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馬爾庫塞
赫伯特‘馬爾庫塞丨1898—19791德國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年希特勒執政後亡命瑞士曰內瓦，次年移居美國‘並於1940年起在美國定居。著有《歷史唯物主義現象概要》丨198丨、《論具體的哲學〉丨199丨、《哲學與批判理論》丨197丨、《享樂主義〉丨198廠《理性與革命》
19411、〈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丨1958丨、《單面人〉（…以）、(論解放》口968丨《反革命和起義〉丨197丨等。
愛慾與文明
[德]馬爾庫塞
【編者按：本篇是作者名著《愛慾與文明》一書的導言。作者討論了自由與壓抑的關係，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的關係，以及愛慾與政治的關係，是西方0世紀60年代性革命的政治宣言。】
“愛慾與文明”這個書名表達了一種樂觀、委婉的甚至是積極的思想：發達工業社會的成就能使人扭轉進步的方向，打破生產與破壞、自由與壓抑之間命運攸關的聯合，換言之，它能使人懂得作樂的科學，以使人在反抗死亡威脅的一貫鬥爭中，學會按照自己的生命本能，用社會財富來塑造自己的環境。這種樂觀主義的根據是假定那些使人們長期接受統治的理論根據已經失效，匱乏和苦役這些現象也只是為了維護統治制度而被“人為地”維持著。我當初忽略或者說低估了這樣一個事實：這種“行將失效”的理論根據曾被更為有效的社會控制形式（如果不是取代的話）大大強調。正是使社會得以平息生存鬥爭的那些力量壓抑著個體尋求這樣一種解放的需要。只要高標準的生活尚不足於使人們與其生命和其統治者和解，靈魂的“社會工程”和“人類關係技術”便會提供必要的力比多情感貫注。在富裕社會裡，當局幾乎無須證明其統治之合理。他們提供大量物品；確保臣民的ing欲能量和攻擊能量。與他們那樣成功地代表的破壞力量也即無意識一樣，他們也處於善惡之外，在他們的邏輯中，沒有矛盾律的地位。
當社會的富裕日益取決於不斷地生產和消費無用的垃圾貨、不實用的小玩意、故意製造的易耗品和破壞手段時，個體就決不能僅以傳統的方式適應這些要求。看來，即使是最精緻的經濟之鞭也難以保證生存鬥爭能在今天已過時的社會組織中持續下去。同樣，法律和愛國精神看來也難以保證人民大眾會積極支持這個制度的日益危險的擴張。因此，科學地看待人的本能需要早已成了使制度得以繁衍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科學的態度就是把必須購買和使用的商品變成力比多的物件；把人們憎恨並與之鬥爭的民族敵人加以曲解、擴大成能激起並滿足無意識深層的攻擊性要求的東西。大眾民主為這種現實原則的心力內投提供了政治裝飾；它不僅允許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選擇自己的主人，參與統治自己的政府，而且還使主人們藏匿在一層由他們控制的生產和破壞設施的技術面紗背後，並掩蓋了合作者在接受它的好處和舒適時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代價。雖然被有效操縱和組織的人是自由的，但無知、無能和內投於心的他律卻是人獲取這種自由的代價。
對自由人侈談解放毫無意義，因為所謂自由人也就是不受壓迫的人。同樣，當男男女女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性自由時，侈談額外壓抑也是沒有意義的。但事實上，這種自由和滿足正在把人間變成地獄？在一些遙遠的地方，如越南、剛果、南美和一些“富裕社會”的少數民族聚集地，如密西西比州、亞拉巴馬州和紐約的哈萊姆黑人區，就是這種人間地獄的主要部分。這些局部地區說明著總體的問題。要把這些地方說成是發達社會中的一些貧困與不幸的小角落，而且認為這個社會也有能力逐漸地、溫和地清除這些小角落，這不僅是很可能，而且也是很合乎情理、甚至很實在而正確的解釋。但問題在於，發達社會為清除這些角落，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難道不是美元和美分，而是人的生命和自由嗎？
使用“自由”一詞時，我是十分猶豫的。因為時下一些對人類犯下的罪惡恰恰打著自由的旗號。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也屢見不鮮，因為貧困和剝削是經濟自由的產物，全世界人民都曾一再得到其主宰和君主施與的自由，而他們的新的自由結果表明只是對別人的法律統治（而不是一般的法律統治〉的服從。這樣，最初的暴力征服很快就變成了“甘受奴役”’變成了通力合作，以繁衍一個使受奴役變得越來越有價值、越來越有意義的社會。這種同一生活方式的繁衍規模越大、質量越高，就越是明顯地、必然地表明，所有能夠消除主奴關係並使壓抑不再出現的其他可能的生活方式都已消失殆盡。
今天，自由和奴役的結合變得理所當然了，它已成為進步的一種手段。繁榮正越來越成為自動化生產的前提和副產品，這種自動化生產一方面正在內外層空間尋找消費和破壞的新出路，另一方面卻又不願進人國內外的貧困地區。人類的自由形象由於反對自由和攻擊、生產和破壞的這種結合而被歪曲了，它成了顛覆這種進步的計劃。要解放追求和平與安寧的本能需要，要解放“非社會性的”、自主的愛欲，首先就必須從壓抑性的富裕中解脫出來，即必須扭轉進步的方向。
我在《愛慾與文明》一書中業已提出，並在《單面人》一書中更充分地展開了一個論點，認為擺脫戰爭福利國家命運的唯一途徑是要爭取一個新的出發點，使人能在沒有“內心禁yu”的前提下重建生產設施，因為這種內心禁yu為統治和剝削提供了心理基礎。人的這種形象是對尼采超人的斷然否定：這種人智力發達、體魄健壯，不崇尚英雄也無須具備英雄品德；這種人不想過岌岌可危的生活，不想迎接挑戰；這種人心安理得地把生活作為自在的目的，快樂地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我的“多形態ing欲”一詞的意思是指，進步的這個新方向將完全取決於是否有機會使受壓抑、被束縛的有機體的生物需要發揮積極的作用，也即使人的軀體成為享樂的工具而不是勞動的工具。老一套的做法是發展時下流行的各種需要和機能，但現在看來這已經不行了。解放的前提或任務乃是要產生一些新的、性質完全不同的需要和機能。
這種新的現實原則的觀點是基於這樣一個假定：它的產生的物質(技術〉前提在當代的發達工業社會裡不是已經確立，就是能夠確立的。不言而喻，把技術上的可能性轉變成現實，這需要發動一場革命。但正是廣泛而又有效的、民主的心力內投壓制著歷史主體，即壓制著革命分子，因為自由人無須解放，而被壓迫者卻還沒有足夠的力量解放自己。這些狀況重新限定了“解放”這個烏托邦概念：它是一種最現實、最具體的歷史可能性，同時又是被最合理、最有效地壓抑著的，因而也是最抽象、最遙遠的可能性。任何哲學、任何理論都無法阻止臣民民主地將其主人內投於心。在略微富裕的社會裡，只要生產發展到了使群眾能分享社會利益，使對抗能得到有效地、民主地“抑制”的程度，那麼主僕之間的衝突也就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或者可以說，這種衝突改變了其在社會中的地位。然而在落後國家的人民起來反抗不堪忍受的殖民主義傳統及其衍生物即新殖民主義時，則會出現和爆發這種衝突。馬克思認為，只有那些絲毫分享不到資本主義恩惠的人才有可能把它改造成自由社會，就是說，只有那些其生存已斷然否定了資本主義所有制的人才能成為解放的歷史主體。馬克思的這個思想再次在國際範圍內獲得了普遍的有效性。一旦剝削社會成了全球勢力，一旦新獨立國家成了剝削社會爭權奪利的戰場，反抗的“外在”力量就不再是外在的了，因為它們成了制度內部的敵人。但這並沒有使那些反抗者成為人類的信使。他們本身像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一樣，並不代表自由。這裡也可運用馬克思的另一個思想：國際無產階級能從外部獲得其思想盔甲，因為思想的閃電會驚醒“單純無邪的人民大眾”。關於理論與實踐統一的一些虛浮的思想沒有正確看待這種統一的脆弱開端。確實，落後國家的反叛已在發達國家中得到了響應，發達國家的年輕人正在紛紛抗議富裕社會中的壓抑，反對對外戰爭。
一方面是對偽父親、偽教師、偽英雄的深惡痛絕，另一方面則是同全世界受苦人的親如手足，在這兩者之間是否有某種“有機”聯絡呢？這裡似乎有一種差不多是本能上的親近感。在國內，對本國的反叛似乎基本上是衝動性的，其目標很難確定，它是由“生活方式”引起的反叛，因此屬於身心衛生問題。人的肉體與“機器”發生衝突，但這種機器不是可以使生活更安全、更輕鬆，使大自然變得更仁慈的機器，而是另一種專門取代這種機器的機器，即政治機器、社團機器和文化教育機器，它們把禍福熔成一個理性整體。今天，這個整體已有很大的規模、很強的內聚力和很有效的功能：難道否定勢力還集中於那些尚未被完全征服的原始的基本力量之中？人的身體與這種機器發生著衝突，男女老少高舉著最原始的武器，反抗並制止這種有史以來最殘忍、最有破壞性的機器：難道當代的革命仍是一種游擊戰？
歷史上的落後現象也有可能成為扭轉進步之輪方向的歷史機緣。當富裕社會的雷達轟炸機、化學武器和“特種部隊”向世界上最貧困的人民及其陋室、醫院和良田襲擊時，過度發展的科學技術便遭到了駁斥。這些“意外的災難”揭露了事實的真相，它們撕破了掩蓋著真實威力的技術面紗。過度的燒殺能力以及與之相伴的心理行為乃是剝削和壓抑制度中生產力發展的副產品。這種制度使其特等臣民越舒適，生產力就越發展。今天，富裕社會已經表明，它是一個正在交戰的社會；這一點，如果其公民尚未注意到，那麼其受害者必定已經注意到了。
發展緩慢的國家、技術落後的國家在歷史上也可能有優越性，這就是它超過了富裕社會這個階段。落後的民族，由於其貧困和弱小，可能沒有能力對科學技術作攻擊性的、浪費性的利用，相反，它們控制好生產設施，使之只為滿足和發展個體和集體的生活需要服務。
對過度發達的國家來說，這種機緣就是消除這樣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人的勞動是一種自我推進的力量，它使人對生產設施的屈從以及與之相伴的過時的生存鬥爭方式持久存在下去。消除這些生存鬥爭方式一如既往地是政治活動的任務。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卻存在著一個重要差別。以前的革命導致了生產力的更大規模、更為合理的發展，但今天在過度發達的社會裡，革命將逆轉這股潮流，它將消除過度的發展，消除其壓抑的合理性。富裕生產的放棄決不意味著贊成一種純粹的、簡樸的、自然的狀態，相反，它標誌著（並有助於）人類發展到一個以技術社會成就為基礎的更高階段。由於不再生產那些奢侈品、有害物（這個階段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徹底終結），本來由這種生產給人畨來的身心創傷也就可以消除了。換言之，推動人們去塑造環境、改造自然的，將是解放了的而不是壓抑著的生命本能。至於攻擊性，它也將服從生命本能的要求。
對落後國家來說，這種機緣則在於缺乏有助於壓抑性剝削技術的條件，缺乏有助於攻擊性生產的工業化。看到富裕的戰爭國家竟然對落後國家動用毀滅性的武器，其威脅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落後民族的反抗下，受到富裕社會野蠻而殘忍地鎮壓的，不僅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社會反叛，而且也是一種本能反叛，一種生物仇恨。在這個技術世紀的鼎盛期，游擊戰的蔓延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人體的能量反抗著不堪忍受的壓抑，並與壓抑的機器作殊死搏鬥。反叛者也許對如何組織一個社會，即如何組織社會主義社會一無所知；他們也許被對此略知一二的領袖們嚇得目瞪口呆，但他們可怕的生存，總需要徹底解放，而且他們的解放總是與過度發達的社會相矛盾的。
西方文明一直讚頌英雄，讚頌那些為城邦、國家、民族捐軀的人。它從不過問人們是否值得為某個現存的城邦、國家和民族作出這樣的犧牲。代表著整體的無可置疑的特權的禁忌一直在被堅持和實施著，而且人們越是認為整體由自由個體構成。就越是會野蠻地堅持和實施這種禁忌。但現在這個問題正在從外部提出來，而且是由不喜歡拐彎抹角的人提出來的。它問的是，拋棄這種整體難道不是建立一個真正合乎人性的城邦、國家和民族的前提嗎？
現存強國佔有明顯的優勢。要想對落後國家解放運動的前景而不是這個解放運動本身作出肯定的估價，乃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完全相信，科技和金錢還可以按照自己的面貌從事破壞和重建的工作。進步所付出的代價異常昂貴，但我們將有回報。不僅受騙的犧牲者，而且他們的國家元首都這麼認為。我們也見過這樣一些照片：在越南，成排的半裸的屍體橫躺在征服者的面前。這些照片同奧斯威辛和布痕瓦爾德的那些忍飢挨餓、精疲力竭而死的戰俘的屍體照片何其相似。任何東西、任何人，包括將激起進一步攻擊的負罪感在內，均不能阻止這樣的行為。但攻擊又可轉而用於反對攻擊者。“未治癒的傷口只能用致傷的武器來醫治”，這一離奇的神話在歷史上尚未得到過證實，因為用來砸斷暴力鎖鏈的暴力可能又是這根鎖鏈上新的一環。而且反對這根鎖鏈的鬥爭也正是在這根鎖鏈中展開的。這不是愛慾反對死欲的鬥爭，因為現存社會也有其愛欲：它保護、維繫、擴大著生命。而且對那些循規蹈矩、甘受壓抑的人來說，這還是一種不壞的生命。但一般人畢竟認為，保衛生命中的攻擊性不像攻擊行動中的攻擊性那麼危害生命本能。
“保衛生命”一詞在富裕社會裡有破壞性意義。它不僅是指抗議新殖民主義的戰爭屠殺，冒坐牢風險將徵兵證付之一炬，爭取公民權，等等，而且也指拒絕使用富裕社會的死氣沉沉的語言，拒絕穿戴整潔的服裝，拒絕享用富裕社會的精巧物品，拒絕接受為富裕社會服務的教育。新型的玩世不恭者、“垮掉的一代”、嬉皮士、使人厭惡者……所有這些“頹廢派”現在都成了忍辱負詬的人性的可憐寄託。也許頹廢一向就具有這種作用。
那麼，我們能否談論愛慾與政治這兩維之間的聯結呢？
在卓有成效的富裕社會組織中，對這種組織的激烈抗議，也就是指想提出、說明、表達這種抗議的種種努力，都顯得非常幼稚可笑。例如，伯克利的“言論自由運動”最後的結局竟落到僅對一個由四個字母組成的單詞符號爭論不休的境地，這不能不說是有點可笑，但也許是“合乎邏輯”的。這種既可笑又正當的現象的另一個例子是，有人想在抗議越南大屠殺的示威者（其中有兒童〉身上佩戴的“要愛，不要戰爭”的徽章上發現更深刻的意義。可是，代表舊秩序的人則反對這些腦後有反骨、圖謀反抗的年輕人。代表舊秩序的人如果不做些破壞性、浪費性和汙染性的工作以貶損一下舊秩序，那就再也不能維護舊秩序的生命了。工會代表也成了舊秩序的代表，特別是當繁榮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就業取決於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懈桿衛的時候。
可能是由於把握不住將來的結果，人民、富裕社會的大多數人民都代表現存的秩序，而不是代表可能存在或應該存在的秩序。而且現存秩序也非常強大、非常有效，足以證明人民對它的信賴之正當，從而使人民永遠信賴它。但恰恰也正是現存秩序的這種力量和效能有可能成為瓦解它本身的因素。因為要延續一種本當廢棄的（即使已大大縮短了的）全日制勞動，就必然導致更大的資源浪費，創造不必要的職業和服務設施’擴充套件軍備或破壞性的戰區。不斷升級的戰爭、無限制的備戰以及全面的管制，很可能把人民牢牢地控制住了，但這樣做的代價卻是改變了這個社會所依賴的道德。技術的進步本身對於維持現存社會確是必要的，但它也助長了人的另一些需要和機能，而這些需要和機能則是同作為現存社會制度基礎的勞動組織相對立的。隨著自動化的提高，社會產品的價值越來越不受必要勞動時間的約束。因而，社會對生產勞動的實際需要降低了，取而代之的必然是非生產性活動。人們實際從事的工作越來越多地變得多餘、無所謂和毫無意義了。雖然在全面管制下，那些非生產性活動可以得到維持甚至擴大，但它們的增長似乎有一個最高的極限，這就是生產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必須足以承擔非生產性工作的費用。勞動似乎將不可避免地進一步減少，而且由於這種必不可免的情況，社會制度必須提供不必花費勞動的職業；必須發展超越市場經濟、甚至與市場經濟相衝突的需要。
富裕社會自身也在要求人們“追求審美、渴望一致”，恢復“天人合一”，充實心靈和讚頌“為創造而創造”，以此來為上述的不可避免的事件做好準備。這種號召的虛假性表明，在現存制度範圍內，這些期望被轉變成了由政府和大企業資助的、受人操縱的文化活動，成了它們的向群眾心靈延伸的執政之臂。在這樣的期望中，不能發現任何愛慾的期望、不能發現愛慾對壓抑性環境和壓抑性生存的任何改造。要滿足這些目標而又不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就必須遵循商業和利潤的指導。但這樣來滿足目標等於否定這些目標，因為生命本能的愛欲能量在唯利是圖的富裕社會的非人條件下是不可能獲得自由的。一方面，必須發展把生命作為自在目的的非經濟需要（從而表明廢除勞動的思想之正確〉，另一方面又必須堅持維持生命的需要，這兩者之間的衝突確實是完全可以控制的，特別是當內部敵人和外部敵人都能充當保衛現狀的動力時。但如果伴隨並加強這種衝突的，乃是發達工業社會的基礎所可能發生的變化，即在自動化過程中資本主義企業被逐漸削弱，那麼這種衝突就具有破壞性了。
在此期間，有一些亟須做的事情。軍事潛能似乎隨著和平與備戰越來越頻繁地中斷而日益迫切要求得到週期性的實現，它的不斷升級是一個社會制度最能表現其殘暴力量之處，同時也是最能暴露其軟弱無能之處。軍事潛能的這種趨勢似乎只有在最強大的壓力下方可扭轉，而這種扭轉將使社會結構的危險弊端暴露無遺，因為很難想象，沒有一場嚴重的危機和全面的經濟政治變革，這種趨勢會轉變為一種“正常的”資本主義制度。今天的反戰和反軍事干涉的鬥爭倒是觸及了根本的問題，因為它所反抗的那些人的政治經濟統治權的基礎恰恰就是軍事裝備持續而擴大的再生產，就是從事這種再生產的人，就是使這種再生產變得勢在必行的政策。這些基礎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反抗這些基礎的鬥爭並不需要導彈、轟炸機、凝固汽油彈。它所需要的是某種更難生產的東西，這就是覺悟、自由知識的傳播，尤其是共同拒絕生產那些現在用來反對人民而保護統治者的自由與繁榮的物質工具和思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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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工會充當了現狀保護者的角色，而工人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作用開始削弱，理智的技巧和能力就具有社會政治的意義。今天，科學家、數學家、技術員、工業心理學家和民意測驗家都一致拒絕相互合作，這樣做很可能會達到一種效果，一種就連罷工、甚至大罷工雖曾達到過但現在再也無法達到的效果，這就是開始扭轉形勢，為政治行動奠定基礎。知識分子的看法似乎有點不切實際，但這一點絲毫沒有降低他們的政治責任，這是一種與其在當代工業社會裡的地位和作用相應的政治責任。可能支援這種理智上的拒絕的另一種催化劑，是憤憤不平的年輕人的本能拒絕。處於危急狀態的正是這些年輕人的生命，或者如果不是他們的生命，那就是他們的心理健康和作為健全人的能力。他們的抗議是一種生物的必然性，所以必將永遠持續下去。年輕人向來是站在鬥爭的最前列的，他們為反死亡、反文明的愛欲而生存和鬥爭。因為文明雖然擁有延長生命的手段，但又力圖縮短“通向死亡之路”。但在這個嚴格管理的社會裡，這種生物的必然性並不立即導致行動；組織要求反組織。在今天，為生命而戰，為愛欲而戰，也就是為政治而戰。
(選自[德]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黃勇、薛民譯。〉（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