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國內戰戰場上，鄂木斯克政權的日子也很難過。
雖然中國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軍火和物資，協約國方面也不斷提供各種援助，但不可否認的是，布爾什維克政權已經越打越強，越打越有實力了。
1918年，原本四面受困的紅軍發起了大反攻，南方面軍在哈爾科夫、羅斯托夫方向作戰；東南方面軍以右翼進攻新切爾卡斯克，以左翼進攻察裡津。8月，紅軍佔領哈爾科夫和基輔，翌年1月攻佔察裡津和羅斯托夫。在西線，尤登尼奇對彼得格勒的第二次進攻被打退,其殘部逃入愛沙尼亞並被解除武裝。由於紅軍攻佔羅斯托夫並進抵亞速海沿岸地區，鄧尼金部隊被分割成兩個孤立集團,一個退向高加索,另一個退向克里木和敖德薩。紅軍乘勝追擊，於11月7日攻佔敖德薩，12月27日佔領新羅西斯克。鄧尼金殘部逃往克里木後,由p.n.弗蘭格爾接替指揮。在東線，紅軍於1918年秋從託博爾河地區轉入新的進攻，至翌年1月全殲了高爾察克好不容易重新整頓起來的軍隊。
1918年，紅軍累計消滅各路軍隊達到了近100萬，自身付出的代價在40餘萬。由於新的徵兵體制發動與俘虜就地轉化為紅軍兵員，紅軍整體兵力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從30多萬上升到50多萬。在武器裝備上，由於各次戰役的勝利繳獲，協約國系統提供給鄂木斯克政權的物資和軍火，特別是中國方面的軍火被布爾什維克繳獲了不少。高爾察克被戲稱為紅軍的運輸大隊長，根據最保守的情報估計，他的部隊為紅軍提供了11萬枝步槍，1000多挺馬克沁重機槍，還包括上百門火炮。
中國國防軍的常規步兵武器，除了衝鋒槍、槍榴彈等少數幾種因為沒有提供出口外，其餘全部能夠在紅軍中找到。
對於這樣的情況，總參和總後都十分擔心，事態明擺著，一旦鄂木斯克政權崩潰，紅軍就有可能對已經控制了西伯利亞鐵路東段的中國發起進攻，那時候，進攻者和防守者將是用同樣的武器，中國方面的裝備優勢將蕩然無存。
但是，秦時竹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多麼嚴重的問題。理由明擺著，紅軍戰鬥力和指揮水平強於白軍是主導因素，不管中國是否向白軍提供裝備，他們都無法避免被打敗後損兵折將、丟失裝備的後果，既然如此，何必執拗於不提供本國裝備呢？
況且，這些物資都是鄂木斯克方面出面購買的，除了英、法、美三國各自象徵性地向鄂木斯克政權提供了總共500萬英鎊的經濟援助之外，其餘一切物資，要麼是高爾察克政權直接以黃金交付，要麼以原油、礦石等中國方面需求的物資交付，從交換上說，不僅沒有吃虧，反而大大佔了便宜。
在經濟景氣的刺激下，國內的工商業有了長足的進步。不僅軍事工業因為源源不斷的訂單而處於持續擴張的階段，便是民用工業，也因為鄂木斯克政權的消費而大大發展了。
如果以1914年工業指數為100的話，那麼1915年是128，1916年是177，1917年是249，1918年則達到了361，僅僅4年功夫，整體工業產值便翻了近2番，實為史無前例的大躍進。在具體工業產品產出上，各種關鍵產品更是有3倍到20倍不等的增長。當然，考慮到一定程度上的通貨膨脹，按照同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話，增長水平會減少一些。但由於歐戰爆發之後，各國貨幣都是經歷了一番貶值，即便是貶值程度最小的美元也大於華元的貶值水平，所以，在世人眼裡，華元不但幣值堅挺、含金量高，而且愈來愈佔據商貿流通的關鍵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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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出口業務為例，原先一般都主張用英鎊結算，如果持有匯豐銀行開具的信用證，則會高看一眼，但歐戰爆發之後，涉及戰略物資的商品交易，中國規定必須用華元或者黃金結算，而且必須持有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或者交通銀行這3大行開具的信用證。透過幾年的使用，不但華元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而且金融領域的自主權也得到了強化。
當然，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樂見本幣的升值，為了刺激出口，日本方面就願意維繫日元的相對貶值——一方面有利於提高日本產品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不必花費太大的力氣提升幣值。從實際情況上看，確實達到了效果，出口中國的商品比國貨雖然質量差點，但比較便宜。但日本方面萬萬沒有料到的是，雖然價格便宜，但中國民眾因為中日遼東衝突的緣故，已經本能地排斥日貨，哪怕日貨便宜，也不會有人去買。愛國的商人，是自發抵制日本，不銷售、不批發，不太愛國的商人，也迫於形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即便有人不惜鋌而走險，隨即而來的稅務稽查、工商檢查等等都能讓其叫苦不迭。因此，日元貶值並沒有促成對華出口的擴張，反而因為相對華元的大幅貶值而大大增加了需要從中國進口大宗原料的工業的成本。
農業領域的增長雖然不像工業這麼引人注目，但發展也是實打實的，年均複合增長率超過了15%。特別是，原來移民屯墾的東北農業實現了大發展，效益一下子體現出來。良好的政策、較好的收成再加上全新開始的基礎，使得關外屯墾的農民都過上了小康生活，有人做過對比，東北普通農民，只要勤勞肯幹，家裡又不出現重大變故的話，透過5年的發展，其生活水平相當於原先江南地區的小地主。
工農業迅猛發展的勢頭帶動了其餘產業的發展，無論是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商貿流通、醫藥衛生、教育科技、農林水利等各行各業都有了全面、飛速的發展，連帶著社會問題亦解決了不少。
原來江南普遍存在的流離失所問題，得益於持續擴大的經濟規模，無業人口被大批量吸納進入了各種行業的工廠，成為新生的工人階層；原來農村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殘酷剝削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決——一方面，由於工業利潤的刺激和相對於農業的高效益，很多中小地主都將土地變賣，籌資發展工商業，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變賣的土地除了一小部分被其餘大地主吃進以外，其餘都以市場價賣給了佃戶，考慮到佃戶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一次性付款，央行和財政部在秦時竹的直接過問之下，設立了中國農業銀行，專門進行抵押放貸，透過20-30年的分期付款方式幫助農民購買土地。只要佃戶以農地作為抵押，同時按照6%的年息分期償還，他就能購買足夠一家耕作的土地。考慮到佃戶原先如果租種土地需要付出40%以上勞動成果的現實，那麼這類分期贖買的方式大大有利於他們。
這種分期付款的方式迅速在大江南北推行開來，既解決了土地問題，又解決了部分欲從地主轉變為工商業資本家階層的資金來源問題——帳誰都會算，投資農業，一年大約是15-20%的收益，投資工商業，收益率在40%以上，甚至能高達60-80%。…,
在另一方面，維持原來的固有剝削水平也相對不易。由於工業的持續擴張，除了無業居民被大批吸收之外，大量的佃農也被吸引到工人隊伍的大潮中去。1914年，全國工人及其家庭總人口數不超過2000萬，到1919年年初，按照規模以上的工廠資料統計就已超過5000萬人，這還不包括哪些尚未完全脫離土地，在農忙時操持農活，在農閒時進廠做工的半農民、半工人。要想維持租佃農業，就勢必只能降低剝削水平，實行減租，兩相對比之下，封建農業退出便成為不少人選擇的途徑。
國民黨嚷嚷了近10年的“耕者有其田”，在人民黨手中，沒有透過暴力和國家收購的方式便部分達到了目的，雖然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弊端，但其積極性卻是世人公認的。孫中山就不止一次地在公開場合承認：“兄弟原先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思路太過於理想化，秦大總統透過發展實業，推動農業改造升級的辦法才是真正切實可行的路子。”
1914年以後，特別是中日衝突以中方最後勝利告終之後，中國無論經濟還是政治，都處於良性發展的互動中。一方面是國際地位提高、原來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陸續廢止，被侵佔的權益逐次收回，對國民經濟的超經濟強制消失了，另一方面是得益於歐戰的東風，迅速擴大的需求讓工商業者在內的各行各業賺得盆滿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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