵四郎發配去了朝鮮。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月,日本人在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才將其派往東南亞。

板垣徵四郎直到上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沒有改變自己豬隊友的風格。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關於板垣徵四郎的個人辯護階段開始。板垣徵四郎自己寫下四十八頁辯護詞,號稱要和中國檢察組大戰三百回合。

不過,倪徵燠對付這種智商的人,顯然不需要三百回合才搞定。

在法庭上,板垣徵四郎道:“對一切的指控,我全部否認。難道日本政府能夠忍心看著東北人民生活在苦難和混戰裡面嗎?難道我們出於同情和友誼幫助他們也成為罪過了麼?”

“在我擔任陸相以來,我一直主張撤軍、主張和平、主張停戰,不管檢查團給我安什麼罪名,我始終是一個熱愛和平的日本人!我沒有罪!”

雖然板垣徵四郎確實有過腦子抽風,去和老蔣和談的舉動,但是,借用後世的一句歌詞——“日本人說他熱愛世界和平,亞洲人民都笑了。”

由於板垣徵四郎的最大“功績”,就是製造九一八事變,掠奪中國東北。所以,在法庭上,板垣徵四郎最先撇清的就是這件事。

板垣徵四郎找來的第一個證人,是九一八當晚柳條溝事件發生後,指揮日軍的聯隊長島本。不過,這個島本,明顯也是個豬隊友。他居然在法庭上說自己當晚喝醉了。

但凡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一個醉酒的人,在神志不清的情況下,根本沒有清晰記憶的能力。所以,倪徵燠根本就沒讓這個島本說下去,對庭長道:“島本既然聲稱自己當晚喝醉了,那麼,一個湖塗的酒鬼能證明什麼?又怎能出庭作證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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