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典和荀悅的話，一下子就讓劉協有了撥雲見日之感，彷彿腦子裡有個什麼東西，叮的一下就開竅了。
李家作為豪強，按他所說他們家的莊園經濟是搞的沒有汝南陳家好的，他們李氏的族人雖然多，但平均到個人的生活來看，卻是遠沒有汝南陳氏的族人生活的好，反而對現在被朝廷收編了之後生活的更好。
他自己將自己家的問題歸結於他們家沒有出過兩千石，然而在劉協看來這李典的思維肯定是進入到了一個誤區：他們家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人太多了。
如果他們家真的是累世兩千石的世家大族，那麼當他們人數變得再多一點的時候，他們家的莊園經濟一定也是要崩潰的。
換言之，莊園經濟的人口數量是有閥值的。
而荀家之所以支撐不起莊園經濟，至少是支撐不起一個足以在亂世中自保，只能不停依附這個依附那個的小莊園經濟，其癥結居然是因為家裡的人口太少，而之所以人口太少，是因為潁川這地方官不值錢，地值錢。
也就是說莊園經濟的存在本身，必須以一個特定基數的人口作為基礎，人口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這，就是莊園經濟之所以無法代表先進生產力，只能作為一個畸形社會制度，被時代所淘汰的根本原因。
這樣的畸形制度於國於民都是不利的，而只要找到一個調整底層經濟基礎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則莊園經濟就必然會被淘汰，改革就必然可以成功，魏晉時代的悲劇就必然可以避免！
這讓他想到上輩子看到的經典電視劇走向共和中的一段名場面，康有為跪在金鑾殿上放聲疾呼：殺一兩個一二品的大員，這法就變了！
劉協現在真想對康有為說一句：放屁，劉秀當年殺了幾十個兩千石，這法不也沒變了麼。
為了百姓，劉協不在乎殺人，他對三國還真沒有什麼名人情節，只要是切實需要，曹操劉備他也捨得殺，他殺起人來一定不會比劉秀來得手軟，可是殺人解決不了問題啊！
好在，他作為一個現代人終究是比劉秀和光緒都有見識，這麼一聊，差不多也讓他找到了問題的根本所在。
劉協在上輩子的時候看到過有一個很有趣的說法：明之殤在於錢少，清之殤在於人多。
錢少很好理解麼，大萌朝的經濟制度是爛到根的，明明南宋的時候商品經濟發達，朝廷就已經嘗試發行了紙幣，而即使在南宋那樣戰亂不休的朝代都至少保證紙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擁有價值。
到了明朝，卻是連銅錢都沒有價值，只能用白銀這樣一種毫無鑄幣價值的白銀作為貨幣，又因為國內不產銀，被海外國家大量走私白銀進來，將經濟秩序給著實禍害的不輕。
而清朝人多的這個概念，理解起來就相對複雜一點。
古代秦漢隋唐時期，除非是連年戰亂，人口始終在四五千萬的這個數值上上下浮動，到了宋朝時人口就突破了一個億，而後又繼續持續升高，尤其是清朝時，人口數量一舉突破了四個億。
然而國家耕地面積和土地產出的增長是遠遠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的，清代耕地比漢代增加百分之三百，平均糧食畝產從兩百多斤增加到了三百多斤，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九。
畝產的增加與人口的增加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土豆和玉米這兩種外來作物事實上對於古代社會的影響雖然確實巨大，但也確實沒有那麼大，事實上一直到今天，這兩樣也不是咱們國家的主食，特別廢地不說，早起的土豆玉米也達不到現在的畝產。
所以古代人口的暴增到底是不是因為生產技術的進步呢？是，但不全是，甚至於都並不是最主要的那個原因。
反倒是攤丁入畝，永不加賦等手段，才是清朝人口暴漲的真正根本原因，這裡要分清楚，稅和賦是兩種東西，康熙說的是永不加賦，而不是永不加稅，賦，簡單理解差不多就是人頭稅，有些現代人事實上已經理解不了這個概念了，事實上這劉協現在免徵人頭稅的政策和康熙差不太多，沒有本質的區別。
（個人其實也不太喜歡康熙，康熙有些政策確實很惡，但公允來說康熙之惡不能抹殺永不加賦這四個字的重大歷史意義，評價歷史人物沒必要非大帝即麻子，好像一個好人就不能有汙點，一個壞人就不能有閃光點一樣）
然而人多，真不是什麼好事，上面的那組資料說明，宋明清三朝相對於秦漢來說，人均糧食產出的數量是一直在減少的，而資本主義萌芽事實上也是因清朝時四萬萬人口壓力實在太大，而給壓斷的。
很簡單麼，因為人多，所以人工相比於土地和實物來說相對價值就低麼，因為地少，有限的糧食必須確保要種植足夠的糧食作物，壓縮經濟作物的耕種面積麼，開工廠的收益就不如買地種地來得穩妥，生產加工的價值就遠比不上原材料本身的價值麼，任何提高勞動效率，解放勞動力的生產發明，都特麼是反人類的麼，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下，上層建築建設的奇葩而又畸形也很正常麼。
人少地多的時候，人，才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所以秦漢唐的國家政策和豪強的精力都放在了人口上，宋以後，國家所關注的重點就逐步從人口轉移到了土地，因為人均生產效率實際上的降低，國家能從勞動者身上榨取到的剩餘價值也在減少，尤其到了清代，人頭稅幾乎已經不怎麼收的情況下，直接對人的控制就變得極為鬆散了，說句殘忍的話，四億人死一半，只要耕地面積不減，國家財力恐怕都不會大規模衰退。
朝廷在關乎老百姓的死活的時候收益自然也會跟著降低，富戶地主對佃農捆綁，也自然就沒必要像莊園經濟這樣嚴格了。
所以，人口多了之後，因為經濟模型的變化，不管是國家還是豪強，其實力都是越來越弱的：人均勞動產出在減少，能榨取的剩餘價值反而變少，因為人多管理成本反而增加，所以國家職能與豪強權力都在因為生產成本超過生產收益，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收縮，對人的控制力和動員能力嚴重下降。
具體表現為，國家從基礎生產環節和底層社會管理中退出，朝廷對百姓的組織動員能力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而持續的下降，秦漢以及初唐時期幾乎都是以義務兵役為主要的兵役手段，朝廷可以隨時將普通百姓拉出來編練成軍上戰場，戰鬥力往往還挺強，統治者對外族幾乎只考慮打不打的問題，而不考慮打不打得贏的問題。（包括魏晉南北朝，但這個時期比較復雜，這裡不解釋了，有興趣來我書友群共同討論）
而唐代中後期以後府兵制全面崩潰，作戰的基本都變成了職業士兵，朱元璋時雖然仿照漢唐建立了衛所制度，但衛所制崩潰速度之快卻遠遠高於漢唐，很快就徹底淪為了惡政。
這樣的結果就導致國家命運，或者說朝廷命運與普通百姓個人命運脫鉤，底層百姓的人身依附於土地而不是國家，於是在滿清入關之後，只因承諾了現有的土地結構，則北方大地很快就被平定，反倒是康熙時因為滿人圈地，導致北方大地處處烽煙，極端點說，在八國聯軍進北京的時候普通民眾為了賺錢不惜爭著搶著幫外國侵略者們運輸物資，也是因為如此。
四億人一人一口吐沫確實也能把八國聯軍淹死，但四億人並沒有理由去向侵略者吐吐沫，反而因為八國聯軍開出來的工資較高，京師附近的老百姓爭先恐後的成為了八國聯軍的輔兵，迫不及待的幫著他們狠狠的在清庭的屍體上踩上幾腳。
所以事實上，擁有四億百姓的滿清，雖然在國力上確實是封建王朝的頂峰，但朝廷所能自由調動的國力，卻反而是比較低的，到了中晚期，恐怕比之魏晉也強不出多少去了，打不過一個組織動員能力強大的日本蕞爾小國，也自然就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了。
國家國力不等於政府力量，古今中外這都是同理。
而對於豪強大族來說，人口的暴漲，人均勞動產出減少，他們的實力其實也是在斷崖式下降的。
畢竟越是嚴密的管理，其管理成本就越高麼，國與家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也就是說當人口繁榮到一定程度之後，嚴格控制人身自由的租客意義就不大了，畢竟你養個奴婢，也得管他的衣食住行，也得滿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吧？在人身沒有自由，生產的主觀能動性不足，人均耕地面積又少的社會現實之下，你養一個奴婢或租客的成本，說不定真的比一個租客或奴婢的生產產出還高。
從工商業的角度來說更是如此，莊園經濟的小規模內生迴圈，因為無法用規模效益攤平生產成本，也無法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本身的生產效率必然是不高的，而這個不高的生產效率也無法滿足人口的爆發式增長，你自己造一斤鐵的成本比買一斤鐵的成本都要高的多，你還會搞個莊園自己生產麼？
所以說麼，任何複雜的問題，只要刨到根，那決策的時候就都很簡單了，剩下的也就是細節上的問題了。
如同前文所說，當人口增長之後，莊園經濟自然就會崩潰，豪強自然就會自己將自己削弱，然而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放棄了基層的治理和基礎生產，導致組織動員能力也同步的被削弱了，宋明清三朝內部動亂數量和烈度明顯小於漢唐，這與其說是因為中央集權導致的強幹弱枝，不如說是因為豪強已經不具備了禍亂天下的能力。
但這樣的穩定難道不是以國力衰退作為代價的麼？漢唐亡於內亂，宋明敗於蠻夷，裡外裡這不還是要生靈塗炭的麼？（清朝中前期，八旗子弟其實非常像唐的關中府兵，說白了還是義務兵制的變種，後來八旗子弟玩物喪志，清軍戰力弱下來了。）
有沒有例外？
其實也是有的，劉協穿越過來之前所在的國家人口都已經十四億了，也沒見政府對民眾的組織力度有所下降。
這固然是因為生產力的極大提高麼，但是僅僅以農業產出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的耕地數量其實比古代反而是變少的，又搞了那麼多的副食品和經濟作物，現代人在吃這個字上相比於古代社會可以說各個都是貴族了，反正劉協作為皇帝，也沒覺得在飲食上過的真的比上輩子好，那麼這現代社會的單位畝產，真的已經幾百倍於古代社會了麼？
這真的只是生產力發展的功勞而不是上層建築的進步麼？真的就沒有可以讓劉協借鑑的東西麼？
於是乎，當陳家眾人在這樣一個初春的日子裡，先是被劉協晾著，在門外跪拜了一個半時辰，又在提心吊膽的候著劉協溜溜達達的在他們家逛了一下午，滿心惶恐的一直等到劉協晚上睡覺之後，劉協依然沒有召見他們。
而在一天之後，卻是糜竺從許都風風火火的趕了過來，而天子，依然沒有召見他們。
再一天之後，卻是遠在南陽的陳到，在天子的命令下卻是連春耕都不顧了，帶著陳氏子弟風風火火的就連夜趕了回來，卻是終於讓陳氏的族人安心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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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如果天子要殺人的話，沒道理特意將陳到和他的兵給召過來，這不是給自己增加難度麼。
而到了晚飯時分，卻是關羽親自來請包括陳倘在內的陳氏族人道：“諸位，陛下親自邀請你們赴宴，陛下說今晚的夜色挺美，風也涼爽，他要親自烤炙全羊宴，以招待各位高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