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幅著名的法國畫作，畫的是同一個故事，那就是馬拉被刺。馬拉是雅各賓派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他被柯黛刺殺在了浴缸裡。一幅是法國著名的畫家大衛在1794年所作，那個時候，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在這幅畫中，主人公大衛被畫在了畫的中間，悲慘的死去，在一個幾乎於全黑的背景之下，馬拉的身體是如此的蒼白無力，他的胸口流淌著鮮血，他的手裡拿著一份名單。大衛在這幅畫裡，有意識地把馬拉化成了受難的基督耶穌。而在六、七十年以後，另一位畫家波德裡畫了一幅名叫《刺殺馬拉之後的柯黛》的畫，在這幅畫中，馬拉也是躺在浴缸裡，但是被放在了畫的一角，而這個刺客柯黛成了一個被突出的人物。同樣的主題，不同的畫法，表現了畫家對這件事情一點點自己的考慮。
作為雅各賓派的重要領導人之一，馬拉為什麼會被刺？馬拉曾經是一個很兇悍的人，他在1790年這樣寫道：割下五六百人的頭顱就能保證你的平靜、自由和幸福。虛偽的人道束縛了你的手腳，壓制你的鬥志，因為這樣，你的千萬個兄弟就會失去他們的生命。著名的歷史學家弗朗索瓦米涅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中特別指出馬拉的言論和行徑“帶有一種毫不顧忌的殘酷性，既不考慮法度，也不考慮人的生命”。並且嚴厲抨擊說：“在革命時期，有過一些完全和馬拉一樣殘忍嗜血的活動家，但是哪一個都沒有他對那個時期起更為惡劣的影響。”管中窺豹，可見一斑，透過馬拉，我們可以大概想一下雅各賓派上臺之後到底幹了點什麼事情。
雅各賓派上臺之後幹的事，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的話，那就是“殺”，兩個字，“殺殺”，三個字“殺殺殺”，用革命的暴力來對付一切可能的反抗，馬拉就是其中一個著名的代表人物。
在1793年9月17日，雅各賓派政府頒佈了象徵恐怖政策的代表性的法令——《嫌疑犯法令》。這個嚴峻的法令宣佈：凡屬於以下六種情況的人均被視為嫌疑犯，一律予以逮捕。即：
（一）其言論、行動表明是擁護聯邦主義而敵視自由的人。你只要是擁護某種主義就抓起來，再被抓的時候當然可以掏出《人權宣言》怒斥逮捕人員，然而並沒有什麼卵用。
（二）未按規定履行公民義務者。
（三）未領到愛國證書者。愛國還需要證書，好玩吧。愛國大學沒畢業，抓起來。
（四）被撤職或停職的官員。抓起來。
（五）前貴族及其父母、妻子（丈夫）、兄弟、姐妹、子女以及逃亡貴族指定的國內代理人等，未能表現出對革命的熱愛者。我愛革命，我熱愛支援革命！不行，你必須表現出來，如果國家認為你沒有表現出來，抓起來。
（六）潛回國的逃亡者。
在這樣的法令下，一切可能的敵對勢力都被當成確實的敵對勢力，先抓起來再說。可是抓起來之後怎麼處理呢？絕大多數都是從肉體上消滅。九月屠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雅各賓派開始掄圓了殺，法國發明的斷頭機使法國率先在世界上實現了殺人機械化、流水線作業。一幫要被處決的囚徒排成隊，一個一個送上去，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路切將過來。僅在巴黎，只以革命法庭判處死刑的人數為準，不計算未經審判而殺死的人（也統計不出來），從1793年4月15日至10月1日共有六十六人，平均每星期上斷頭臺的為三個人。10月2日至1794年6月9號，共處死一千一百六十五人，平均每星期三十二人；6月10至7月27號羅伯斯庇爾被推翻的時候，近一個半月時間，竟處死了一千三百七十六人，平均每星期達到了一百九十六人，也就是每天差不多三十個。在7月份被處死的人當中，原特權階級只佔百分之五，而資產者和無套褲漢竟佔百分之七十四以上。這個無套褲漢是大革命時期對城市平民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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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賓派瘋了，它公然地將屠刀揮向了法國人民。雅各賓派認為一切人都是可疑的，一切可疑的人都是可恥的，一切可恥的人都是該抓的，一切被抓的人都是該殺的。這樣混賬的邏輯運轉起來以後，當強大的國家暴力掌握在這樣一群瘋子手中的時候，法國大革命距離法國啟蒙思想所揭示的那個人類美好的未來，就越來越遠了。
法國大革命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羅蘭夫人曾這樣感慨：自由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橫行於世！她也是被殺掉的。
總是這麼大規模的、毫無節制殺戮，雅各賓派內部也發生了分裂，比如之前提到過的丹東就很不喜歡。丹東公然的號召：愛惜人類的鮮血！也就是說停停吧，別總殺了，殺殺就行了。但是林子大了很麼鳥都有，也有認為羅伯斯庇爾殺得還不夠的，比如法國左派的一個叫埃菲爾的領導人，他是新聞記者，他就認為應該繼續殺，更大的殺，更快的殺。這種觀點上的嚴重衝突使得羅伯斯庇爾陷入到了一種窘境，到底要不要再殺，再殺會怎麼樣。但是這點小事顯然不夠瞧的，羅伯斯庇爾採用了一種簡單而且對於他來說非常習慣的處理辦法就搞定了，那就是殺。他首先把埃菲爾叫過來，你認為我殺的還不夠是嗎，好，從你開始，死去吧！把埃菲爾殺了。然後，把丹東找來，問他：你反對我的意見嗎？丹東回答：是的，我反對！好，死去吧！把丹東也給殺了。這個在之前號召法國人民勇敢勇敢再勇敢的著名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體現出了勇敢的品質，因為在殺他之前，他是有機會逃走的，但是他拒絕了，丹東的行為頗有點“我以我血薦法國”的感覺，他就是要死給你看，他覺得我不死人們不足以知道雅各賓派的邪惡。丹東被處死之後，曾經雅各賓派的“大巨頭”：馬拉、丹東、羅伯斯庇爾中就只剩羅伯斯庇爾老哥一個了。
在丹東被處決不久，熱越黨發動政變，把羅伯斯庇爾給幹掉了。這不好說是一個因果，不好說是一個輪迴報應，但是你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對待別人，別人就有權力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對待你，這是顛簸不破的真理。
羅伯斯庇爾被處死，雅各賓派的統治被瓦解，熱月黨人上臺，這標誌著法國大革命的*到這暫告一段落。
在這說點題外話。我們都說民主，民主是個好東西啊，但是民主常常被誤讀，常常被理解為“少數服從多數”，但是民主不僅是少數服從多數，民主還包括多數保護少數。因為民主是資本主義的遊戲，資本主義的基礎是資本主義經濟，而資本主義經濟是交換經濟，是需要夥伴共同完成的經濟。消滅異己，就破壞了自身賴以生存的遊戲。所以，一定要善待你的反對派，甚至要保護你的反對派，當你的反對派不能給你構成威脅的時候，你甚至還要扶植你的反對派。可是自古以來，有幾個人有這樣的心胸氣度呢？縱觀世界歷史，有幾個人能夠故意培養一堆反對者，一堆敢說話的人在自己身邊呢？咱們中國也曾經有過這種“多數服從少數”，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把政府機構掀翻，把法律丟在一邊，絕大多數領導人都被打翻在地，在踏上億萬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但是，結果呢？這叫做多數人的暴政。
著名作家林達在著作《帶一本書去巴黎》中這樣寫道：底層民眾在長期的人類發展史上，他們經歷的不僅僅是“建築零歷史”這樣的悲劇，他們同時經歷的也有在理性思維和精神文明程序中，同樣“零歷史”或者“短歷史”的狀態。這是過度美化底層民眾是一件危險的事情的根本原因。當他們長期處於悲慘的生活狀態時，他們文明程度的不充分、缺乏理性的一面被壓抑和掩蓋，沒有機會暴露和爆發。可是，假如在過度美化的同時，也將過度的權力交給他們，他們的致命弱點就會在權力的催化下，瞬間爆發，迷醉的、暴力的、甚至是過度殘忍的。因此，一個健康而公正的社會，它所必須關注和保護的，應該是當下社會的每一個最弱者，而不是賦予任何一個特定階層以血緣性的暴虐的政權。不論這樣的階層是貴族還是平民。當底層民眾是弱者，社會關注點應該是底層平民；當舊日貴族的身份成為虐殺的物件，社會保護的就是這些貴族。依據的應該是公平的法律。這樣的法治社會，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標誌。沒有人天生就是聖人，所有人都需要被教育。
《西歐歐明》如此評價法國大革命：縱觀法國建立近現代民主制度的全過程可以看出，法國的民主是在革命與反動、復辟與反復辟的激烈衝突和不斷反覆中螺旋式地向前發展的，封建統治階級的頑固和人民的激進使得社會各階層力量之間難以妥協，因而法國爭取民主的程序典型的代表出不妥協的暴力革命的特點。
霍布斯保姆的《革命的年代》中如此評價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比其他同時代的革命重大的多，而且其後果也要深遠的多。首先，它發生在歐洲勢力最強大、人口也最多的國家（俄國除外）。其次，在它先後發生的所有革命中，惟有它是真正的群眾性的社會革命，並且比任何一次類似的大劇變都要激進得多。第三，在所有同時代的革命中，只有法國大革命是世界性的。
因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在自娛自樂，而具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美國獨立戰爭，因為原先就是一殖民地，而且還遠離世界中心歐洲大陸，基本上也是自娛自樂的狀態。而只有法國大革命，在早期的三大資產階級革命中產生了重大的世界性的影響。
法國的大文豪雨果，也就是寫出鉅著《悲慘世界》的那個，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九三年》中寫道：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更為正確的人道主義。
長時間的暴力革命，內憂外患之下，人民開始希望能有一個強人出來帶領法國走出這苦難的泥潭，這也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統帥之一，搭好了宏大的舞臺。（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