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別人把你扔進一個深不見底的大坑，你會是什麼感覺？憤怒，悲哀還是感到倒黴？或者張開嘴來罵娘？有沒有心甘情願自願呆在坑裡不出來的時候？有沒有一邊罵罵咧咧一邊還對挖坑者感激涕零的時候？如果有，你會不會認為這人是被人賣了還幫助人數錢的傻子和精神病？
但很不幸，真的有一大群“傻子”和“精神病”被一個“心懷叵測”的傢伙扔進一個深坑，更加不幸的是筆者也是其中之一。孫曉把《英雄志》這個大坑挖了近七年之久，還在往下挖，一大群讀者坐在坑底暗無天日，七年了，就快趕上抗戰的年頭了，挖坑的孫曉被自己挖的這個大坑弄得神經兮兮，不知道挨了多少臭罵！坐在坑裡的人一個個等得快精神分裂，近200萬字了，還不見這傢伙收筆，以至於有讀者象放翁一樣悲觀的留下遺言。“孫曉混蛋收筆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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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男人不應該不看武俠，“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武俠中蘊藏著男人那熱血賁張的雄性激情，詮釋著男人那快意恩仇的英雄夢想，圓夢著男人那平寇四方的俠氣幹雲。作為一個資深的武俠迷，二十多年的武俠閱讀生涯，只覺得天下的武俠已盡入腹中，“曾經美味難為菜，除卻西施不是人。”看完金庸的《鹿鼎記》以後，曾經悲觀地把把武俠書一合，心完了，金老頭已經把武俠寫到盡頭了，並決定悲壯地告別武俠。但婆婆媽媽地孫曉在這個時候出現了，連拉帶拽地把筆者又拽回了武俠陣營，絮絮叨叨地勸筆者：你就下里巴人一個，還想洗乾淨腳丫去玷汙世界名著啊，人民群眾是決不會答應的。
“金庸封筆古龍逝，江湖唯有英雄志。”“新浪讀書網”上這句極其唬人的宣傳噱頭無疑是吸引筆者觀看《英雄志》的始作俑者。在與《英雄志》狹路相逢，悲慘遭遇之時，筆者還極其嗤之以鼻，金古二位大家在筆者心目中的地位20多年是無可動搖的，謂之曰：“臉皮厚的年年有，扎不透地屬今年多。”開局平平，引子中的大俠救遺孤的情節到處可見，引來筆者對孫曉“馬不知臉長”慷慨激昂的怒罵；看第二卷的時候罵得有底氣發虛，開始找理由埋怨孫曉“焦找的有散”；看到第五卷的時候悄無聲息；從第六卷開始，筆者就別無選擇地被孫曉這傢伙領到他蓄謀已久的大坑中，《英雄志》開始讓筆者不可抑制地淚流滿面，開始一字一句地隨著孫曉的如椽巨筆走進英雄的悲涼世界。
在第二遍讀《英雄志》的時候，筆者開始思考，《英雄志》到底勝在哪裡？能否與金庸比肩？
有一是不需要商榷的是，《英雄志》在語言和文字功力上絕對勝不過金庸的代表作品，在寫作技巧方面，金庸是爐火純青的，是絕大多數純文學作家都無法比擬的，金庸的成功的秘訣在於他對中國文化的高度虔誠方面。金武俠將天文、地理、人生哲理、宗教文化、歷史知識、地理背景、人情風俗等中國文化傳統一網打盡，想在這一上超越金庸是不明智的。
那麼，孫曉的突破口在哪裡？在於直面人性、直面社會的無限虔誠！
“武俠，成年人的童話。”一言以蔽之，武俠是脫離現實世界的夢幻，從六朝志怪，到唐代傳奇，到宋元話本，到明清，武俠是中國傳統文化永遠不醒的綺麗chun夢。“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武俠情結在“俠以武犯禁”的現實社會中是荒謬可笑的，武俠文學的尷尬之處就在於它不能遭遇現實，不能和現實短兵相接，在這一上古龍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在孫曉之前，與現實走的最近的武俠作家就是金庸。梁羽生雖也常借歷史之臺，唱武俠之戲，但梁書生氣過於濃厚，不僅作品中教意味甚濃，而且歷史和武俠之間總有兩層皮的感覺。金庸的作品則往往以波瀾壯闊的歷史作為背景，並與歷史高度融合，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地鋪排瑰麗的武俠風景，和稀泥的本事令人讚歎不已。寄託金庸武俠現實使命感的是金庸作品中的寓言手法。比如：金庸用江湖隱喻*（《笑傲江湖》）；用洪教主、任我行、丁春秋等形象來影射**君主和集權政治；用揮刀自宮類比政治對人性的異化（《笑傲江湖》），用韋寶這個形象來影射國民的悲劇（《鹿鼎記》）……都極其成功。但可以感覺到，金庸在用武俠批判現實的同時卻不融於現實；用武俠來影射現實的同時卻不與現實發生衝突。儘管他嘗試了，從喬峰和韋寶這兩個極其成功的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到金庸嘗試的軌跡；喬峰這個人物無疑是金庸將武俠面對現實作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喬峰夾在種族衝突和國家衝突之間無奈的自盡深刻反映了俠在傳統家國觀中的困境。之後，金庸寫了韋寶這個人物，再次舉起了批判現實的大旗，但自相矛盾的是，《鹿鼎記》在批判現實的同時，卻嘲諷了所有武俠裡的是非與堅持，讓武俠與現實擦肩而過，最終再次迴避了現實。再以《射鵰英雄傳》、《笑傲江湖》為例，在《射鵰英雄傳》中，當成吉思汗以郭靖母親性命為要挾逼郭靖攻宋之時，其母適時地自盡，使郭靖逃避了大是與大非的抉擇；在郭靖去刺殺拖雷之時，成吉思汗忽然病危蒙古撤軍，使郭靖再次逃避了民族大義與兄弟親情之間的抉擇；在《笑傲江湖》中，為了保持令狐沖在道德和人格上的完善，居然讓令狐沖的師傅嶽不群不合情理地死在了武功低微的恆山派尼姑的手裡
面對眾多政治和道德的困境，金庸用皆大歡喜的結局完成了童話般的詮釋。
可惜，金庸只差一步，而這一步是在《英雄志》出現之前筆者不能深刻認識而金大俠恰恰能夠認識到的。現實是殘酷的，直面現實是需要巨大勇氣的。金庸是信仰佛教文化的，或許，佛教的美學觀念束縛了金庸的手腳，又或許金庸同時代的梁羽生沒有給金庸形成創作上的壓力。金庸沒有撕開現實那血淋淋的畫面，沒有將慘烈的現實展現在讀者面前，他瀟灑地封筆了。
但作為“泰山北斗”金庸卻給了後輩們莫大的壓力，而後古龍的劍走偏峰，溫瑞安的短句氾濫、黃易的神魔入武，三人都在苦苦尋找突破金庸的途徑，但三人犯的是一個通病，即才氣勝過修為，都想在創作手法上突破金庸，卻沒有在創作立意上尋求突破，換句話，就是三人都拿出了才智，卻沒有拿出勇氣，做出了具體的突破嘗試，卻沒有正確選擇突破的切入。所以，三人的文學成就雖蔚為大觀，但站在金庸面前只能無言。
孫曉恰恰拿出的是勇氣――驚人的勇氣，顛覆傳統武俠觀念的巨大勇氣。如孫曉所言“如果不能離開這八個字（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武俠不會有新宗派，也不會有新突破。武俠必須要有別種精神。”如果傳統的武俠是與現實隔岸而行在陳述一種精神，宣揚一種精神的話，那麼，孫曉的《英雄志》則是武俠在全面遭遇現實的過程中，嘗試站在人類良知的高度上，構建一種精神、樹立一種精神，孫曉一個人挑起了對武俠文化美學先破後立的重擔，懷著破釜沉舟的悲壯在昂然獨行。
那麼孫曉用什麼來面對的現實，並面對現實尋求突破？那就是終極性的道德良知和最深層面的人文關懷。與金庸相比，梁羽生塑造的是名士般的傳統觀、古龍玩的是中西方通俗文化的拼湊組合（最明顯的地方是將西方的推理引進東方的武俠）、溫瑞安用詩歌的寫作形式顛覆了武俠的傳統寫作方法、黃易則直接上承的是還珠樓主的衣缽，在這四個大家的作品中，打鬥是主旋律，文化意識仍然處在了次要位置。金庸武俠的文化厚重感大大增強，文化可以與武功招式並駕齊驅。而到了孫曉，武俠場景終於成為插曲，招式打鬥終於退居為配角，人文精神的光芒照亮了武俠文化發展的崎嶇長路。“孫曉對金庸的突破，不僅僅是在故事構架、武功招式、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立場和哲學思考上的突破。更確切的應該是反過來：正是孫曉在政治立場和哲學思考上的突破，使他形成了在故事構架、武功招式、尤其是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最終形成了《英雄志》對金庸14本的突破。”《英雄志》寫盡了命運的起伏，寫盡了眾生的痛苦，寫盡了人世的蒼涼，寫盡了人生的無奈，在凜冽的寒風中，孤獨站立起來的是那“為天地立心”的人文理想，站立起來的是悲天憫人的博大情懷，站立起來的是百折不撓的生命執著，這就是孫曉對歷史觀、政治觀的深刻反省，“以暴力見深刻，以通俗見包容，以故事見哲思，《英雄志》若敢稱第二，無人敢稱第一！”可以這樣，當孫曉將他史詩般的武俠鉅作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時候，筆者可以這樣確認，武俠變成民族的最後一步已經由孫曉真正拓開，從這一上來，《英雄志》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義。
孫曉實現涅磐的載體－－《英雄志》中的第一號男主人公盧雲是一個有別於任何傳統武俠中的人物形象，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人、書生形象。人間正道是滄桑，用一個書生的瘦弱雙肩挑起的卻是“為天地立心”這個其重如山的人間正道，孫曉殘忍得近乎冷血，讓一個百無一用的書生高揚“是非”和“正道”的大旗，去直面各種嚴酷的政治和人生的戰鬥，這是雞蛋碰石頭、螳臂當車的慘烈戰鬥，並且不給這種戰鬥哪怕是一丁的綏靖和妥協的餘地，“正道之界，豈容自己一分寸讓。”孫曉執著地一次又一次把盧雲往死裡整，牢獄之災、丟失戴、知交背叛、知己陌路、十年孤獨、情人嫁作人婦……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讓“正道”血透青衫。
比盧雲人生苦難更痛苦的是盧雲的面對的“正道”抉擇。“即不以天下人的利益為名損害個人利益，不以整體理性為名忽視個人價值，超越善惡的形而上意義。”“救一個嬰兒還是救三萬人，犧牲我還是放棄大我？”個人服從於組織，局部利益服從於整體利益，這是組織內部、體制內部的道德價值觀。但是在沒有組織和體制侷限的情況下，除了“我”自身情願，誰又能夠擁有犧牲我成全大我的決定權和仲裁權？面對“我”和“大我”的兩難又該怎樣抉擇？孫曉在這個問題上步步進逼，：而且在抉擇上非此即彼，沒有分毫退讓的餘地，在盧雲身上，無論是政治上，道德上，還是信仰上，都必須進行慘烈的交戰、肉搏，都必須給出一個“是與非”的解答，並依此做出抉擇，俠就是夾，左邊是仁，右邊是義，頭灰天，腳踩泥地。只因存愛，所以存恨，只因心慈，所以心悲，只因成王敗寇，所以濟弱扶傾，只因天下無道，所以以武犯禁。盧雲所肩負的是一個如同堂吉柯德戰風車的使命悖論，即讓道德去戰勝社會，不可能完成是前提，但必須完成卻又是結果，道德贏得戰鬥的現實可能性不存在，因為這是客觀現實；但道德必須贏得這場戰鬥，否則，人類將沒有希望。這就是盧雲肯定會敗但必須戰勝的巨大悖論，而盧雲要破解這些抉擇和悖論，必先置於死地而後生，於是有了盧雲大瀑布下的十年野人生涯，寬恕、憐憫、慈悲……在這濁濁塵世中，他找到了自己追求的道，雖千萬人吾往矣！盧雲被賦予聖光的深刻含義，對於孫曉來盧雲無異於他精神世界中的聖雄甘地！
尊重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尊嚴是孫曉所弘揚的“正道”最核心的核心，在《英雄志》中，孫曉並沒有將他的思想蠻橫地強加給讀者，並沒有將盧雲塑造為唯一，而是塑造了“觀海雲遠”等四個人組成的英雄群像，四個主人公，代表了四種英雄觀，四種人生取向，英雄本來就有著橫看成嶺側成峰的詮釋，正如“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一千個人有著一千種對英雄的定義。
“他日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秦仲海代表了中國歷史上揭竿而起的傳統草莽英雄的形象。但在氣質上，筆者覺得他更接近於張獻忠。豪氣幹雲、心狠手辣、髒話連天，吃喝賭嫖、無所不為，天生是原有體制的反對者和麻煩製造者，在體制內部，一定是大麻煩不犯、麻煩不斷。但是當他被迫被體制強力排斥後，他必然捨棄是非，成為舊體制的瘋狂摧毀者，僅僅為了掌握自己的命運，就可以天地萬物殺一空，鐵蹄踐踏血成河，災星降世大地紅，成為人人恐懼的混世魔王，以秦仲海為代表的草莽英雄的悲劇在於，他是一個舊體制成功的破壞者，無論破壞力和殺傷力都無與倫比，卻註定不能夠成為一個新體制的成功建設者，破到盡頭覆水難收，能破不能立是草莽英雄永恆的悲劇。東風吹醒英雄夢，明朝淚溼滿頭白，只是他已無法回頭。
“我建超世志，必至無上道！”挾天子以令諸侯，寧願我負天下人。楊肅觀無疑和曹操是最大的知音。父親的權謀、母親的涼薄、上司的猜疑、師父的執念、同儕的妒嫉，種種綁縛隨著朝廷局勢的起伏，將他拖向無邊地獄，讓他成為黑汙罪業中的一把血刀，當痛苦與挫敗達到了最峰，縱使上天不給他活路，他還是會憑著自己的本能殺出重圍，讓他從十面埋伏中破繭而出，一個人去改造一個世界，傲視天下，睥睨眾生，成為一代梟雄。梟雄，作為神和魔的結合體，他既可以作為一個體制秩序的維護者、也可以作為一個體制秩序的推翻者，“心向光明城，身陷修羅殿。”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遇佛殺佛，遇父殺父，權力永遠是他的終極目標，但當他走上權力巔峰的時刻，楊肅觀已成為絕情絕欲的行屍走肉，陰沉而可怖，他以絕對的力量優勢在建立了一個類似《駭客帝國》中的那個無形的矩陣那樣的太平佛國，但**下的公平一向是恐怖的公平，理想的佛國是以最神聖的名義造就的另一個人間地獄，對世界徹底失望的楊肅觀，泯滅人道、扼殺正道、對抗天道，走的必然是與秦仲海殊途同歸的結局。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伍定遠，順勢而起的豪傑，卻非扭轉時局的英才，代表著最廣泛意義上的平民英雄的形象。在伍定遠身上，寫盡了世俗英雄的悲劇。他是世俗道義的忠實捍衛者，為了維護自己捕快的職責，他千里亡命浪跡天涯而無怨無悔。但在大義面前，伍定遠迷惘了是非，他敢於在刀劍之危面前的抗爭，但面對命運的洪流，他茫然和懦弱於對自己命運的選擇，無力掙脫命運給他編織的羅網，身不由己的隨波逐流，最終迷失了自己。
灑我熱血，流我熱淚，獻我熱情。英雄誰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