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一個外觀平常的小樓便如一個小小的聯合國，樓裡的居民來自五河四海，大家生活習慣迥異卻能夠、必須而無選擇的住在一起。偶爾有心窺探下鄰居們的生活方式，不知道結果也罷了，一旦知道了些許無關痛癢的小秘密，便搖搖頭感慨甚至憐憫對方不懂生活。
公寓有雙層門防風保暖效果非常好，適應紐約寒冷的冬季，同時也為大家的網購收貨提供了一些便利。美國的快遞沒有中國那樣負責，完全沒有打電話通知接收包裹的習慣，每天把大家的包裹扔在第一道門內便匆匆離開，第一道門內通常躺著若干當天送來的快遞。
畢竟東西已經放在門內了，就可以減少購物者擔心包裹丟失而產生“莫名的心理壓力”。便於收貨對習慣每年“雙11”剁手，準備在美國“黑五”大開殺戒，剛來紐約的中國人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之二（重要事情之一：是否室內有洗衣機）。
第二道門內掛著一幅油畫，地面上被大大小小的嬰兒車佔據著，有橫排和縱向雙孩兒嬰兒車和摺疊嬰兒車，一律靠著牆邊排對放置，如同一列小火車一般。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無法從穿衣打扮上看出人們的職業與所屬的階層，地鐵裡飯店跑堂的男招待、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與做對沖基金的人，穿著外觀相似的T恤衫同樣睡眼惺忪。嬰兒車是一個例外，對於有經驗的老紐約來說，從嬰兒車的品牌便可以判斷出人們的收入與階層，餘光一掃的瞬間就把隱形的標籤貼到目標物件的身上。
牛伊萬家樓上住著美國本地白人夫婦一家3口和一隻貓，孩子在樓上的蹦跳聲和滾動玩具的噪音使牛伊萬心生厭煩，想到自己家的孩子蹦跳也會給樓下帶來煩惱，如此一想感覺煩惱就傳遞到了樓下，時間久了樓上和樓下鄰里之間也就習慣了。
樓上女主人挺著大肚子在家等待即將出生的二兒子，陽臺上佈置滿了花花草草，陽臺圍欄外也懸掛了盛開的小盆花卉，牛伊萬出門時澆花水從天而降，抬頭看到這位孕婦對著自己咧嘴笑道：“對不起，非常抱歉。”
樓上對門是小王夫婦帶著一個女兒，為人超級“耐撕”，是住在這條街道上最典型的中國人，小兩口都是物理學博士畢業，先生轉金融妻子在家帶孩子。小王夫婦時常帶著女兒到牛伊萬家裡來玩兒，兩個小姑娘能玩到一起。
王太太總是感慨：“不知道還要等多久才可以拿到綠卡。當時自己研究的課題怎麼就成為了‘敏感問題’，出入境都非常麻煩。應該繼續在這裡還是回國呀，繼續在家帶孩子吧，運氣不佳畢業就失業……”
對門是某國駐紐約的外交官，妻子也是身懷六甲。一家人酷愛音樂，從早到晚的不停的放著音樂，牛伊萬聽起來似乎是同一首歌曲在迴圈播放。不久也會哼唱其中的調子，後來才發現原來是好幾個專輯、數十首聽起來“相同”的歌曲每天在反覆播放。
牛伊萬樓下是來自南美洲的公寓管理員，周邊10多個公寓樓的垃圾和維修都由他來負責，特別是每週2次扔垃圾日他最忙，需要把平時租客們扔在垃圾桶內的垃圾分類打包。他為人非常隨和，不論見到誰都會熱情的打招呼，計劃著成為一個建築承包商。交談中他總是羨慕中國人學歷高收入高，還可以透過種種手段搞定“身份”賺大錢買大房子。
樓下對門租客說著俄式英語，據說在華爾街當碼農，早出晚歸很少見到，被大家稱為“神秘男士”。
每天出門牛伊萬模仿者紐約人的腔調與路人打招呼問好：“How are you doing? “”Good Good” 幾次下來發現完全沒有必要學習紐約腔，或者說與倫敦腔的不同，在紐約是沒有一種標準的紐約腔調，在這裡只要做自己就好。於是就和操著俄式英語、各種東歐口音的英語與猶太口音的街坊們打成一片。大家誰也別嫌棄誰的英語有口音，一遍沒說明白就多聊幾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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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樓隔壁是一個地面兩層包含地下室的獨棟全磚House，也就是國內常說的別墅。在國內大城市中主要以公寓為主，往往成功人士企業大佬才能住起別墅，別墅這個詞還有第二居所或度假房屋的意思，是講究生活品質的象徵。倘若在在紐約市比較好的區域內，能有一個自己的大別墅也是家底豐厚的表現。
女兒牛藝芸常在樓下玩耍，圍繞別墅邊的冬青和灌木叢奔跑，在雨後的花叢裡抓蝸牛。牛伊萬發現別墅門廊曬內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每天都坐在那裡曬太陽，她非常喜歡孩子，只要看見孩子老太太臉上的皺紋便笑成了花，還經常給女兒吃她自己親手烤制的點心。
女兒路過門口看到老太太就停下腳步，老太太對著女兒點點頭就往屋裡跑，女兒說：“等一下老奶奶，給我回家拿蛋糕去了” 。果然老太太拿著一塊看著像棗糕一樣的點心出來遞給牛藝芸說道：“快吃吧，吃完了再多拿一些。”
牛伊萬通常是不敢讓孩子隨便吃外人給的東西，看到老太太目光裡充滿了慈愛，神態與妻子奶奶十分的相似。嘴上便道謝說道：“謝謝您，最近我經常看到孩子拿著點心回家，還有些奇怪是從哪裡拿的，不用太多孩子吃不完就浪費了。”
“你們亞洲人總是這麼客氣，隨時歡迎小姑娘來找我玩兒。”老太太說話有些吞音，需要邊聽邊猜語句的意思。雖然聽著比較費勁，對牛伊萬來說卻是提高聽力的好方法，每次見面都會聊上一會兒，談的主題基本每次都是相同的，不斷的重複之中句子脫口而出。
一來二去牛伊萬夫婦透過女兒和老太太成為了朋友，偶然發現了老太太手臂上有一串數字，如同刺青而又好像是傷疤。老太太看出了牛伊萬眼裡的疑問，便拉開袖子指了指自己的手臂，開始訴說自己年輕時的事情。
“我們家是從歐洲來紐約的……” 聊了好幾次牛伊萬才知道了全部的故事：老太太是來自捷克的猶太人，二戰的時候全家被納粹抓進了集中營，如同所有進入集中營的人一樣，在手臂上被烙燙了編號，這個編號一輩子也無法洗刷掉，成為了終身痛苦記憶的根源。
老太太邀請牛伊萬也坐在門廊的椅子上，臉色低沉下來說道：“我當時還只是一個10歲的小姑娘，家人都在集中營被殺。當歷盡苦難熬到被蘇聯紅軍解放，又被地下組織安排翻山越嶺徒步向西。帶著傷痛和眼淚來到美國，定居在紐約森林小丘。在美國接受教育長大成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最終子孫繁茂。”
“這就是活生生的移民奮鬥史！”，牛伊萬脫口而出自由女神像基座上《新的巨人》其中的幾句話。老太太激動的站起來，指著自己的別墅說：“這就是我的家，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一輩子也不再離開這裡”。從此老太太有了中文名字，捷克奶奶。
一天牛伊萬被樓下嘈雜聲音吵醒，看到窗外一個攝制組正在捷克奶奶家門口在拍電影，據說正在拍一部移民生活在紐約的故事。牛伊萬想在紐約拍這樣的電影必定素材極其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