頒獎禮結束了，可之後的商業活動才剛到最激烈時刻。
開心此時頗有一種，“三獎在手，天下我有”的暢快感。還沒等他們起身返回酒店，就有十幾位來自好萊塢的發行商找上門來。而今天的他們給開出的價錢，也遠遠的超出了前幾日與他接觸的價格！
獅門影業開價00萬買斷其在北美及歐洲的發行權，並買斷其在北美的錄像帶發行權。帝門影業願意最高開到50萬美元。依然沒人願意給予《中央車站》分成，不過開心也不在乎。
作為本屆聖丹斯電影節最大的贏家，自然是不愁買家的。米拉麥克斯在帝門影業的報價上再加了二十萬，70萬美元，這已經快接近他們的底線了，可開心依然婉拒。
哈維?韋恩斯坦有些不高興了，這個中國人太貪婪了，勸誡道：“開，我想我們的報價是最高的，再高誰都會有顧慮，畢竟這是一部外語片。美國觀眾不習慣看字幕，這是公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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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也不願把談判氣氛弄僵，所有發行商中，米拉麥克斯對電影的追逐態度是最迫切的。
其他幾家公司，都在電影節上有斬獲，以往無往不利的米拉麥克斯今年卻屢屢失手，至今也沒有拿到一部重量級作品。而且電影節已經落幕，該賣的作品都賣的差不多，就剩下《中央車站》死捏在手裡。他才是主動方，笑道：“哈維，別說那些沒用的。你自己也看過電影，你認為會有觀影障礙嗎。實話告訴你，這部電影最先是英語劇本，我本來打算作為畢業作品在美國拍攝的，可惜預算差了點。你完全可以找幾個配音演員重新配音。”
哈維?韋恩斯坦皺眉道：“那麼你的心理底價？”
開心也不敢放鬆，前世聽過太多關於這個大胖子的新聞，連馮笑剛都在上影節上破口大罵，說他是騙子。但米拉麥克斯的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知道一個資料，在迪斯尼與米拉麥克斯1年的合作中，15次獲得奧斯卡最佳電影提名，而《戀愛中的莎士比亞》、《英國病人》和《芝加哥》更是成功折桂。屢屢在奧斯卡上製造血案就是明證。在取得鉅額票房利益的同時，公司還捧紅了諸如索德伯格、昆汀?塔倫帝諾等一批新銳導演。連後世的《英雄》、《夜宴》等的北美版權，都是米拉麥克斯運作。所以哪怕明知道是黑－店，也有人絡繹選擇上門合作。
想了想，開心張開五指道：“五百萬美元，可以放棄票房分成。但米拉麥克斯必須保證在北美給予電影至少五百家影院的正式放映規模，並且主力公關金球獎、奧斯卡。”米拉麥克斯背靠迪士尼這麼大的金主，五百萬美元還不夠塞牙縫的，他認為開價恰到好處。
“不可能~”
哈維卻瞬間炸毛了，即使他再看好《中央車站》，也不會答應這個價格。
“我的底線是三百萬美元，買斷除亞洲以外的海外發行權、錄像帶發行權、電視頻道發行權等電影發行權的永久版權，米拉麥克斯影業願意一次性給予00萬美元……注意，是一次性。然後可以保證給予不少於兩百家影院的上映規模。衝獎花費更大，得看上映後的效益和口碑，但也別抱太大希望，最多是外語片獎。”
00萬美元買斷費，扣除稅後，等同於摺合1800萬人民幣。相較60萬的拍攝成本，這已經是暴富了。但開心依然不為所動，笑嘻嘻道：“你認為一部《紐約時報》評出的‘百年最好看的四十部電影之一’會只值三百萬美元。”
這是美國媒體給開心送上的一份大禮，由IMDB和《紐約時報》一起評選出的這份榜單，《中央車站》正好位列其中，中國電影《霸王別姬》、《紅高粱》也在其中。只這一份榜單，就足以讓錄影帶收藏愛好者多買這一碟片了。
哈維?韋恩斯坦的心再次糾結了一下，“該死的《紐約時報》。”
談判陷入僵局，開心折中道：“不如這樣，我們保持聯絡，你好好考慮考慮。咱們柏林電影節上再見。”
大胖子哈維的心臟也再次一突，這是他首次面對“小人物”而無法完勝的局面，冷笑道：“你這麼肯定能在柏林電影節上有斬獲？”
神秘一笑道：“我們拭目以待。”他多少有些底氣，如果說之前參加柏林電影節還需要報名，現在卻是被主動邀請的物件。
“冷~”
這是抵達柏林後的第一個感受。
柏林全年幾乎一半時間沒有陽光，尤其以月最為寒冷。氣溫不過零下一二攝氏度，但歐陸寒風勁吹，在戶外呆上一會兒就會瑟瑟發抖。
難為了各路明星，從麥當娜到文德斯，穿著少得可憐的衣服，在寒風中走過紅地毯，還得不時停下接受突如其來的媒體採訪。
歐洲三大電影節，威尼斯對那些雲山霧罩根本看不懂的藝術片青睞有加，戛納包容性比較強，把商業和藝術性結合的很完美，柏林電影節的關鍵詞是政治。而電影節高層從不避諱它誕生初期的冷戰色彩，烏爾裡希?格雷戈爾從1960年代開始就在柏林電影節組委會工作，當時的德國已經分裂為東西兩個陣營。他更是直言：“電影節確實是冷戰的產物，當初創辦的目的非常明確，口號乾脆就是‘自由世界的櫥窗’。”
政治是柏林電影節誕生的大背景，而即便在冷戰最緊張的年代，也沒有任何政治勢力直接干預過電影節的選片和評獎。
柏林電影節的評審機制強調尊重評委的個人意志，評委幾乎都是資深電影人，會從電影藝術而非政治話題出發看待一部作品。評委每年都會有所更換，即便有個別評委從政治出發，而非藝術地評判作品，也不可能左右整個電影節。
在這裡，曾經造就了張一謀、李案、賈章客、王曉帥、廖帆等等。
1988年，張一謀導演的《紅高粱》摘取金熊獎，這也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大獎。但在國內，卻引發了一場爭論。部分觀眾認為它“靠醜化中國老百姓，博得了西方人的賞識”。
由此，只要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獲獎，“西方目光以獵奇心態看待中國”的觀點就會被重提一次。但《中央車站》不是，哪怕最黑暗的人口買賣，也沒有直接提出，而是隱晦順帶點名。滿滿的都是希望，都是尋真，都是陽光。
在美國耽誤了一些時間，抵達柏林的時候，身邊少了白小雅多了羅克敵和一個華人律師。
《中央車站》在美國電影節上斬獲大獎的新聞，也隨著白小雅回國，開始大範圍的報道。
這並非訊息渠道狹窄的九零年代，其實國內媒體早得到訊息，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在美國聖丹斯電影節上拿大獎。立刻打電話給某局，詢問是否過審的片子。一聽審過了，好，沒問題，那還不使勁的報道。只是苦於沒有詳細資料，報道也多在聖丹斯電影節的背景上。
白小雅回國後，一打打的照片、影片、資料紛紛往各大媒體送去。這次都不用塞錢了，你不報到，有的是人來報道。
這年頭，影視公司還沒有形成自己送宣發稿的習慣。甚至連採訪、發佈會什麼的，都是在摸索著前進。山與海的新聞公關行為，完全是開心前世的所見，站在不同的高度上炒作話題，哪有炒不熱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