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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9章 大佬的思維

張興明說:“在我的國家,我們管公有制叫大鍋飯,大家都在一起吃飯,不管你付出了多少都沒有區別,然後積極的也失去了積極的動力,最後大家差不多一樣,得過且過的混日子,這樣的企業哪裡還有活力?所以我們國家現在也在改革,在進行有限的私有化。”

弗拉基米爾問:“有限的?”

張興明說:“是的,有限的。我的國家太大了,這個大不僅僅指土地,還有人口。所以一些關係到民生的東西國家就必須抓到手裡,像能源金融還有密集型企業這些。每個國家都有他自身的特徵,像你們,各個聯邦除了毛俄以外都不算大,可就算毛俄人口也沒那麼多,所以私有化更能促進發展提高稅收。”

弗拉基米爾問:“為什麼說私有化會促進發展?國家控制不是更容易發展嗎?”

張興明搖了搖頭,說:“企業需要的是競爭力。私有化企業失去競爭力企業就存活不下去了,企業就是老闆的生命,他必須不斷的創新奮鬥保持活力。而公有制恰好相反,所有人都是掙工資的,即使企業失去了競爭力還有國家在管,哪怕企業解散了幹部仍然是幹部。”

弗拉基米爾想了一下又問:“全盤私有化就沒有壞處嗎?”

張興明說:“有。你要注意幾個方面,一是獲取方式,利用各種手段把價值一萬盧布的企業用一盧布買下來,這是肯定會面臨的問題。現在我的國家這種現像就很多,雖然個體價值都不算大,但加起來以後體量也是相當驚人的。

第二是壟斷的問題,私有化企業必須要有差不多的競爭對手,這樣市場才會進入健康狀態,如果是一家獨大或都完全沒有對手,那麼就還不如公有,因為那樣帶來的後果更糟。再有就是官商勾結了,這也是不可避免的一個長期問題,大問題。”

弗拉基米爾搓了搓頭髮想了一會兒,點了點頭,說:“看來需要強硬的監察機構和管理制度。”

張興明說:“合理的行業分佈,合理的管理政策,開放的市場環境,公平的交易制度,這就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經濟上發展所需要的東西了,如果再加上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那就是一個國家對外的底氣。”

弗拉基米爾問:“那麼,你對境外投資怎麼看?”

張興明問:“你是指,比如我到你那裡投資嗎?”

弗拉基米爾點頭說:“是的,我想聽聽你的看法。”

張興明說:“其實,判斷一個企業的好壞只需要看它的發展前景就行了,就業量,稅收,社會貢獻這些,至於是誰投資有那麼重要嗎?我在許多國家都有投資企業,事實上,除了咱們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人在乎這企業是誰的,他只在乎收了多少稅,有多少人能獲得工作,我覺得這是正確的。”

弗拉基米爾皺著眉頭想了想說:“這會不會涉及到國家安全,或者,金融安全?怎麼確保技術不外流呢?”

張興明問:“你是指,目前的蘇俄企業私有化嗎?”

弗拉基米爾點了點頭。張興明想了想說:“其實這方面我也不太好說,每個人的角度不同考慮也不相同。不過我覺得,把企業按軍工和民用分開,軍工抓在政府手裡,或者引進可靠的第三方。而民用這塊就沒有那麼嚴格了,只要保護好專利就好。技術的發展就在於開發利用相互促進,捂在手裡並不是什麼高明的主意。”

弗拉基米爾皺著眉頭思考了一會兒,搖了搖頭,說:“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必須有自己獨特的,獨特的東西。性格,表達方式,面對世界的態度,也包括軍工,力量和科學技術。我覺得企業也應該有性格,獨特的,自我的或者是包容的。如果單純的只考慮資本,可能會失去比得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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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興明說:“角度問題吧,事實上我也比較認同民族的一些東西,自我的特徵或者說是意識。但是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並不能單獨存活在這個世界上,它必須要有融入和溝通。一個國家也好民族也好,首先得能活下去,能衣食無憂,然後才有可能討論你所說的,獨特。

就比如現在的蘇俄工廠,活下去是唯一的最大的即時問題,在這個時候講民族講獨特有意義嗎?如果,我是說如果,蘇俄聯邦不存了,大家各自經營自己的小國家,那麼瓦洛佳,你覺得現有共存於蘇俄大旗下的這些民族或者國家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獨特獨立性的能有多少?

還是我說的那句話,首先得能活下去。活下去才有各種希望。在生存問題解決以後,在有了一定的資本和力量之後,再考慮你所說的民族性其實不晚。是不是企業或者產業掌握在外國人手裡就是不存在民族性了呢?我覺得也不能都這麼說,這裡面主要還是要看企業的社會效應。”

弗拉基米爾緩緩的點頭,說:“你說的也對,要活下去,活下去才有希望。私有化是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讓一個企業或者工廠重新煥發鬥志的方式,這一點我還是清楚的,也贊同。但我總是耽心過度的私有化會影響國體。當資本或者說金錢達到一定高度的時候,人的自我會膨脹到什麼程度?他還會滿足於一個企業嗎?”

張興明說:“國家和企業之間其實是一個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兩個事物,這中間總得有一個平衡,但事實上這個平衡是掌握在政府手裡面的,不管資本有多大,它在政府面前永遠驅於弱勢的一方,這是即定的事實,所以,你還有什麼耽心的呢?”

弗拉基米爾說:“你是說強大的監督體系和軍事力量?”

張興明說:“是的,只要你手裡握著這兩樣東西還有什麼用得著耽心的呢?”

弗拉基米爾想了一下說:“國際影響,一個國家如果表現的太過於集權,如果給世界資本一個不安全的訊號那是極端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