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三反”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一場廉潔自律運動，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黨員幹部中滋長的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等腐敗行為，進行了最嚴厲的打擊，使黨經受了執政後的第一次考驗。
隨著“三反”運動向縱深發展，發現黨的幹部蛻化變質有其客觀的因素，那就是“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賄買和勾結工作人員，偷稅漏稅，偷工減料和對公家高賣低買，而最普通的是用‘回扣’、‘送禮’等方式來勾引工作人員貪汙”。據北京市寫給中央的報告，“三反”運動僅僅開始一個星期，揭露出的二千九百二十三人的貪汙案件，竟然與一千六百五十九戶工商業資本家有關係；全國各地去上海核實“三反”材料的有三千七百六十五個單位，案件六萬三千餘件，涉及上海的私營工廠、商店就有二萬餘家。因此，北京市委建議將“三反”運動與工商界反偷稅漏稅、反行賄等不法行為結合起來進行。為此，毛澤東當即作了批示。大意謂：
在各大中小城市……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係而有貪汙、行賄、偷稅、盜竊等犯法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或檢舉其一切犯法行為，特別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瀋陽及各省省城用大力發動這一鬥爭，藉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於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爭取在兩個月至三個月內基本上完成此項任務。
恰在這時，毛澤東見到了一份關於東北光明藥行經理叢志豐的材料：“光明藥行經理叢志豐，勾結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醫院處處長李延琳共同作弊，高價賣給公家，低價從公家買出，投機倒把，偽造發票，偷稅漏稅、造假賬等手段，使國家受到了六十一億元的重大損失！”
毛澤東閱後十分重視，認為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透過解剖這一典型案例，對指導全國的運動一定是有益處的。為此，他令公安部立案，查出來龍去脈，報告中央。
雖說建國初期發生了這樣多的問題，但是，絕大多數黨、政機關尤其是**機關還是令行禁止的。不久，毛澤東收到了有關光明藥行的全部卷宗，再加上內查外調的各種材料厚厚一本。他翻了翻，對羅瑞卿說道：“你留著這些東西存檔，謹防他們翻案。我希望你能把這些東西，用一百個字給我說說就行了。”
羅瑞卿清楚毛澤東完全相信公安部的取證。他沉吟片時，鄭重地彙報：
“光明藥行原本是一家小藥店，由於它和我們的幹部李延琳內勾外聯，不到兩年的時間，一躍成為東北地區有名的巨賈大戶。與此同時，它還在天津、上海、廣州等大中城市設了分店，其斂聚的財產不下百億之多。”
毛澤東邊聽邊蹙起了眉頭，似在思索什麼。羅瑞卿彙報完畢，他又饒有興趣地說道：“這些，對你們這些辦案人員來說當然重要了！但是，我更想知道一個小小的藥鋪掌櫃的，是採用什麼手段把我們的一個處長拉下水的？”
“這就太多了！”羅瑞卿似不太想說。
“慢慢說，千萬不要漏掉。”毛澤東卻堅持要聽個詳細。
為此，羅瑞卿有條有理地指出叢志豐作案的各種手段之後，又高度概括地說道：“第一步，他笑臉相迎李延琳，接著就採用花言巧語、逢迎奉承等手段，與李延琳交朋友；第二步，他尋找各種藉口，給李延琳家的大人小孩送禮，三天兩頭請李延琳下館子，未經兩個月，他們就成了無話不談的酒肉朋友；第三步，他利用李延琳喜歡女色的弱點，幫著代找舞女，在關鍵時刻，他還讓自己的姨太太和李延琳一塊跳舞，甚至睡覺。”
“沒有什麼新的貨色，”毛澤東聽後鄙視地笑了，“當年，我在上海黨中央工作的時候，那些資本家為了賺錢，就經常讓姨太太和人家睡覺。還有其他的例子嗎？”
“有！我們在辦案中，發現還有更壞的奸商。”
“他們的手段會超過‘將欲取之，必先予之’這八個字嗎？”
“嚴格地講，是沒有。所不同的是，他們給予的時候是灌迷魂藥，他們取之的時候，就對我們的工作人員以告發相威脅，使其與之合夥盜竊國家的資產，有的甚至還竊取國家最機密的經濟情報。”
“這完全是特務行為，一定要嚴懲不貸！”
隨著“三反”運動推向高潮，各地揭露出來的資產階級行賄案件越來越多，為此，毛澤東在徵得中央同意之後，代中央起草了《關於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迅速下發各地黨、政、軍機關：
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鬥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在這個鬥爭中，各城市的黨組織對於階級和群眾的力量必須作精密的部署，必須注意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在鬥爭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統一戰線。……
就在中央下發“五反”指示不久，毛澤東相繼收到了大量的“五反”戰報，最令他震驚的是，由志願軍司令部轉給軍委的一份報告，是關於上海大康藥店造假藥害死志願軍傷病員的案件。當時，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把一些藥品、紗布放在毛澤東的面前，非常憤怒地說：“這些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就是用這些過期藥品、沒有消毒的紗布，冒充合格的產品賣給我們。結果，我們一些負傷的志願軍指戰員用了這些假藥，眼看著就死在了我們的醫院中！”
聶榮臻也許是太憤怒了，他竟然邊說邊淌下了淚水。
毛澤東聽後死死地盯著聶榮臻手中的假藥和紗布，驀地伸出雙手奪了過來，他看著看著，又猝然用力摔在地上，幾乎是用顫抖的聲音說；“我們的志願戰士沒有死在美軍的槍炮下，卻被這些製造假藥、黑了心的資本家奪去了生命。聶參謀長，這些假藥是哪個城市出產的？”
“上海，大康藥店。”
“請立即電告陳毅同志，必須查出這些製造假藥的兇手，要堅決繩之以法！”
陳毅市長接到毛澤東的指示之後，立即派負責經濟的專家許滌新等同志親自出馬，查出有關大康藥店製造假藥案件。由於鐵證如山，很快就結案、上報。同時，許滌新向上海市委也作了詳細的報告：“大康藥店的經理叫王康年，他的犯罪行為已經全部查清，王本人也供認不諱。另外，他對自己利用承辦志願軍醫藥用品之機，騙取國家大筆資金，用於做各種非法的投機生意，也作了相應的交代。”
陳毅市長是一位愛憎分明的革命家，有關王康年的案情已經有所瞭解，但是，當他再聽了許滌新的報告之後，依然忍不住地放了幾炮。最後，他才說道：“滌新同志，請你詳細地說說他作案的手段！”
“王康年的作案手段是多種多樣的，但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挖空心思，把我們隊伍中不堅定的分子拉下水。舉例說，他為了達到賺錢的目的，不擇手段地設了一個公關性質的外勤部，曾先後向上海市所屬的二十五個機關中的六十五名幹部行過賄。另外，他還僱用了一些年輕的女人陪吃、陪住，把一些黨的幹部變成他的人，心甘情願地為他做事。他還狂妄地說，我們大康就是幹部思想改造所，紅的進來，白的出去！”
陳毅聽罷拍案而起，向著在座的市委領導大聲疾呼：“同志們！這就是階級鬥爭！對這個罪惡滔天的資本家，如果不處以極刑，那就不足以平民憤！”
處決王康年在上海各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其中，尤其是工人階級憤怒了，衝破了毛澤東的指示：上海暫時不搞“五反”運動的禁令，自發串聯，也學著其他大中城市的樣子，在上海搞起了“五反”運動。
在上海揭露大康藥店經理王康年的前後，毛澤東又收到了劉瀾濤關於華北破獲兩起大案的報告，其中一起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察哈爾省花紗布公司突破了一個龐大的經濟內奸網及操縱這一內奸網的核心組織‘昌記號’的巨案。‘昌記號’是為掩護敵產和作投機買賣於一九五○年組成的黑字號，先後將二十三名舊人員派進國營企業當坐探，建立情報小組，控制了六大公司的物價股長，透過盜竊經濟情報，騙取銀行貸款，買空賣空，販賣毒品、金銀等，至一九五一年底獲暴利達七十八億元。”
毛澤東閱後當即批給各中央局、大軍區：“請你們注意同類性質的巨大案件。這類巨案，可能各省都有，大城市尤多。”
隨著“五反”運動向縱深發展，全國大中城市揭露出的問題真是觸目驚心。為此，毛澤東主持召開有關的政治局會議，集中討論有關“五反”運動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大意謂：
現在出現了一種很嚴重的情況。一部分，人家打進來；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過去，有的同志自發地搞社會主義，想搞垮資產階級，是不對的；現在，又自發地搞資本主義，資本家向我們大舉進攻，也不允許。同志們，我們該怎麼辦呢？第一，首先整頓我們黨內，要整那些買房置地、入股、當董事經理的人；第二，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他們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
自建國前後，劉少奇一直負責城市的工作，對“五反”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並不感到大驚小怪。另外，他又是黨內很有影響的理論家，有關資產階級的問題也有所考慮。所以，他接著毛澤東的話題講道：“我認為當前出現的問題，就是資產階級在自發地向我們進攻，想奪回他們失去的一切！怎麼辦呢？我贊成主席的意見：既然他們向我們進攻的手段是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經濟情報五個方面，那麼我們就堅決地開展這五個方面的‘五反’運動。一定要打退資產階級的進攻！”
周恩來是政務院總理，考慮問題的視角是不同的。如在全國大搞“三反”運動的時候，他就親自給毛澤東寫報告，大意是，搞“三反”，不要誤了生產。對此，毛澤東十分讚賞，當即批示同意。時下，又在“三反”的基礎上來一個“五反”，所以他提出如下意見：“首先，我是贊成在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五反’運動的。但是，可否不要像‘三反’運動那樣，一夜之間就在全國展開了！”
“我贊成總理的意見，”陳雲接著說道，“由於三反運動還沒有結束，我建議採取先易後難的辦法，由點到面地開展五反運動。”
“我看可以嘛，”毛澤東吸了口煙，又問道，“為了穩妥起見，你看由誰掛帥領導這次五反運動啊？”
“由於陳雲同志協助我規劃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建議這次五反運動請薄一波同志主持。”
與會的同志大都贊成周恩來的提議，唯有薄一波同志面帶難色。最後，毛澤東表態說：“我也投一波同志一票，我們都來給你當後臺，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向我反映，還有什麼困難嗎？”
在黨的會議上，一般說來，毛澤東的表態就是最後的態度。因此，薄一波也就表示走馬上任，在中央、主席的領導下指導好全國的“五反”運動。這時，毛澤東又加重口氣地說道：“一定要記住：這次五反鬥爭一定要做到群眾擁護，市場繁榮，生產有望，稅收增加。”
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一場大規模的全國性的“五反”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從全國揭露出來的情況看，我國民族資本家最集中的城市上海，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是相當嚴重的。在毛澤東看來，上海的“五反”運動搞得如何，直接關係著這一運動及至全國經濟工作的全域性。為此，他不僅關注上海“五反”運動的進展，寫下了大量的帶有指導性的批示，而且還經常找負責指導“五反”運動的薄一波、羅瑞卿等同志瞭解情況，交代有關的政策。一天，他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問題有些嚴重，又請來了薄一波、羅瑞卿等。一見面，他就開門見山地說道：“你們看了上海的有關報告了嗎？我認為他們的火力是相當猛的，報刊宣傳也在天天加溫，空氣是不是有點過分緊張了？”
“我看是的。”薄一波取出一份材料，說道，“僅從他們報來的材料看，已經發生資本家自殺事件四十八起，總共死了三十四人”。
“另外，”羅瑞卿也取出一份材料，“主席，天津、廣州等大城市，也有不法資本家跳樓自殺的。”
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羅瑞卿議了一段全國的情況之後，深沉地說：“至於這些自殺的資本家是不是有嚴重的‘五毒’？我們姑且不論，但死人我總是不贊成的。有一種現象值得注意：平時，仰天走路，一個螞蟻也看不見；現在，他們低下了頭，似乎到處都是螞蟻。據黃炎培先生給我來信反映：由於‘五反’鬥爭來勢兇猛，上海很多資本家一下子被嚇怕了，他們就採取了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極態度。一時間，就出現了咖啡廳、舞廳和飯館反常繁榮的三多現象。”
“這在全國大中城市帶有普遍性。”羅瑞卿插話道。
“結果，就影響了生產。”薄一波在講了一些消極面後，又說道，“長此以往，就和主席發動‘五反’運動的初衷相悖逆了。”
“怎麼辦呢？”毛澤東邊吸菸邊思索片刻，“我想了許久，一是從理論上解決，再是派欽差大臣到重點城市去。說到理論問題好辦，寫篇文章，作些指示，我還準備與黃炎培等老先生談一談；關於欽差大臣一事，我想和你們二人商量一下，一波同志去上海，瑞卿同志去廣州，既不包辦代替，也不坐視不管。你們要經常和我還有恩來保持聯繫。”
對此，薄一波和羅瑞卿完全贊同。當談到他們這二位欽差大臣上任的方針，毛澤東明確指示：“總的方針是：我們現在是搞新民主主義，不是搞社會主義，因此，五反是削弱資產階級，而不是打倒資產階級。是要打它幾個月，打痛了再拉，而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薄一波奉命南下上海，從陳毅市長那兒獲悉這樣一個訊息：上海有兩家罐頭廠被工人揭發出來，一家是把發了黴的牛肉、死牛肉製成罐頭，賣給了志願軍；另一家是把公雞當母雞，把七斤當八斤製成罐頭，也賣給了志願軍。薄一波聽後氣憤地說道：“真是見利忘義，傷天害理啊！”
接著，陳毅市長介紹道：氣憤的工人把這兩家罐頭廠的老闆戴上紙糊的高帽子，讓他們遊了街。工人的自發運動，嚇壞了不法的資本家，他們一想到自己的不法行為就坐臥不安，有的就跳樓自殺了。為了防止再有資本家跳樓自殺，上海市委連續召集了幾次會議，把上海大大小小的資本家排了排隊。初步統計：上海共有私人工商業十六萬三千多戶，在全國有影響的有七十二戶，再加上統戰物件共計三百零三戶。最後，陳毅說道：“主席說得好嘛，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我針對上海的具體情況，提出了兩路分兵的主張。”
“兩路分兵包括哪些內容？”薄一波問道。
“把這三百零三戶大一些的資本家集中到市府，互相揭發算賬，進行交代，但同工人群眾則是背靠背地進行；其餘的那些中小資本家，就讓工人群眾面對面地揭發批判。”
“我看這是個好辦法，既可確保不死人，又不使不法資本家漏網。”薄一波稱道了陳毅兩路分兵的主張，“我一定把你這個主張報告主席，以資推廣。”
毛澤東也非常贊同陳毅提出的兩路分兵的主張。與此同時，他還請和上海民族資產階級有著關係的黃炎培來菊香書屋，一道議論“五反”運動。這天，毛澤東依然像過去那樣，在豐澤園門口恭候黃炎培的到來，接著又攙扶黃炎培走進菊香書屋，並請其上座。對此，黃炎培感慨地說道：“歷代帝王打天下的時候，禮賢下士是為了得天下；才坐天下的時候，客氣待友是為了坐穩江山。時下，你已經當了兩年多的主席了，還是如此尊老敬賢，難得啊！”
毛澤東聽後忍不住地笑了，旋即又十分嚴肅地說：“黃任老永遠不要忘了，我毛澤東不是為了自己打天下，更不是為了自己坐天下。”
接著，毛澤東與黃炎培談起了“五反”運動，並再三說明是想聽黃炎培對“三反”、“五反”的意見。對此，黃炎培似有顧慮，僅僅講道：“主席是知道的，我不是資本家。但是，我深知無商不奸的道理。說句老實話，我真的不曾想到這些昧著良心的不法奸商，竟然用假藥、假食品害我們的志願軍指戰員！真是罪該萬死啊！”
“那黃任老是贊成處決這些不法之徒了？”
“是的！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黃任老還聽到什麼意見了嗎？”
“聽到了。有些資本家朋友不無擔心地問我：共產黨的政策是不是變了？”
“請你代我告訴他們，沒有變。黃任老是參加制定《共同綱領》的，只要他們在《共同綱領》的範圍內發展，就是合法的；反之，就是違法的。另外，請你再對他們講清楚，違法不違法，對資產階級而言，是一個政治標準。”
“‘五反’之後，主席打算如何對待資產階級呢？”
“一如既往，不變。”
“他們還讓我問主席，共產黨是不是從根本上就反對資本家賺錢啊？”
“準確地說，反對他們賺黑心錢，鼓勵他們賺合法的錢。”
“好，好！我堅決擁護主席這句話。”
黃炎培談興不減，又應邀參觀了毛澤東的書齋，看到毛澤東正在臨帖練字。就是在這次談論中國書法的源流的時候，毛澤東向黃炎培借了一本王羲之的真跡字帖，並答應一個月保證還給黃炎培。
雖說毛澤東批准了陳毅提出的“兩路分兵”的主張，但是雙方的鬥爭還是十分激烈的。對此，當事人許滌新作了如下的記述：
陳總自告奮勇，要負責前一戰場，漢年幫助陳總掌握形勢，具體工作由我出面。陳總諄諄向我交代政策，他說對資本主義五毒的問題決不能馬虎，但必須切切實實掌握黨的政策，決不能不擇手段亂幹一通。在這三百零三個資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殺，那就證明我們的工作失敗。漢年對這個問題體會很深，他說：這三百零三個資本家是具有代表性的，集中到市政協來交代問題，結果如何？就要看我們能否把鬥爭與團結結合起來。在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有兩個資本家的神色很不正常，在講話時全身發抖。有的同志說，他們可能是生病了。我不放心，叫盛康年和一位幹部去同他們談話，詳細而溫和地向他們交代政策。我打電話給漢年，他同意我的看法和做法，並且說這兩個人不是傷風感冒而是政治病，要好好抓住這個問題。事實證明，這兩個人是因為怕過不了關下不了臺，準備一死了事。經過開導，他們放心了，把衣袋裡準備自殺的安眠藥交了出來。我把此事向陳總報告。陳總說：“還要提防第三個準備自殺的人。關鍵在貫徹黨的統戰政策。”……
隨著上海“五反”運動全面的展開，每天都有一些帶政策性的問題向中央請示。據時任周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李琦回憶：那時，總理非常忙。時在上海的薄一波有時一日數次用電話請示，然後總理再根據回憶寫成報告，呈送毛主席。後來，總理想出了辦法，讓我安一部串聯電話，邊聽邊記，通話一結束，我就整理出一份記錄文稿，呈送毛主席。這樣，不僅節約了許多總理的時間，而且也更及時地送到毛主席那裡，為他決策提供最為可靠的參考。
自然，周恩來也經常為“五反”中一些帶策略性的問題，與毛澤東進行交談。一次，當毛澤東獲悉資本家想自殺的訊息以後，他不無感慨地說道：“上海的資本家想自殺的事件說明，民族資產階級擔心自己犯了五毒之罪，我們就不要他們了。”
“這也說明了他們的兩面性，”周恩來接著又說道，“我們的手一軟，他們就得意忘形；我們的手一硬，他們就又怕我們不給賺錢的機會。”
“幾十年了，他們就是這樣搖搖擺擺、扭著秧歌走過來的嘛。這對我們而言，也就見多不怪了！”毛澤東進而講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之後，又說道：“我是歷來主張：得讓人處就讓人。恩來，既然他們認錯了，我們就應當給他們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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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贊成主席給出路的政策。”接著，周恩來又講了國內的生產形勢，以及有關五年計劃的規劃等問題，遂又說道：“在現階段，我們還需要他們組織生產，以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毛澤東聽後頗有些不服地嘆了口氣，又萬端感慨地說道：“也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我們必須下大氣力發展國有大企業，他們才不敢擾亂我們的市場和經濟。”
“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必須加快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
是啊，共產黨人靠什麼佔領本屬於資產階級的領地呢？一是下大氣力發展國有大企業，再是在完成三年國民經濟恢復之後，儘快地制定第一個五年規劃。毛澤東與周恩來就此交換了意見，最後，毛澤東關切地問道：“恩來，有什麼困難嗎？”
“人手不夠，尤其是懂經濟的人才更少。”
“那就從全國範圍抽掉。”
就在這時，黃炎培打來電話，詢問毛澤東看完了那本王羲之的真跡字帖沒有。對此，毛澤東很是不高興，對秘書說道：“告訴黃任老，我們不是講好一個月？我給他數著呢！”
對此，周恩來是理解黃炎培催要的心情的，他從旁說道：“可能是黃任老太珍愛這本王羲之的真跡字帖了。”
“請代我轉告黃任老：到一個月不還，我失信；不到一個月就催，他失信。誰失信都不好。”毛澤東嚴肅地對秘書說道。
據許滌新回憶：“五反”運動進入後期時，在如何執行黨中央關於處理五類工商戶的原則問題上，有幾個同志主張以退賠數字作標準，退賠數字最大的是完全違法戶；次之是基本違法戶；退賠數字最小的是基本守法戶或完全守法戶。陳總批評了這種意見，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黨的政策。資本大，加工訂貨數量大，退賠款自然就大，不能孤立地去看退賠數字。指出不僅要把它同加工訂貨的數量結合起來，還要看他們平時表現和運動中的態度，否則這三百零三個人中極大多數都將成為完全違法戶或基本違法戶了，這不符合團結多數、打擊少數的原則。”在這樣的前提下，陳毅說：“首先，我不贊成誰的五毒款數額大，誰就是違法戶。比方說，上海的榮氏家族資本最大，加工訂貨數量也就自然比其他企業大，這次退賠的數額也就必然多，我們把榮氏企業劃成違法戶那是不公允的。”
但是，究竟把榮氏企業劃為幾類呢？在上海市委中的確存在著較大的分歧。有人主張出於統戰的原因，可以把榮氏企業劃為基本守法戶；自然，也有人主張把榮氏企業往低處劃。最後，許滌新說道：“陳市長，可否請一波同志請示中央以後再定呢？”
“我贊成。”陳毅看了看旁聽會議的薄一波，“你看呢？”
“我可以請示總理。”
薄一波說罷立即給周恩來打了電話，詳細地報告了關於給榮氏企業定性的意見。
這時周恩來正為規劃第一個五年計劃向毛澤東彙報：“已經搞出了框架，再過一段時間，就提交中央討論。”
毛澤東聽後點點頭，說道：“我還是那句老話：我們既不照搬蘇聯的模式，也不要排除向蘇聯學習，一定要和我們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恩來，上海的情況怎麼樣了？”
“一波同志從上海打來電話，對榮老闆定為幾類拿不準。”
“上海市委的意見呢？”
“多數人的意見定為基本守法戶。”
“何必那麼小氣，告訴陳毅同志，再大方一點，劃成完全守法戶！”
榮老闆定為完全守法戶在工商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其中，黃炎培聽後就興奮地給毛澤東打電話：“主席，由於你在上海樹立了榮毅仁這個樣板，上海的資本家都放心了！他們紛紛給我打電話：今後在黨的領導下，努力生產！”
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認識，毛澤東要比黃炎培深刻得多了！他一方面為黃炎培帶來的訊息高興，一方面又在電話中提醒：“黃任老，他們的話不要全信，因為他們的目的是賺錢，而且有時還不擇手段地賺錢！最近，我經常想到你當年在延安說的那個政權更迭的周期率。我們能不能避免？恐怕得加一條：那就是如何處理好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
就常理而言，毛澤東在取得“三反”、“五反”的偉大勝利的時候，他內心一定是很高興的。但是，當他想到未來需要走的漫漫的長路，又生出心事浩茫連廣宇的感覺。再者，今天黃炎培在電話中又說到了索取王羲之真跡字帖的事，他嘆了口氣，說了這句史有所記的話：
“不夠朋友夠英雄！”
尾聲
一部歷史，就像是一條奔騰咆哮的長河，從蠻荒時代流到了今天，記述了發生在地球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當然，會有雷霆萬鈞的波濤，也有如訴如歌的小曲；
一個民族，就像是構成歷史長河的大小不一的支流，她不僅仰賴歷史長河繁衍生息，而且還在把自己的血和汗融入這條歷史長河中。自然，會有泥沙俱下的洪峰，也有小橋流水的寧靜；
人的一生是短暫的，但卻走著彎彎曲曲的路，有時需要跋山登高，有時還要涉水過河，仔細品味起來，無論是走過千山萬水的探險英雄，還是過著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平民百姓，他們的一生又何嘗不像是一條條大大小小的河呢！
或許毛澤東很早就感悟出了這樣的道理，他從少年時代就置身於江河之中，刻意地駕駛著人生之舟，把自己的人生之河創造得斑斕多彩。
抑或是毛澤東從游泳中悟出了歷史、民族和人生這三條河流的相同和相異的價值，遂造就了毛澤東喜歡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人生！
毛澤東之河有激流險灘，也有水緩溪潺，但放眼望去，毛澤東之河的主流則是波濤洶湧，一個高峰連著一個高峰。似乎“大江東去浪淘盡”不足以讚歎，唯有高歌“北國風光，千裡冰封，萬里雪飄”才能和上節拍！自然，在縱觀他人生之河那眾多的潮湧中，唯開國這段是毛澤東之河的高峰，也是中華民族之河的高峰。啊！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在毛澤東之河的開國高峰中，他鎮定自若，揮灑自如，打敗了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推翻了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一個新中國！接著，他又繼續把人生之河的高峰向前湧動，寫出了如此光輝的史篇：
“建國之後這三年，我們完成了土地改革，搞了鎮反、三反、五反等運動，在朝鮮還和美國人打了一仗，這都是為了鞏固我們剛剛建立的政權。時下，我們領導全國人民已經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復，接著，我們要用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長一點的時間，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中華民族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革命從此全面地向社會主義過渡！在這期間，我們中國人民志願軍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的勝利；領導並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在全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總之，毛澤東以他的天才和智慧，在不長的時間內，為新中國繪製了一幅壯麗的社會主義藍圖！
自然，毛澤東為自己的人生之河——同時也是為中華民族的長河推起了新的潮湧，也激起了無數美麗的雪浪花！
與此同時，毛澤東為了把新中國納入法制建設的軌道，他親自主持制定了第一部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至此，他的思想又大大地超越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境界，就在北戴河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時候，他不顧風急浪湧，向著大海發出挑戰。也就是在他戰勝大海之後，揮筆寫下了一代詩篇《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島外打魚船。
一片汪洋都不見，
知向誰邊？
往事越千年，
魏武揮鞭，
東臨碣石有遺篇。
蕭瑟秋風今又是，
換了人間。
啊！“換了人間。”這是何等的氣魄喲！
當年，毛澤東長征到達陝北之後，看著與他風雨同行的幾千名戰友和部屬，他就高歌一曲：“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而今，他又望著白浪滔天的滄海，又以他那渾厚的聲音唱出了最為雄壯的歌聲：“換了人間！”
但是，毛澤東絕對沒有把“換了人間”的功勞歸到自己的頭上，他也不曾道出這是他人生之河的又一高峰。相反，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又代表中華民族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我們正在前進。
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
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
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全中國六萬萬人民團結起來，為我們的共同事業而努力奮鬥！
……
全書終
一九九九年五月中旬作者於京城萬壽寺。（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