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根據李立三的報告精神，於六月十一日發出《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之後，李立三的頭腦逐漸升溫發燒，幾乎燒到了發昏的程度。他不僅敢於對抗遠東局駐上海的代表，而且他還以君臨天下的威風，批評一切不贊成他意見的同志。
當時，毛澤東與朱德根據紅四軍的實際情況，不同意李立三對紅軍實力的估計，更不贊同以裝備很差的紅軍去攻打大城市，因為從軍事戰略上講這是錯誤的。為此，李立三在中央點名批評毛澤東，說毛是妨礙“猛烈擴大紅軍”的代表人物。他說：“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礙紅軍發展的兩個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遊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同志，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完全與中央不同。”李立三批評毛澤東對紅軍發展仍是保持遊擊戰爭的觀念，而他認為遊擊戰術是不適合當前戰爭的需要。現在是需要奪取中心城市，向敵人主力進攻，向交通中心發展，所以紅軍應當擴大發展。
李立三為了改變毛澤東所謂錯誤的路線，又以中央的名義給紅四軍前委發去一封指示信，嚴厲地指責道：“中央過去曾經屢次把新的路線傳遞給你們”，“可是這一路線，直到現在你們還完全沒有懂得，還是在固執你們過去的路線”。直言批評毛澤東等“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的錯誤”。其錯誤可分為四個方面：一是“站在農民的觀點來作土地革命，如像你們認為‘農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論”；二是“先完成三省邊境割據再打南昌”的“割據觀點”；三是“對於資產階級更完全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路線”，像“保護大小商人的口號”等；四是認為中央指示“爭取武漢的勝利”不可能做到，因為“帝國主義力量大”。最後，以命令的口氣指示：“中央的路線到達四軍後，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接著，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於六月二十五日致信周恩來，說明目前國內面臨“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勢的大爆發日益逼近的形勢”，告以六月十一日決議等問題上，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爭論，說“如果是懷疑準備武漢首先勝利的總路線，那麼我們是堅決不同意的，務請你向國際力爭”。鑑於遠東局代表羅伯特反對六月十一日決議的理由之一是，周恩來、瞿秋白目前不在國內，中央政治局很弱，信中命令周恩來“即刻動身回來，萬勿遲延”。
不久，蔣介石北防南攻的戰略方針奏效，因粵系出兵以及桂系大將黃紹竑有意附蔣，致使桂系兵敗湖南，不得不再次退守廣西。接著，蔣介石為實現第二階段的戰略使命——從軍事上徹底粉碎馮玉祥、閻錫山兩大軍事集團，遂集中全力揮兵北指。從此，史家所稱的蔣馮閻中原大戰又拉開了戰幕。這時，由於蔣介石傾巢北指，無暇後顧，因而在黃河西岸大戰不休的同時，長江兩岸的兵力頓顯空虛，其中上海、南京，尤其是武漢三鎮因其戰略地位之重要，遂為參戰各方所矚目。
對此，李立三等中央主要負責人不僅未看到這場新軍閥混戰的實質，也沒有從軍事戰略上分析戰爭態勢的走向，以及參戰各方的成敗結局，只是從混戰現象出發，認為中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如果不伸展雙臂去迎接已經到來的革命高潮，那就是中國革命的絆腳石。由此出發，李立三於七月十三日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十分激動地提出：他“同江蘇省委討論後認為，南京兵暴是推動全國革命高潮之起點；組織南京兵暴必須與組織上海總同盟罷工同時並進；南京暴動的勝利必須有武漢暴動緊接著爆發，以爭取武漢首先勝利，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建立亦必須在武漢；全國各省必須注意在各重要城市中加緊組織總罷工，各省的工作都須以總罷工為前提”。對此荒唐的提議，中央幾乎無人提出異議，遂獲得透過。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以總書記向忠發的名義致書共產國際主席團，聲言：“決定組織南京兵士暴動，同時組織上海的總同盟罷工，並力爭武漢武裝暴動首先勝利，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要求國際動員各國支部積極進行保護中國革命運動，特別（是）聯共的積極援助，並派大批政治軍事人才前來加緊指導與工作。”李立三等人或許看到了當時的中央難以指揮他想象中的革命高潮，遂又請國際“通知恩來、秋白諸同志速歸”。
對此，遠在莫斯科的周恩來並不知情。
在李立三頭腦繼續升溫的情況下，黨內的“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為了具體實施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等計劃，中央政治局於七月二十日召開會議，討論成立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的問題和長江局工作計劃，再次強調：“武漢首先勝利，必須緊接著全國革命高潮。”七月二十二日，全國組織會議透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組織任務》，宣佈行動委員會是黨領導鬥爭最集中而有力的行動組織，在這一組織方式之下，黨與團的組織暫時統一起來，成為一個組織系統；在行動中，下級絕對服從上級，執行一切命令；要求實現黨員軍事化與黨的組織軍事化。這時彭德懷指揮的紅軍第三軍團乘著蔣介石無暇後顧的時機，一舉攻克了湖南重鎮長沙。對此，李立三分外興高采烈，他更加堅信自己的策略和路線是正確的。
也就在此時，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國際的緊急指示，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觀力量太弱，還沒有奪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不同意佈置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
對此，李立三以及中央政治局的絕大多數成員是想不通的。他們在八月一日開會討論共產國際的指示的時候，不僅不認真地考慮敵我雙方的態勢，檢討中央制定的路線是否正確，相反，他們幾乎一致認為，共產國際下達這一指示的原因是周恩來的右傾思想造成的。所以，他們必然要指責周恩來。請看《周恩來傳》一書有關的評介：
李立三首先發言。他說：“昨晚看電後，我感覺到國際的來電，確沒有知道中國革命發展的形勢。”“切實說起來，國際不僅不瞭解目前革命發展的形勢，並且沒有瞭解中國革命的總趨勢。國際之不能瞭解中國革命的趨勢，恩來同志要負這一責任。恩來同志向國際的報告，一定沒有說明革命發展的總的趨勢，所以使國際不能（瞭解）這一迅速的發展。”李立三強調：“我們如用機械的執行國際的指示，表面上忠於國際的來電，實際上放鬆現在革命的緊急關頭，便是不忠於革命，不忠於革命就是不忠實於國際。”他進一步談了全國武裝暴動的部署，並提出：“在這種形勢下，我黨應很快的成立中央總行委與成立南方局、北方局。”與會者同意李立三的意見。項英說：“國際並不是不瞭解總的趨勢，而是沒有瞭解革命發展的速度。”向忠發作結論時說：李立三的發言，“完全是根據實際問題來作答覆。這許多實際問題都說明黨的路線之正確”。他說：“恩來對於這一問題，不僅應負政治上的責任，而且還包含著一右傾的危險。”“政（治）局同志都應在一致的精神上來堅決執行黨的路線。這絕不是反國際，而是革命群眾的要求。我們應向國際負責，同時就對革命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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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這種“左”傾錯誤思想的指導下，李立三根本不看打得正酣的蔣馮閻中原大戰，正在向著有利於蔣介石一方發展。自然，他也不會去想一旦蔣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戰的勝利，中國革命又將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他依然一意孤行，在八月三日繼續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竟然作出如下可笑的結論：“我們的戰略必須推動國際無產階級對帝國主義的決戰”，“國際在目前形勢，我想必須採取積極進攻路線才有辦法，首先是蘇聯，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在這進攻路線下，可以得到更快的成功，否則，不能在中國革命中掀動全世界的大革命，做最後的階級決戰”。會上決定在發動武漢暴動、南京暴動與上海總同盟罷工的同時，要調集紅一、二、三、四、五、六、八等軍分路向武漢推進，實現他的在武漢建立中央蘇維埃政權的設想；與此同時，為了擴大戰果，他還要求南方局在廣州組織暴動。真是大有破釜沉舟之勢！
這時，中共中央已經獲悉周恩來、瞿秋白奉共產國際之命回國。換言之，在李立三等人看來，周恩來與瞿秋白必然假借共產國際的招牌，極力壓制所謂已經到來的革命高潮。怎麼辦？李立三等人統一認識：在強調反對“右傾”的旗幟下，迎候歸來的周恩來和瞿秋白。現摘錄有關與會者的發言如下：
溫袷成：“恩來同志回來，必有一次更激烈的論戰和鬥爭，我們必須指出他在國際上應負的政治責任。政治問題解決後，恩來同志可以去北方局負責。”
光生（與會的化名）：“中央對恩來的鬥爭，必須是很堅決的但必能以實際問題，戰勝其不正確的觀念。這種不同路線，在目前形勢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須很快的解決，就是同樣可使革命更快的發展。”
向忠發：“此次國際的來電，在第一次的討論以及與遠東局的討論，證明國際的錯誤。恩來同志尤其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暴露他右傾的危險，應在政治上負嚴重的責任。”
“據中夏、餘飛同志的報告及恩來自己的通訊，都說他在國際作了三天的報告。他的報告最大的缺點，必然是：一、沒有將中國革命速度說明；二、沒有將中國群眾運動在經濟基礎上說明。這是恩來要負責的。昨日與遠東局討論，關於貧**動問題，遠東局同志雖提出貧民鬥爭，但僅是鬧荒問題，但中央則指出其實質。固然討論貧**動，恩來不在國內，但在階級鬥爭趨勢上應該瞭解的，我們過去沒有抓緊恩來一切問題，這是我們的疏忽。”
八月六日，李立三等宣佈成立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以向忠發、李立三等人為主席團成員，統一指揮全國各地的暴動及總罷工。同時，李立三作《目前政治形勢與黨在準備武裝暴動中的任務》的報告，繼續發揮他的“左”傾錯誤。對此，李維漢同志作了如下評述：
立三的設想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的爆發，將引起全國總暴動的發生，屆時蘇聯和蒙古可以出兵，將“西伯利亞數十萬中國工人迅速武裝起來”，支援中國革命。這樣一來，“日帝國主義必很迅速地向蘇聯進攻”，引起世界大戰，而中國革命就會在世界革命高潮中取得勝利。這是一個十足的主觀臆想。
以上就是周恩來、瞿秋白奉命回到上海之前，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對國內革命態勢的估計、對共產國際批評的態度、對周恩來所謂右傾思想的批判等情況。假如蔣馮閻中原大戰依然成膠著狀態，周恩來回國的任務是難以順利完成的。
但是，就在周恩來和瞿秋白奉命回國期間，蔣馮閻中原大戰很快就明朗化了。請看史實：
馮玉祥與閻錫山聯合發動反對蔣介石的這場中原大戰，是為各自的私利所驅。戰爭打響之後，工於心計的閻錫山看到馮玉祥的西北軍連戰皆捷，生怕馮玉祥得勝之後再掉轉槍口佔領山西以報當初被軟禁五臺山之仇，遂單方毀約，不僅暗自保全晉軍實力，而且還斷絕對西北軍的接濟，使貧困的西北軍吃穿無著，械彈奇缺，吃盡了苦頭，僅僅憑藉人多在隴海線苦撐。對此，馮玉祥氣得迭放粗話，大罵閻錫山背信棄義！
蔣介石十分重視情報工作。當他獲悉馮閻出現矛盾之後，遂改變戰略：西線採取防守並進而拖垮馮玉祥西北軍的戰略，東線集中優勢兵力打垮進佔山東的晉軍的方針。也就是李立三在決定實施全國總暴動計劃並批評周恩來右傾的八月一日，蔣介石在津浦線對閻錫山的晉軍發起了總攻。晉軍難以抵禦，很快就被逼退到泰安一線。待到八月十五日，蔣軍襲佔山東省會濟南。蔣介石以勝利者的姿態於八月二十一日乘坐飛機到達濟南，親自指揮大軍北渡黃河，乘勝追殲逃散的晉軍。這樣一來，馮玉祥西北軍的失敗只是時間問題了。
如果說李立三“左”傾錯誤的一個主要來源，就是從客觀上錯誤判斷了蔣馮閻中原大戰，使得他那過熱的主觀意識無限膨脹；那麼一旦蔣馮閻中原大戰發生了逆轉，他那過熱的主觀臆想，遂在這驟變的客觀形勢面前碰了壁。因此，他那近似發燒的“左”傾盲動思想也必然會自動降溫。接下來，他不得不考慮下一步應該怎麼辦。
恰在這時，周恩來自蘇聯回到了東北，他先坐火車到達大連，再搭乘輪船於八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到達上海。
周恩來回到上海以後，儘管迎接他的李立三、向忠發不是首先向他介紹國內的情況，而是“找他提出質問”，可他並沒有採取針鋒相對的做法，立即向李立三、向忠發，以及當時中共中央主要負責同志宣讀共產國際的指示，強行要求李立三等同志承認錯誤。相反，他分別找當時黨的主要負責同志向忠發、李立三談話，在全面瞭解了李立三等所犯的錯誤以後，再“透過耐心的說理和具體的分析，終於把他們說服了”。
誠如前文所述，李立三會如此快地承認錯誤，除去周恩來的耐心的工作以外，那就是國內的局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那一套狂熱的革命構想就要變成明日黃花了！
這時，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周恩來應該做的一是瞭解情況，再是向中央政治局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另外，他隨著對中國革命認識的深化，認識到“幾年來，中共中央一直把城市工作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對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抱著輕視的態度，並曾在給共產國際主席團的信中把周恩來前次提出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主張斥為‘割據觀念’”是錯誤的；另外，他透過與李立三、向忠發等同志的交談，初步看到李立三等同志這次犯錯誤的原因，依然是堅持中國革命走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並把勝利完全押在城市暴動上。因此，他在八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著重講了建立並發展革命根據地問題的意見：
“根據地決不是割據、保守，而是站住腳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發展。”“在中國什麼地方最適合做蘇維埃的根據地？贛西南、閩粵邊等處，不僅有廣大的蘇維埃區域，而且有黨的基礎，有廣大的群眾，鞏固這許多地方以向著工業中心城市發展。在策略上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是因為在許多區域不僅是敵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黨所領導的廣大基礎，黨將這力量鞏固起來。”“中央過去特別指出割據的錯誤，因此對於根據地這一點確實注意得比較少。我回國後，與特生（向忠發）、柏山（李立三）兩同志談話後，都認為這是工作中的缺點。”
實事求是地說，向忠發、李立三在他們狂熱的暴動構想行將失敗的前夕，能夠在革命根據地問題上有此認識是一大進步。自然，我們也從他們的進步中看到，“周恩來在引導全黨重視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是走在前列的，做出了重大貢獻”。
與李立三同時代的人都說：李立三的性格是一團火。他犯錯誤也是大張旗鼓地犯，他認識錯誤和改正錯誤也是光明正大地改，搞陰謀詭計他是不會的。他聽了周恩來傳達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指示精神後，又認真地思索了周恩來對他的批評，很快就認識到自己錯了。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周恩來的報告的時候，李立三就這樣講過：
“聽了伍豪同志的報告以後，將過去所懷疑的主要問題完全瞭解。”他回顧過去“中央特別注意全國工作的配合城市無產階級武裝的準備，當然亦沒有放鬆蘇維埃的工作；國際的指示精神特別加緊蘇維埃的鞏固、紅軍集中，然後爭取中心城市。這一著重點確是不同。這一不同從哪裡發生？這還是在發展不平衡這點上發生”。“我們如僅注意弱點，而不利用優點，確是不妥當的，至少我個人過去是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向忠發任總書記是第三共產國際單純推行唯工人成分論的結果。他出身工人，有一定的革命經驗和資歷，但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是不夠稱職的。因此，在黨的六大之後，黨中央負實際責任的是周恩來；周恩來去莫斯科之後，李立三很快就取代周恩來成為中央負實際責任的領導。因此，李立三犯了“左”傾錯誤，向忠發也必然跟著犯。眼下，李立三初步承認自己犯錯誤的原因，他也只好跟著做檢查。但是，他沒有李立三的胸懷坦蕩，對所犯錯誤多少還要進行一些辯解。請看他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做結論時說的這段話：
“在今天討論後，應有一電去國際。有幾點要宣告：過去是有誤會。同時說明伍豪回後，政治局已討論兩次，一切問題已解決，堅決接受國際指示及補正過去的不足。”
與會者一致同意：由周恩來起草致共產國際電。
周恩來受命連夜為中共中央草擬以總書記向忠發的名義致共產國際主席團電，大意謂：“中央政治局對國際的指示完全同意，決定堅決執行國際的一切指示。同時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與國際的並無不同之處，表示等國際決議案到後，中央即作出接受國際指示的決議案送國際並發給下級黨部討論施行。”
透過上述扼要的介紹，自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周恩來回國僅僅一個星期，且在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的時候，他就基本上已使李立三初步認識到自己的冒險錯誤。
八月二十六日，瞿秋白回到了上海。這時，國內的局勢又朝著有利於蔣介石的方面猝變。蔣介石在津浦線上打垮晉軍之後，遂集中優勢兵力於隴海線上，對馮玉祥的西北軍發起了最後的一擊。恰在這時，馮玉祥的屬下在蔣氏武力進逼和金錢收買之下，相繼叛馮投蔣，致使整個中原戰場出現了倒向蔣介石的大勢。
與此同時，蔣介石抽出了部分兵力南下長沙、南昌，對付冒險攻打大城市的紅軍。在這種形勢下，奉李立三之命，由紅一軍團、紅三軍團新近組成的紅一方面軍進抵長沙近郊，先後兩次進攻長沙，均未奏效，給紅軍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不得不於八月二十九日撤兵罷戰。也就是在這前後，被李立三吹噓的南京兵暴也以“全市被敵人逮捕的黨員有一百多人，使南京黨組織受到大破壞”的代價，宣告失敗。自然，李立三所寄予希望的“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計劃遂成為一枕黃粱。
由於李立三的冒險錯誤，使得各級黨組織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一批反對立三路線的黨的幹部遭到打擊與迫害，甚至因此而落入敵人的魔掌。其中，最使周恩來痛心的是，惲代英同志因反對李立三的冒險錯誤受到迫害，就在他回國前不久落入了敵手。為使讀者全面瞭解立三路線，現將惲代英同志被捕的情況簡要敘述如下：
惲代英調任組織部任秘書長不久，遂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福建，出席在廈門召開的中共福建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惲代英的指導下，大會決議雖然也有“全省總暴動”之類“左”的詞句，但在制定具體革命任務的時候，卻有意抵制了李立三“左”傾錯誤。決議強調福建省委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與擴大土地革命，在遊擊戰爭中建立和擴大紅軍，鞏固發展蘇維埃區域。明確指出閩西的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較弱的閩南方向發展，有意抵制李立三要紅軍攻打廣州的指示。結果，這些正確意見遭到了李立三的嚴厲批評，指責惲代英犯了“策略錯誤”，強令福建省委推行“左”傾冒險路線。會後，惲代英到閩西視察，親眼看到“閩西十萬工農群眾從鬥爭中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獲得朱毛紅軍長期遊擊戰爭經驗的幫助與指導，在政治上確實已表現了偉大的成績”。為此，他回到上海之後，在黨的會議上嚴肅地批評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可是，這時的李立三已經大權在握，正沿著他的“左”傾錯誤向前發展，他非但不接受惲代英的批評，反而給惲扣上“調和主義”、“機會主義”的帽子，免去其中央組織部秘書長職務，先後調任滬中區、滬東區工作。像惲代英這樣知名的共產黨人下放到基層工作，本身就是不負責的處理。因此，當惲代英到楊樹浦老怡和紗廠門前聯絡工作的時候，突然遇上了搜查行人的“抄靶子”，他雖然裝成工人模樣，機智地稱自己是“王作林”，但巡捕見他“戴眼鏡，有水筆、手錶及四十元錢”，遂生疑心，將他逮捕。
周恩來聽後非常痛心，立即找來陳賡等同志，一塊研究了營救惲代英的方案。由此，他更加認識到立三所犯錯誤的危害。
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一邊與瞿秋白貫徹共產國際的精神，批評李立三等同志的錯誤，一邊又擔負起了處理善後的工作，力爭把在立三錯誤影響下的損失減少到最小程度。舉例說，湖北問題是立三路線對全國工作部署的重心，自然受害也最為嚴重。為此，周恩來為中共中央接連起草並發出三封給長江局的指示信。對此，《周恩來傳》一書作了這樣的評介：
九月一日的信上明確指出：“在今天武漢還不能暴動，還不是暴動的前夜。”“紅軍向中心城市發展這一路線是不會實現的。”這封信還強調：“當我們估計敵人力量的時候，不容許我們有絲毫過低的估計，不容許我們忘掉敵人的任何強點；當我們估計我們自己力量的時候，不容許我們有絲毫誇大的估量，不容許我們有架空而不切實際的計劃，尤其不容許我們忘掉我們自己的弱點。”九月四日的信上指出：“你們一切工作計劃，最中心的缺點是在佈置暴動上做文章。”他強調：“你們第一個任務，便是要將武漢工人群眾的實際生活與要求（不僅是先進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廣泛的落後的群眾的一般要求都要計及）弄清。”“鬥爭力量和組織基礎必須從日常鬥爭、罷工與示威之不斷生長中培植起來，以聯絡到黨的政治口號。”要他們堅決反對“‘左’傾會比右傾好些、在現時只怕右傾不怕‘左’傾”的錯誤觀念。“要知右傾會障礙革命與斷送革命，而‘左’傾也同樣會障礙革命與斷送革命的”。九月九日的信上指出，城市工作“必須極實際的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黨的幹部必須“多派往下層去，多派往外縣去，加強紅色區域的領導是你們萬萬不可忽視的”。這三封指示信，停止了武漢暴動的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轉移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周恩來歷經上述諸方面的努力之後，遂與瞿秋白等商議召開六屆三中全會，全面總結前一階段中央工作的失誤，在貫徹共產國際精神的基礎上開創未來。自然，像這樣的中央全會，犯有錯誤的李立三只有接受全會批評的義務，而黨的總書記向忠發也不能充任全會的主持人。由誰出面主持六屆三中全會呢？就常規而言，周恩來是六大選出的政治局常委，又受共產國際之命回國解決立三同志的問題，理所當然地應該由他擔負起主持召開三中全會的責任，然而向來沒有權欲的周恩來卻主動讓賢，請僅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瞿秋白主持。對此，列席六屆三中全會的聶榮臻作了如下回憶：
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面，讓他主持會議，作報告，發表結論性的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同志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恩來這種沒有個人私心的謙虛精神，令人佩服。
但是，周恩來在醞釀補選中央領導成員的時候，依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考慮到紅軍、根據地在未來中國革命中的特殊地位，遂又當仁不讓地提名遠在贛南、閩西的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由此可見，他是本著立黨為公的原則行事的。
經過充分的醞釀和準備，周恩來又命中央特委的陳賡等同志選好會址，提前做好安全保衛工作之後，遂決定，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於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麥特赫斯脫路一所臨時租用的洋房裡秘密召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