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大農”經營的興盛，經營地主和富農都使用--定數量的僱工，僱工階層也隨之壯大。“大農”經營的興盛帶來了龐大的僱農群，僱工階層迅速壯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兩極都出現了。在秦時竹看來，兩極對立並不可怕，只要協調好照樣可以形成互惠互利的關係，首先是要把蛋糕做大，其次才是考慮如何分配。由於農墾公司的榜樣力量，公司制是“大農”的一個重要經營方式，許多經營地主和富農興建了許多農墾公司，採用僱工勞動。
據不完全統計，僅吉林的火犁、東井、智遠、近思、等幾家農墾公司就有僱工9000餘人，這些僱工基本上是從山西、直隸、山東、河南等地遷移來的貧苦農民，黑龍江的三大農墾公司也都不同程度地僱傭農場工人。雖然這種早期的“公司制”都是一些頭腦比較靈活的地主、富農搗鼓出來的，簡陋的令人發笑，但畢竟是新生事物，各省農林廳予以了廣泛的扶持，不僅下發了相對正規的契約、公司制度文字，還發放了不少如何經營、管理的小冊子，深得他們的歡迎。
當然，在公司制以外也有沿用傳統僱傭方式進行經營的，這種模式可謂舊瓶裝新酒，形式沒變，內涵已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以遼寧居多，對遼寧南部西部和北部的多次調查顯示，經營土地幾十垧的農戶，均僱有一定數量的勞動力，僱工戶約佔經營農戶的40%以上，其餘為自耕農。
造成東北地區僱工階層隊伍壯大的原因相對要複雜一些：一是由於耕地的集中程度不斷增強，使許多農民因種種原因逐漸喪失了土地，一部分成為佃農，一部分則被靠出賣勞動力而成為農業工人。以此彌補生活費；二是由於大農經營成本的降低，使得小自耕農生產成為相對不經濟地經營方式，特別是鐵路沿線地區。糧價較低，很多人的糧食生產成本還高於糧價，他們只能明智地選擇賣掉土地，用自己的一技之長成為僱傭工人。這其中也有極個別自耕農自發地組織起來，組成一個較大地“生產組”。但由於農民眼光的侷限和操作的繁瑣，這種經營方式很容易出問題；三是由於墾荒政策。許多華北移民闖東北，尤其是來到黑龍江省後，便很快成為墾殖公司的僱傭物件，由於政策和歷史原因，東北“大農”的剝削程度與關內相比要輕，多數普通農工地年工資在85元。=君-子堂-首-發=熟練農工年工資平均為100--125元。這樣的收入維持正常生活是不成問題地，許多農工便不會因為無法維持生計而另逃到別處去，從而有利於僱傭關係的建立和相對穩定。
但這種僱傭關係是不是已經意味著農業資本主義因素呢？中國不是沒有僱傭，但往往有超經濟的強制，秦時竹很不放心，生怕穿新鞋走老路。經過仔細研究，他得出了一個比較鼓舞人心的回答--應當是肯定的。此時的僱工，與以往僱工已有很大不同，無論是公司制還是公司制以外地“大農”經營。僱工們與僱主之問的關係基本建立在法權平等的基礎上，僱主與僱工都要履行契約所規定的義務，而這種契約都是標準格式，要報縣農林局備案和簽章的。
根據契約期的長短，僱工分為長工和短工。長工即年工，短工即日工。這種契約期的長短，從作為農業工人的歷史形成、身份解放和勞動力的流動等方面看，都具有重要地意義。體現近代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徵。年工以年為單位。根據契約都受僱於僱主，出勞力耕作。領取工資，逐漸成為離開土地的農業工人。日工是按一天或幾天的契約僱傭（主要是農忙時節），受僱期間僱主供飯，但多數通勤，有自由時間，過獨立的生活，工錢一般以現金支付。所以日工是比年工更完備的僱工形態，是在農業經營、價值實現和生活等方面具有很大人身自由和獨立性的農業工人，完全具有獨立性、自由性和流動性這一近代形態。在這種生產關系中，僱主出資(土地、勞動工具、住所等生產資料和工資)，僱工出力，按日、月或年計值，生產主要是為銷售，以獲得利潤為目的。僱工在本質上已不再是傳統地封建僱農，而是在喪失了生產資料地前提下，單純靠出賣勞動力，領取工資以過活，具備了近代資本主義農業僱傭工人的特徵。而且，這種僱傭關係是受到法律保護地，有相對公平的格式條款，任何人單方面違反，都要受到制裁。特別是稍微處於強勢地位的僱主，不得不收斂他們本來慣用的一套。
僱農群的形成、僱工隊伍的壯大標誌著農業資本主義因素的迅速增長，“大農”經營已具備了資本主義農業經營公司的特點。^^首^^發^^“大農”經營的興盛和僱工階層的壯大突出地反映了東北農業近代化的程序。這種程序在政治和經濟上具有雙重意義。
按照秦時竹的理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是不錯的，在整體上也符合實際情況，但並不是說中國就沒有發展獨立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來源。恰恰相反，中國在辛亥革命後其實已具備了一定的可能性，但被軍閥混戰給破壞了，後來又遭遇了日本侵華，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猶如春天的小苗，還沒有長大成熟，就被無情的風雨掃落在地，等不到收穫的那一天。現在既然建立了北疆體制，就要在政治上予以最大可能的保護。
在經濟上，中國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也遭遇了嚴重阻礙，一方面是本國官僚體制的橫徵暴斂和厘金關卡的窒息，另一方面是來自外國廉價產品的衝擊。事實證明，在中國政局比較穩定的一戰期間，加上沒有外國產品的競爭，中國民族企業獲得了一個短暫的春天。現在北疆方面要做地，就是努力要盡力消除這兩方面的影響。,
在北疆財政委員會的協調下。各省不同程度地實行了減稅，雖然財政依舊有赤字，但北疆寧願借債也不增加稅收。對於厘金稅卡。也大力予以撤除，減少商品地流通成本，努力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在外國產品的衝擊問題上，北疆政府現在沒有什麼好的辦法，畢竟關稅主權甚至一部分行政主權都掌握在列強手上。只能寄希望於民族產業自身競爭力的提高。
北方實業是貫穿這一經濟方針地典型代表，在大量資本和先進科技的武裝下。北方實業發展成為中國實業地巨頭，稱總資本量超過2億元，如果當時有世界五百強評比的活動，北方實業必然是前50名的企業。在北疆實業的經營理念上，也貫徹了秦時竹和夏海燕提出的“進口替代”方針，秦時竹是著眼於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以便實現自給自足地經濟策略，夏海燕的著眼點則是發揮規模優勢和壟斷優勢，全面參與國際競爭的策略。
慶典結束後，周羽有軍事任務在身，迅速地返回了吉林，而夏海燕則留下來和秦時竹探討經濟方針。按照穿越組的分工，夏海燕主管經濟方面，特別是宏觀經濟。
早在義軍時期，夏海燕就負責管理賬目和財政支出。是內當家，遼陽實業成立後，就負責戰略管理。只是後來由於周羽去了吉林，她也隨之而去，這項工作轉移給了沈蓉。夏海燕的管理方針，是開拓性的，比較激進，敢於冒風險。開灤、開平的合併就是她的傑作。沈蓉的管理相對比較保守。屬於守成性質，但兩者所處地歷史階段極為不同。1911以後，北方實業已進入了快速膨脹時期，再採取激進的方針，穩定性太差。沈蓉的守成，可以保證秦時竹在需要花錢的時候有錢花（秦時竹平時可是專門開支票，花錢如流水，完全不考慮賬目平衡）。
現在夏海燕負責對整個北疆地區的宏觀經濟進行考察。秦時竹有時候和她開玩笑，說她掌握了話語和政策霸權----一方面指的是她掌握了經濟政策的發展方向，一面也是對現實世界的調侃，畢竟在7人還沒有來到這個世界前，中國唯一有資格對政府評頭論足地知識分子就是經濟學家。
“今年以來，我對北疆農業地發展寄予了比較大的關注。”夏海燕首先談論農業問題。搞農業經營，農林委員會和農林廳地那些官員經驗肯定比夏海燕豐富，但他們的這種能力都是經驗性質，缺乏對未來的預見和體制性、結構性調整，擅長微觀和中觀，但短於宏觀。
夏海燕已有了標準的經濟學家做派，動輒以資料說話：“從資料上看，墾荒政策無疑是相當成功的。以黑龍江為例，荒地大量開墾，可耕地數目從宣統元年的2100萬畝增加到2700多萬畝，整個東北三省耕地超過1.2億畝，北疆地區恐怕在2億畝以上，生產資料有所擴大。
在傳統的生產方式上，由於執行了減稅政策，農民的負擔減輕了，他們投身農作的積極性也比以往要高，特別是那些因為革命而獲得小塊土地的自耕農，更加注意精耕細作，僅僅以新民為例，高粱與大豆的畝產是4鬥，小麥2鬥，陸稻子在5鬥以上，都比過去要好。
至於現代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你已經看過報告了，優越性就不用我多提了……
從產量來看，吉、黑兩省人均糧食可達1800餘斤，除去用於種子、食用、釀酒、榨油原料和牲畜飼料等消耗，尚可對外輸出140萬噸以上。整個東三省，糧、豆產量今年可望達到1150萬噸，其中大豆產量為210萬噸。大豆和小麥，大部分銷往華北和南方各省，剩餘部分則銷往國外，原本以俄國和日本為主，今年以來，輸往德國的比例逐漸上升。由於東北大豆質量好，價格較低，德國方面特別歡迎，指令要求擴大出口折抵貸款利息，現在東北大豆的交割，在西歐各國的期貨交易所裡，已是一項重要的交易品了。因此，我建議繼續擴大出
因為與各大農場之間的良好關係，再加上北方實業遍佈鐵路沿線的收購點，使得北方實業牢牢掌握了東北大豆的對外銷售渠道，公司設有專門的收購人員上門收購，以往那種任意傾軋，互相壓價的現象越來越少。這個過程也使農民得到了實惠，因為收購員會和他們簽訂一些協議，保證敞開收購，不至於使得他們增產不增收。現在任何地方要購買足量的大豆，不透過北方實業，基本是不可想象的。
【鑑於大環境如此，本站可能隨時關閉，請大家儘快移步至永久運營的換源App，huanyuanapp.org 】
當然，北方實業收購完畢後，對各地油坊的供應也是順價供應，沒有憑藉這種優勢地位牟取暴利的企圖。對小油坊來說，有了專門的收購公司，使得他們不必為原料發愁，反而降低了成本。唯一因此感到煩惱的是原先那些上躥下跳的投機商，一個穩定的市場對買方還是賣方都是有利的，因為他維護了市場的秩序，但恰恰擠佔了投機空間。
“從經營規模來看，各地普遍都有所擴大，特別是今年形勢如此之好後，各地的大農卯足了勁要擴大規模，那些農墾公司，大農場也紛紛追加投資，吸收入股。吉林目前已有各類墾殖公司76家，總共繳納資本704萬餘元，我保守估計，明年可以突破1000萬。”夏海燕補充說明道，“甚至那些在政治上被打倒的滿蒙旗主、王公，也投入了農業開發的大行列，據說收益頗豐，很多人已經遷往吉林、龍江、長春等大城市居住，再也不願住在鄉下做土財主了。”
這一點秦時竹深有感觸，一方面在政治上將滿蒙舊時官僚降低到了最低點，如果不能在經濟待遇上予以保證，他們始終是不安定的因素。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絕大多數人已完全明白復辟無望的局面，安心於自己發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