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回蔣尋求中蘇再結盟
宋假意華北行自治
19年長城抗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將觸角伸到華北，滅亡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蔣介石便開始從國際大局勢上謀劃對日戰略。在他認為，一旦與日本展開全面戰爭，可能的盟友只有蘇聯，因此恢復和加強與蘇聯的關係顯得十分重要，當然這裡面必然會牽涉到中共問題。194年月1日，蔣介石在江西指揮大軍進攻中央蘇區紅軍之時，國民黨北平分會參謀長楊傑率軍官考察團抵達莫斯科。
0年代後期，國際形勢十分險惡，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日益明顯。從194年到196年，日本的軍費在國家預算中的比例從4.4%增加至70%；德國的軍費從1%增加到67%；義大利的軍費也從0%增加至5%。面對這種情況，斯大林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他相信戰爭已經迫在眉睫，蘇聯在東西兩方面受到威脅，而且很可能在它還未來得及準備好之前，大戰就爆發了。19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在遠東給蘇聯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
此時蘇日兩國關係非常緊張，兩國都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蘇聯調兵遣將，制訂計劃在遠東發展工業以加強國防。斯大林雖然固守中立，拒絕同英國和美國合作反對日本。但真心話是希望中國強硬起來，頂住日本的侵略，最終將日本拖在中國戰場上，使其無法也無力向蘇聯攻擊。因此，楊傑的到訪，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必須支援中國，支援蔣介石對日強硬，堅持抗戰。客觀地說，中國的抗日也是為蘇聯的安全提供保障。
月7日結束訪問，蘇聯副外交部長索科尼柯夫告訴楊傑，蘇對日作戰有把握，擊敗日本後必將東北歸還中國；中國對日態度應堅決，中蘇應合作。楊傑回國後，將蘇聯的態度向蔣介石報告。
194年10月16日，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廷黻到達莫斯科，開始尋求恢復與蘇聯中斷的關係。他帶去蔣介石提出的兩個問題：
一是中蘇之間有一系列共同利益，如果蘇聯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擊，也就是對中國利益和地位的打擊，不知蘇聯政府是否抱有同感？
二是197年至199年間，中蘇關系破裂時，蔣介石是中國領導，這個事實，是否會影響到中蘇關系的發展？
蘇聯方面的回答令蔣介石感到寬慰：蘇聯對發展同中國的關係，沒有任何懷疑。蘇聯在同中國起領導作用的蔣介石的關係方面，“不是從回憶過去的感情出發”，蘇聯“也像尊敬其他對我們友好的領導人一樣尊敬他，任何個人因素，任何成見都不能影響我們的這個立場”。
蔣介石伸出橄欖枝，中蘇迅速恢復大使關係，鄧文儀為駐蘇武官，當駐蘇大使顏惠慶到達莫斯科時，國際媒體這樣評論：他真是一個策略專家。派去恢復正常外交關係的大使竟然由一個京劇團陪同。他先讓張學良開槍叫蘇聯人品嚐中國子彈，然後又請梅蘭芳唱戲叫蘇聯人領略中國藝術。
共產國際和蘇聯此時也在變。共產國際的主要工作，由反對社會民主黨轉變為結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194年9月，蘇聯參加了國際聯盟。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政府不得不採取非常靈活的外交政策，以擺脫其孤立地位。同時不僅在道義上支援已經成為侵略犧牲的愛好和平的國家，而且給予它們實際援助。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也在變，他在尋求國際上的支援和國內的統一。10月18日，蔣介石在孔祥熙官邸會見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蘇聯簽訂“真正促成中蘇間的真誠關係和能夠保障遠東和平”的協定。鮑格莫洛夫得出結論，蔣介石指的是秘密軍事協定。
11月，孔祥熙根據蔣的旨意，向鮑格莫洛夫詢問：如果中國政府被迫武裝抗日，透過海路無法獲得軍需物資，能否經新疆從蘇聯方面得到軍需品？
蘇聯副外長斯托莫尼雅科夫，於11月19日通知鮑格莫洛夫，蘇聯政府同意賣給中國軍用品，請他就此通知中國政府。
195年5月，蔣介石又指示顏惠慶向蘇方表示，一旦蘇日戰爭爆發，中國軍隊支援蘇聯。197年4月，孫科與鮑格莫洛夫就蘇聯援華方式進行會談，會談結果，蘇聯答應以戰爭貸款方式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且利息率優惠。
中蘇關系的改善，為中國抗日戰爭創造了一個極為有利的周邊國際環境。蘇聯以武器貸款的方式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對中國的抗戰是個巨大的支援。
謀取歐美國家的經濟援助也是中國外交的重要方面。中國經濟落後，國民政府難以進行充分有效的戰爭準備。蔣介石曾坦誠說：“就是日本人讓我們來儘量準備國防，我們人力和財力哪裡趕得上呢？”於是國民黨政府便利用帝國主義在華矛盾衝突，多方尋求歐美國家的經濟援助。
長城抗戰失敗後，國民黨政府開始與歐美主要國家加緊聯絡，195年，宋子文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會談，試探美國的態度。華北事變後，中國銀行董事長陳甫等人再次抵美，希望取得美國對中國幣制改革的支援，其結果簽訂了“中美白銀協定”。
195年1月，蔣介石派鐵道部長張家傲，赴歐洲各國進行鐵路投資談判，從196年起，先後與德、英、比、捷、法等國，簽訂了數筆鐵路貸款協定，據統計，從196年到19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政府與歐洲各國簽訂的鐵路貸款高達1.57億美元，對中華民族的抗日是有利的。
此外還與歐洲各國達成多筆其他各種借款協定：197年春，孔祥熙訪問歐洲，與荷蘭孟德宋公司達成中國銀行信用貸款100萬荷幣；從法國銀行團分別取得中央銀行調整金融借款億法郎，購置軍用飛機貸款1.億法郎；與捷克司各達公司達成購買飛機、工業原料借款1000萬鎊等多筆借款協定。後因抗戰全面爆發，這些和約未能全部兌現。
197年春，日本極力與英、美拉近關係。由於日德簽訂**條約，使英國擔心日本利用這一條約既對付蘇聯，也對付英國。故而幻想透過談判“重開遠東新政”，與日本協調關係。
日英接近，引起了國民政府的不安。國民政府為加強中英關系，孤立日本，先後派出中國參加英國國王加冕特使孔祥熙、翁文灝等赴英，商洽中英關系。
美國在中國的競爭，此時處於劣勢地位，對日本企圖限制其在中國的發展表示不滿。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危害美國在華利益，強調尊重中國的主權，保障門戶開放政策的實行。國民政府為爭取英、美援助，也進一步密切與美國的關係。
5月19日，中美無線電話開通典禮在上海舉行，兩國關係向前發展。
對日本侵華勢力採取拖延政策，是國民政府的應對政策之一。這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一方面國內民眾抗日激情高漲；另一方面中國抗日的各項準備工作，沒有實質方面的進展。
日本侵華勢力露骨地宣稱，“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個新的華北政權”，195年1月4日，日本關東軍召開大連會議，決定華北問題必須整個解決，要扶植能夠忠實貫徹日本要求的誠實的政權，意圖扶持傀儡。
最初，日方曾希望扶植一些失意軍閥，如段祺瑞、吳佩孚、孫傳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著，把目標對準了華北地方實力派人物，他們首先看中的是閻錫山和韓復榘。蔣介石為了拉攏他們，尤其是穩住閻錫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時，特意繞道太原，向閻錫山表示慰問和安撫。閻錫山決定到南京出席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表示服從中央。
195年上半年，在中日“親善”、“提攜”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離華北的行動，先後製造了張北事件、察東事件等，迫使國民政府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與日軍代表土肥原簽訂了《秦土協定》。7月，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訂立了《何梅協定》，喪失了中國在河北和察哈爾的大部分主權。
195年10月，日本駐天津領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締妨礙“自治”的機構，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壓力的同時，又許以“華北自治政府首腦”的職位，對宋哲元進行試探和引誘。11月，土肥原要求宋哲元於11月0日前宣佈“自治”，否則日軍將採取武力行動。
此前，蔣介石迭電宋哲元，軟硬兼施，既鼓勵宋忍辱負重，無論如何要頂住壓力與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異動”，一切聽從中央。但卻不提任何具體有效辦法，讓宋哲元自己想辦法。
11日，精明的宋哲元發出“直電”，公開要求國民政府“當機立斷，實施憲政”，流露出對中央的不滿。與此同時，關東軍第1混成旅團迅速集中，準備動用武力進攻華北，時局十分危急。蔣在16日電示宋哲元，應堅忍鎮定，以申正氣，認為“國家興亡，吾人成敗，皆在此一舉”，希望宋哲元以不撓之精神，不卑不亢地與日周旋。
緊接著，蔣介石派出對日私人顧問張季鸞赴華北探聽虛實，觀察動向。同時，國民政府借在南京附近舉行大演習，向江蘇、安徽、河南等地增派軍隊，集中了幾個師的中央軍，緩緩北調。
日軍不吃蔣介石這一套，立即做出強烈反應，集結了6個空軍中隊，擺出迎戰姿態。
期間，宋哲元致電蔣介石表示，由於日本方面的壓迫，他將不得不在11月0日至日之間宣佈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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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蔣介石已於19日透過秘密途徑獲悉，日本內部對於華北自治方案存在爭議，有傾向於“自治運動”應循序漸進，“避免要求過高”的意見存在。蔣感覺事有所圖，當晚便電示宋哲元，要求宋詳察敵情，堅忍主持，以救黨國。
此時平津形勢岌岌可危，9日晚，宋哲元又電告蔣介石平津危迫情勢，請求中央速速採取行動。
眼看華北局勢惡化，已呈朝不保夕之勢，蔣急忙於6日密派劉健群北上，防止宋哲元危難關頭勢力不支，立場有變。11月0日，蔣不顧日方反對，又派出何應欽北上“體察情勢，負責處理”。
日方唯恐何應欽來了之後，宋哲元會因此而靠近南京政府，力加排斥。宋哲元等人因地盤、權力因素，對何的到來反應冷淡。何應欽權衡之下，採取了中央在何出發前所設計方案，允許宋哲元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1月1日，國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同一天，又正式宣佈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務委員會，是日本侵略勢力與國民黨政府方面，在彼此都無法實現自身目的的情況下，相互妥協的產物。國民政府方面既不甘心拱手將華北五省讓出，又不能對該地區實行有效控制，無奈之下做出的選擇。
駐華北的第9軍，軍長宋哲元及其將領們處於中日矛盾最尖銳的焦點上，同時成了南京、日本、以及中共同時關注的焦點。
第9軍走了一段兩邊取得利益的道路。對日本表示友好，給日本政治、經濟、軍事活動一些方便條件，日本給了他們一些武器，並派軍官充當顧問。對南京一再表示服從，以受日軍壓迫為名，向中央要編制、要裝備、要軍餉、要修築國防工事經費等等。經南京政府批准，第9軍擴編了4個混成旅，得到一些裝備，領到了50萬元國防事業費。9軍的動向直接影響華北的安全，全國抗日浪潮的不斷高漲，限制了宋哲元與日本關係的過分密切。9軍是有抗日傳統的部隊，面對日本侵略，南京政府也絕對不容許他們倒向日本。
197年春，日軍在天津一帶頻頻演習，第9軍在天津民眾的強烈要求下，也分別在北平紅山口地區、保定地區舉行軍事演習，並邀請北平學生參加。在南苑舉辦暑期學生軍訓，有1000多名女學生參加，共X黨員張克俠、馮洪國等，都參加了軍訓的領導或訓練工作。“七.七”事變前，第7師駐守北平，師長馮治安任河北省主席；第1師主力駐紮任丘、保定之間，一部駐南苑，師長趙登禹兼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第8師駐天津附近，師長張自忠兼任天津市長；第14師駐防察哈爾，師長劉汝明兼任省主席。
宋哲元這個左右受制的地方實力派，在抗拒日本分離行徑，維護中國領土的過程中，頂住了各方面的壓力，保持了民族氣節，使得日本透過誘降宋哲元來控制華北的企圖落空。從而使蔣介石拖延時間以進行抗戰準備得以實現。客觀上延緩了日本對華侵略，也延緩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時間，對後來的盟國蘇聯及英美都產生了有利的影響。
其後開始的全面抗戰中，宋哲元部出現了許多優秀將領：如張自忠、佟麟閣、趙登禹、馮治安等。
就在宋哲元與日本侵略勢力周旋的同時，中國國內的局勢也在發生著急劇變化，這是怎麼回事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