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鑫，黃埔三期畢業生。他先後隨軍參加過東征陳炯明、北伐吳佩孚。大革命失敗之後，他隨東征討蔣部隊進駐九江，並參加南昌起義，之後隨起義部隊退向潮汕。接著，他又參加廣州起義，後又隨軍到達海陸豐，一度出任彭湃屬下的團長。一年之後，海陸豐蘇維埃政權落於敵手，他偕妻子北來上海，出任中央軍委秘書。不久，彭湃同志奉命到達上海，被任命為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軍委書記。時任中央軍事部長的楊殷同志經過再三考慮，決定任命白鑫為彭湃的秘書。從此，白鑫夫婦的住處便成為黨的一個重要的聯絡地點。
對於任命白鑫為彭湃同志的秘書，當時“達生醫院”的大夫柯麟同志曾提出異議，多年之後，他寫了這段文字：
白鑫原是葉挺部隊政治教導隊的指導員，當時我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部當醫務主任。他經常患病，常來找我治療，因此對我頗有好感。他參加廣州起義後隨軍到了海陸豐，後來又到了上海，也找我看病。開始時，他曾對我說他有一個親戚原是國民黨武漢部隊中比較高階的政工幹部，後來參加南昌起義隨軍南下到海陸豐，起義軍在潮汕失敗後，他想逃跑，被彭湃發現後槍斃了。白鑫跟我講這件事時，就表現了對彭湃有著咬牙切齒的痛恨。白鑫對彭湃有私仇這件事，我曾對楊殷談論過，但由於楊殷沒有及時將這件事彙報給黨中央，因而黨中央派了白鑫到江蘇軍委，當了彭湃的秘書。
當時，由於大革命失敗，在革命隊伍中經常出現叛變投敵的分子，兄弟乃至於夫妻分道揚鑣、互為敵人的事情也經常發生。當時，一是白鑫的反革命面貌尚未敗露，再是他曾跟隨彭湃近一年的時間，並未發生出賣彭湃同志的事，從某種意義說，如此信任白鑫的做法並沒有原則錯誤。
但是，自從白鑫出任彭湃的秘書後，他被敵人的白色恐怖嚇破了膽，每每聽見大街上傳來捕人的警笛聲，他和老婆都嚇得緊閉屋門，甚至用手掩耳。後來，隨著中國革命走入低潮，他們夫婦對革命的前途完全喪失了信心。也就是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他們夫婦開始考慮自己的出路，很快，他們就作出了投敵變節的決定。
俗話說得好，投入也要找著門子。白鑫夫婦想變節投敵時，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胞弟——時任南京國民政府軍政部儲備司司長的白雲深。也就是在中央準備發動“八一”大遊行的前後，白鑫派自己的老婆悄悄到了南京，向胞弟白雲深陳述了要改換門庭的想法。
白雲深在國民黨軍隊中混跡多年，當然清楚蔣介石時時都想消滅共產黨的決心。他瞭解了兄長在共產黨中的地位之後，認為這是一筆了不起的大買賣，遂找到自己的老熟人張衝，向其轉陳了兄長白鑫投誠的想法。張衝認為案情重大，且又事不宜遲，當他獲悉陳立夫已經奉召見蔣之後，便當即決定向蔣介石面陳白鑫投誠一事。
蔣介石看中白鑫是彭湃的秘書，在蔣看來，只要能逮捕被他罵作“痞子大王”的彭湃，就是他在消滅**黨魁方面取得的最大勝利。另外，從張衝呈報的材料看，白鑫還能利用職務之便，一舉捕獲周恩來、楊殷等人，這自然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但是，能否如願，他是存疑的。另外，如何才能確保彭湃等人能落入他們之手呢？他沉吟良久，問道：
“立夫，你對此有什麼想法嗎？”
陳立夫有著超乎同僚的一個長處，那就是善於揣度蔣介石的心理活動。換言之，他知道在蔣介石不同的心情下說不同的話，且都能討得蔣介石的歡喜。今天，他一聽蔣介石的口氣，知道蔣介石不是在考問他，而是想藉此顯耀一下領袖才有的高明，故有意地答說：
“從我們以往的教訓看，辦理這類大案失敗多於成功。為此，我想還是聽聽主席的指示。”
蔣介石聽後果真感到特別的舒心。他微微地點了點頭，十分鄭重地作出如下的指示：
“失敗是成功之母嘛！聰明人，失敗後不再沿著原路往下走；愚蠢的人，沿著一條路走到黑。這次能否成功，必須從以往的失敗中找出教訓，換一條新路試試看嘛！”
陳立夫是一個絕頂聰明的政客，他從“換一條新路試試看”中悟出，蔣介石這一指示的核心是，不能再用他精心設在上海的原班人馬，而是另起爐灶，交由另外一條他能控制的線去辦理。待他決定由上海市黨部全權辦理此案之後，便找來徐恩曾、張衝等人，以命令的口氣說道：
“我受主席重託，在你們去上海之前，想聽聽對這次行動有何高見？”
“由於這次行動關係重大，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一網打盡**禍首，必須做到絕對保密，切勿透出半點風聲。”徐恩曾搶先答說。
陳立夫微微地點了點頭，但總是感到沒有說到點子上。他看了看沉吟不語的張衝，客氣地問道：
“淮南，你的意見呢？”
“我認為大家都會贊同絕對保密這一原則的。眼下，關鍵是如何才能做到絕對保密。”
“對，對，接著往下說。”陳立夫插話道。
“我的意見，此次行動要單線聯絡。絕對不要過去那些經常辦案的人員介入。”
“對，對！”徐恩曾覺得自己的見解遜了張衝一籌，忙又搶先補充，“這就防止了我中萬一有敵的危險。”
陳立夫自然明白徐恩曾的心理活動，故作平等看待屬下的樣子，笑了笑說道：
“你們二位所見略同，和我的想法也不謀而合。今天，我正式通知你們二位，我已經把此案交由上海市黨部委員範爭波，你們到上海以後，就單線和他聯絡吧！”
由於楊度先生及時向周恩來提供情報：蔣介石召開第二次裁軍會議的目的是，透過蔣氏手中握有的軍事實力和中央大權，強迫地方實力派繼續削裁軍事力量，其重點是對準馮玉祥的西北軍。所以，中央，尤其是中央常委分管軍事的周恩來就要與中央軍事部長楊殷、江蘇省軍委書記彭湃等同志碰頭，一道研究如何利用即將爆發的新軍閥混戰的形勢，發展壯大全國各地紅軍的武裝力量。周恩來等經過認真討論，一致認為黨在目前的正確方針是：為了加速蔣氏和地方實力派的矛盾，一方面要利用我們的內線關係，提醒地方實力派，尤其是馮玉祥的西北軍認清蔣氏二次裁軍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努力解決好紅軍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力圖在新軍閥混戰的過程中有一個較大的發展。
與此同時，中央軍委透過不同的渠道，時而收到有關紅四軍內部爭論的訊息。由於紅四軍是當時我黨掌握的最有戰鬥力的一支紅軍部隊，因而中央分外關注紅四軍爭論事態的發展。有時還偶爾從內線獲悉，敵人十分重視朱毛紅軍中的分歧，至於由敵人口中傳說毛澤東已經離開了指揮崗位，更使周恩來擔心。為此，周恩來及中央軍委不得不花相當的時間，開會研究、分析有關的情況。幸喜的是，中央軍委終於收到了來自紅四軍的報告：陳毅已離開紅四軍，繞道香港，北來上海，近期就可向中央報告紅四軍的情況。
非常危險的是，白鑫作為彭湃同志軍事方面的秘書，參加了中央軍委研究、討論上述軍事情況的全部會議。更為嚴重的是，有些軍委會議還是他親自安排的，因此開會的時間、地點，乃至於參加會議的人員全部掌握在他的手中。
也就是在這前後，白鑫與上海市黨部委員兼上海公安局特派員範爭波接上了頭，及時地向敵人報告說：
“時下，共產黨內部勾心鬥角，亂作一團。首先是黨的創始人陳獨秀等人和蘇俄的託派聯手，公開反對中共中央的路線；總書記向忠發只是李立三手中的玩偶，一切皆聽命於李立三等人；各地紅軍矛盾百出，就說影響最大的朱毛紅軍吧，聽說朱和毛也分了家……”
範爭波是一個小政客，對於白鑫所說的有關共產黨及紅軍全局性的事情，他一點也不感興趣。把話說穿了，他關注的是如何抓住彭湃、楊殷乃至於周恩來等這種具體大事。這是因為他清楚，有關共產黨與紅軍全局性的問題，是蔣介石考慮的大事，他只要能抓住像彭湃這樣級別的中共領袖人物，就可以立即升官晉級。所以，他不耐煩地打斷了白鑫的談話，單刀直入地說道：
“好了，好了！這些事情留待以後再說。你還是先談談如何才能抓到周恩來、彭湃這些**禍首吧！”
“可以，可以，”白鑫急忙收住自己的話語，就像是一條正在向主子搖尾乞憐的狗，突然挨了主子一棒子，嚇得忙夾起了尾巴，又換作另一副面孔，“簡單地說，中央軍委只要舉行會議，我這個秘書就會提前得到訊息，在透過不同的渠道通知他們開會的同時，我就可以把開會的時間、地點，以及參加會議的成員，準確無誤地向您報告。”
這正是範爭波所要知道的。因此，他與白鑫商定了具體接頭的辦法之後，賞給了白鑫一些錢，遂結束了這次相見。
從此之後，白鑫分外留意中央軍委開會討論的內容。待他獲悉陳毅近期將到達上海，向中央報告有關紅四軍的情況以及中央將開會研究處理意見的訊息之後，他再次偷偷地叩開了範爭波的家門，如實地向範作了彙報。範爭波聽後遂指示道：
“只要他們一決定開會，最好搞清周恩來也參加會議，你就按照我們約定的辦法，把開會的時間、地點，準確地報告給我們，爭取給他們來個一網打盡！”
“是，是！”
俗話說得好，做賊心虛。這些天來，白鑫因時時都在窺測軍委何時開會，因而精神過分緊張了些，他的老毛病——胃病又突然犯了，搞得他疼痛難忍，打不起精神來。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他突然接到彭湃的指示：下午三時在白鑫的住處——新閘路經遠裡召開軍委會議，參加的人有周恩來、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等人。他聽後為之一振，和老婆一道做好會前的準備以後，又藉口胃病犯得厲害，外出向範爭波通報了軍委開會的訊息。有關彭湃、楊殷等同志被捕的經過，周恩來寫下了這段回憶：
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四同志之被捕，日期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許。那時，帝國主義的武裝巡捕與公安局的中國包探，駕著幾輛紅皮鋼甲車，如臨大敵地到滬西叛徒白鑫夫婦的住處。彼等於弄堂內外佈置妥帖後，登樓捕人如像預知的一樣，按名拘捕共五人（除彭、楊、顏、邢外，還有張際春同志），而對白鑫夫婦則置諸不問。人捕齊後，於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爾什維克》、《紅旗》及共產黨的中央通告等。被捕五同志當即被警探擁上汽車，直駛向新閘捕房。此事發生後，各報均禁止登報，因此廣大的群眾一直不知其領袖有此被捕的事件。
誠如史家所記述的那樣，“這天，周恩來本來是要到會的，因為臨時有事沒來參加”。真是好險啊！
另據史家所記，“事後，敵人帶走白鑫，也只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做做樣子罷了。”
彭湃、楊殷等五同志被捕不久，中央就獲悉了這一情況。當晚，周恩來召開中央特委會議，佈置營救和瞭解被捕的原因。會後，陳賡立即約見楊登瀛，很快弄清了事發原因及來龍去脈。當周恩來獲悉告密人是白鑫之後，立即“向黨有關人員發出了白鑫叛變的警報”。在指示陳賡等人“偵察白鑫的行動”的同時，要隨時掌握被捕同志的行蹤，做好營救的準備。有關彭湃、楊殷等五同志入獄後的兩天情況，《陳賡大將》一書作了披露：
這個時候，彭湃關在公安局小北門水仙廟偵緝隊的拘留所裡。他在監獄中受盡各種嚴刑拷打，幾次死而復甦，腳骨也被打傷，始終堅貞不屈。他還排除萬難與黨組織取得聯系，向黨中央寫了報告，彙報他們在獄中同敵人鬥爭的情況，並提出營救同志的設想。為了便於和各方聯絡，陳賡當即隨顧順章住到南京路、西藏路口的新世界飯店，展開這場驚心動魄的鬥爭。
彭湃、楊殷等被押進拘留所關了兩天，就傳出訊息說，公安局要對他們進行“審訊”。陳賡把這一訊息報告周恩來，周恩來深思熟慮之後，一面派李強住到水仙廟偵緝隊附近偵察和監視；一面叫陳賡去找楊登瀛商量，利用楊登瀛參加“陪審”的機會，帶一個彭湃所認識的同志去，站在楊登瀛的背後，暗示彭湃，組織上正在營救他，使他有所準備；與此同時，命令紅隊準備行動。這場“審訊”是在八月二十六日夜裡進行的。這天楊登瀛在“審訊”時裝得樣子很兇，罵得很厲害，但是非常巧妙地把黨的意圖暗示給彭湃了。
對此，周恩來在當時也撰文記述道：
二十五日為星期日，臨時法院不辦公。二十六日法院開審，合作的帝國主義走狗法官與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後判交公安局引渡帶去。在審問時，只被捕五同志到案，照片已於被捕當日弄好，按名詢問，顯然叛徒白鑫已在暗中作證指明。引渡時，公安局亦以鐵甲汽車武裝解入城內公安局。審問與引渡情形，曾載在當日晚報，但未將其真姓名宣佈。這是統治階級故意如此，為的是避免廣大群眾嚴厲的直接反抗。
彭、楊五同志至公安局，當晚即開審，問官一無所得。而彭、楊五同志在看守所中即開始宣傳，許多保安隊員為之感動。二十七日下午復開審，審問歷四五小時。問到彭湃同志，有人出為證明，彭湃同志公開承認。問官詢其經過歷史，彭同志慷慨而談，歷時一點多鍾，從未入黨以前在海陸豐做農**動起，直談至在海陸豐建立蘇維埃的經過。當談至在海陸豐懲辦反革命時，彭同志向審問官抗聲說道：似你們這班反革命黨，我們在海陸豐不知殺了好多，你現在不必再問了，將我槍斃好了。問官亦為之動容。問至楊殷同志，楊殷同志亦公開承認自己的經過。審問畢，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齊唱國際歌，以賦同仇，直影響了全所。
也就是在這緊張的營救過程中，楊登瀛透過內部獲悉，八月二十八日晨，敵人將彭湃、楊殷等五同志從拘留所解往龍華警備司令部。為此，周恩來精心策劃了如下的營救方案：
周恩來得到這一情報後，即下令特科所有會打槍的人一起出動，埋伏在囚車經過的途中，準備劫車營救。那天，紅隊隊員和許多人一起，化裝成拍電影外景的攝影隊，武器裝在一隻皮箱裡面，指定專人騎機器腳踏車送到現場。還準備了裝好大米的卡車，打算用它擋住囚車，迫使停車，然後下手。這次行動事前經過周密佈置，出動中央特科的全部工作人員，還有些人化裝成小商販，或者裝成過路人，一起來到現場，擺成一個“劫法場”的陣勢。但是送武器的人……來遲了，加上事先的準備工作不細，槍內的潤滑脂未曾清除，不能立即使用，再加敵人戒備森嚴，營救沒有實現。（摘自《陳賡大將》一書）
也就是在彭湃、楊殷等五位同志被捕後兩天，紅四軍的代表陳毅同志到達了上海。
陳毅參加南昌起義失敗之後，與朱德同志率部上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的部隊會師，開創了史稱中國革命搖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不久，隨毛澤東、朱德等同志下山，向贛南、閩西進軍，又相繼建立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不久，紅四軍前委在建軍問題上發生原則爭論，前委決定派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彙報，陳毅所任前委書記一職由朱德代理。
會後，“陳毅在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的陪同下，經上杭、龍巖到廈門”。他在廈門候船期間，“給在上海擔任四川軍閥劉存厚的少將代表的胞兄陳孟熙發了一信，說他將乘香港英國輪船到滬，並告以大致船期”。還應說及的是，他還有一位堂兄叫陳修和，這時也在上海兵工廠任職。“他們自武漢分別以來雖然各奔前程，陳毅判定他們依然會尊重各自的信仰，給他方便和掩護”。
接著，陳毅出於安全考慮，先在廈門乘輪船南下香港，“同中共廣東省委接上頭，見到了留法老同學、廣東軍委書記聶榮臻和中共中央派赴廣西路過香港的鄧小平”，隨即又乘英國輪船北返上海。關於他到達上海的情形，《陳毅傳》作了如下記述：
英國輪船經幾晝夜航行於八月下旬抵達上海時，黃浦江邊租界碼頭氣氛緊張，搜查異常嚴格。陳毅正打算擠到人流中去乘亂下船，忽然發現兩位兄長已經登船，正在延頸尋人。相見後，修和、孟熙立刻示意他緊隨他們下船上岸。兩位兄長一式西裝革履，胸佩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徽章，氣宇軒昂。陳毅也衣著得體，像個廣東來的技術工人。當他們隨著人流穿過碼頭稽查線時，沒有警察攔問。
已經安排陳毅住英租界四馬路新蘇旅館，開了一個有裡外間的客房，陳孟熙住外間，陳毅住裡間。陳修和則回兵工廠，常來關照。兄長們備好西裝全套，警備司令部徽章一枚。
據《陳毅傳》記述，“就在他抵達上海的前兩天，由於叛徒的出賣，陳毅的入黨介紹人、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於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許被捕”。由此可以推出陳毅到達上海的時間是八月二十六日。就其常理，當晚自應是二位兄長為他接風洗塵。與有關人士接頭的時間是八月二十七日。
查《周恩來年譜》，八月二十七日，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報告彭湃等人被捕事件。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兼中央軍事部長，羅登賢調中央，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立三兼農委書記”。就組織系統而言，首先接待陳毅的自應是軍事部長周恩來。但是，他會後忙於部署營救彭湃的計劃，難以分身會見前來上海匯報工作的陳毅。怎麼辦？當時在中央工作的負責同志，只有李立三曾與陳毅在法國一同勤工儉學，又一同被押送回國，故請李立三出面接待陳毅。兩位昔日情同手足的老同學，在此東方冒險家的樂園——大上海相逢，真是感慨良多啊！他們相見過後，陳毅簡要地講了有關紅四軍的情況。李立三聽後表示“他會儘快向政治局報告，並要陳毅儘快寫好幾種上報的書面材料”。
翌日——八月二十八日，中央特委營救彭湃、楊殷等同志的計劃失敗。八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總書記向忠發，政治局常委周恩來、李立三、項英以及關向應等同志，專門聽取陳毅同志有關紅四軍情況的詳細報告。首先，陳毅陳述“轉戰贛南閩西的過程中，紅軍的環境相當艱苦。部隊中，包括領導層中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出現了分歧。這時，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紅四軍工作，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兼軍政治部主任，對毛澤東從實際出發的一些正確主張任意指責。這就促發紅四軍黨內關於建軍原則的一場爭論”。接著，陳毅較為詳細地闡述了這場原則爭論的發展及其後果。為使讀者瞭解紅四軍發生的這場爭論的真實歷史，現摘錄權威著作《毛澤東傳》有關的評介如下：
五月底，毛澤東在福建永定縣湖雷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會上，就黨對軍隊領導的問題發生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爭論中意見未能統一，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六月八日，毛澤東在上杭縣白砂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上一度以書面提出辭職。會議以壓倒多數票透過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劉安恭的臨時軍委書記自然免除。但爭論的根本問題仍未解決，少數人還把黨內分歧意見散佈到一般指戰員中去，情況日趨嚴重。會後，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給毛澤東寫信，請江華轉交。江華後來回憶說：“當天夜裡，林彪給毛澤東同志送來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贊成毛澤東同志離開前委，希望他有決心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毛澤東根據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們自己的意見”的要求，於六月十四日給林彪寫了回信，並送交前委。覆信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歸納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十四個問題。指出紅四軍還沒有能建立起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因是：第一，紅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便帶來了一些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第二，這支部隊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集結的，原來黨的組織很薄弱，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力；第三，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覆信批評了不要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流寇思想……這封信，是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經驗的重要文獻，系統地提出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和紅軍建設的一系列根本原則，為半年後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打下了初步基礎。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巖城內召開。毛澤東在會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議：透過總結過去鬥爭經驗的辦法達到統一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和戰鬥力。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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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四軍七大由陳毅主持，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代表們圍繞從井岡山鬥爭以來的各方面問題進行討論。會議所作的決議對許多具體問題的結論是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但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會後，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中央政治局“聽取了陳毅關於紅四軍全面情況以及朱德、毛澤東之間爭論的詳細彙報”，“鑑於紅四軍的經驗和問題極為重要，政治局決定以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組成一委員會深入討論審議，提出決議到政治局討論透過”。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為召集人。
正當周恩來一方面設法營救彭湃、楊殷等五位被捕同志，一方面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和討論陳毅關於紅四軍情況的時候，蔣介石為慶賀屬下逮捕彭湃、楊殷等五人的所謂輝煌戰果，決定於八月二十八日晚由南京乘專列來上海，但是出乎世人所料的是，蔣介石走出專列，驅車駛向下榻處的路上，突然遭到槍擊。對此，周恩來曾作了如下記述：
適當晚發生了蔣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衛兵統押至司令部。上至熊式輝，下至司法科，統忙得屁滾尿流。被押衛兵，經嚴刑拷打，血肉橫飛，骨折肢斷，無一肯供出刺蔣來源。
有關此次刺蔣事件，始終無人坦白誰是主謀者，終成“千古之謎”系列中的一大謎事。對此，蔣介石也諱莫如深，這就更使這一謎事如淵。
周恩來獲悉刺蔣訊息之後，他的直感是，營救彭湃、楊殷等五同志的難度必將因此而越發地加大了。為此，他不得不暗暗自問：
“下一步棋該怎麼走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