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李永吉帶領主力部隊撤回新奧爾良之後，他的生活其實就開始變得閒暇起來。
部隊的紀律跟訓練方面，李永吉已經放手交給了孫向兵，讓他重新以高標準的姿態重新整合部隊，其中不但有摩托化部隊，也包括石達開帶來的那支純步兵師。
雖然在內心裡，李永吉早就做好了打算，那就是等以後有時間了，就把夢之師這支摩托化部隊的兵員逐步更新，在國內徵召一批年齡更小，身體素質更好，學歷也更強的高素質人才來當兵，替換現在這批低水準官兵，但在目前來說，李永吉還無法這麼做。
畢竟就現實來看，對一個摩托化部隊來說，讓士兵掌握各種技術兵器都是很耗費時間的，李永吉過去為了拉起這支部隊，曾經為此耗費了半年之久，所以摩托化部隊不是個短期內能速成的兵種。
就當前的形勢來說，雖然中華遠征軍已經在北美大地建立了赫赫武功，可以說是威震四方，誰都不敢輕視，但這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那只摩托化部隊的威力。
所以說，無論如何，李永吉都不會在這個時候解散或者大量更替摩托化部隊的兵員，相反，他還必須加強這支部隊的戰鬥力。
雖然說由於兵員素質問題，這支部隊的官兵在骨子裡就有偷奸耍滑的基因，但這也不是沒有辦法矯正，至於辦法麼，很簡單，就是加強軍紀，加大懲罰力度。
就像一個天性頑劣的兒童，本性是改不了的，但可以外部加強管理跟教育，這樣一來，至少能在表面上，或者需要的時候讓頑劣的傢伙守規矩。
正因為如此，李永吉才會趁著部隊集中在新奧爾良，方便管理的情況下，讓孫向兵加強訓練強度跟紀律教育，就是為了讓這些人在等待歸國期間不要惹事兒，同時約束一下他們的脾性。
事實證明，選擇孫向兵練兵還真是選對了人，在全權放手給他之後，除了一開始部隊略微有些混亂外，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整個部隊很快就煥然一新，風氣面貌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已經有一種進退一體的感覺。
這種變化讓李永吉自己也感到吃驚，因為他在親自帶兵的時候，哪怕早期拉杆子打造精武軍的時候，可從沒有這麼立竿見影過。
對此，李永吉專門抽時間召見了孫向兵，向他專門詢問是怎麼練兵的。
孫向兵的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加強操練！
簡單來說，在訓練項目方面，孫向兵沒有改變李永吉當初制定的方案，只不過他把訓練強度大大提高，並且還加強了懲罰力度，只要有人犯錯，哪怕是一點微小的錯誤，都要以高標準來懲罰。
這樣一來，這些士兵就苦不堪言，原本還有自由休息的個人時間，現在被孫向兵這麼一折騰，根本沒有個人休息時間了，每天操練完加強了三倍強度的訓練之後，一回營房，幾乎都是倒頭就睡！
說白了，他們根本沒有精力去偷奸耍滑了，因為這是整體操練，根本沒有偷懶耍滑的機會。
當然了，一開始也有人去偷懶，但得到的就是徹頭徹尾的殘酷懲罰。
在懲罰方面，孫向兵不玩什麼關禁閉，也不玩鞭刑之類的體罰，或許在他看來，這些處罰太便宜他們了。
孫向兵制定的懲罰方略也不複雜，就是罰錢、不給飯這兩招，不過麼，他這種懲罰不針對個人，而是針對集體。
簡單來說，就是一旦有一個人犯錯不達標，整個排都要受罰，這就是所謂責任到排。
如此一來，不用上門加強督促，各排自己就嚴格加強要求，畢竟誰都不想因為別人犯錯，連累自己受苦受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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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一開始的時候，犯錯的刺頭沒少被收拾，哪怕是之前很有威信的人，在這種赤裸裸的利益懲罰面前，也失去了作用。
畢竟當初大家選擇來當兵，根本原因還是因為當兵能吃飽飯，待遇好，至於榮譽神馬的，那都是後來才出現的，這才是夢之師這支部隊逐漸驕躁的根本原因。
可是現在，當孫向兵重新整合軍紀之後，不但加大了訓練強度，還直接拿最核心的待遇開刀，而且不針對個人，直接就以排為單位，這就讓大家開始自覺的監督起來，不但監督自己，還要監督自己的戰友。
如此一來，當大家都彼此嚴格要求自己，也嚴格要求別人之後，軍隊的面貌就立刻變得與眾不同，再加上高強度的訓練強度，讓他們無暇抱怨，果然不用一個月，整個精神面貌就全變了。
聽完孫向兵的方法之後，李永吉吧嗒吧嗒嘴巴，再搖搖頭，卻沒再說什麼。
因為李永吉算是明白了，孫向兵這種練兵方法，根本就是有點像二戰時期日本軍隊的訓練方法，那就是不講人權，用超高強度的訓練以及高度的集體懲罰來抹掉個人意志，從而讓整個軍隊變成機器一般聽話。
這樣一來，雖然軍隊整體的紀律性會很強，但士兵也會因此而變的麻木，會失去個人的自主性，逐步變成真正的集體性生物。
當然，這樣做就目前來說似乎也沒啥壞處，畢竟這些士兵本身文化素質不高，給他們過多的私人空間反而沒有好處，之前史密斯蘭七日血戰中的重大疏忽，與這方面也不無關系。
不過，這也不能說李永吉之前制定的計劃就是錯誤的，只不過呢，李永吉是大部分照搬現代社會的練兵方案，而現代社會的練兵方案呢，其實是相當人性化的，給出了士兵大量的空餘時間。
但是，現代社會的練兵方案其實不太適合這個世界，尤其是這時期的中國人，一旦給他們太多自主權，他們只會下意識的偷奸耍滑，而不會自我提升。
簡單來說，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還是屬於要加強管束的時期，一旦有人嚴加管束，他們就吃苦耐勞，紀律嚴明，可一旦放鬆管束，哪怕是放鬆一點點，也會讓他們的懶惰跟奸滑的習性暴露出來，給整個組織帶來巨大的破壞。
更離奇的是，被如此高強度的粗暴對待之後，這些中國士兵竟然沒有一個有怨言的，也沒有一個對搞出這一切的孫向兵心生怨恨，反倒一個個對孫向兵更加感恩戴德，敬畏有加，甚至尊敬遠遠大於畏懼。
對此，李永吉已經不知道說什麼好了，雖然他不想承認，但感覺這似乎真的是跟民族劣根性之類的東西有關，畢竟事實擺在面前。
不管怎麼樣，看到整個部隊風貌變好了，李永吉也就不再苛求別的，乾脆把訓練跟軍紀方面繼續交給孫向兵處理，他自己則繼續悠哉遊哉的陪蘇荷待產，順便關注一下國內外的公事。
進入1864年的八月份之後，中華帝國的國內雖然依舊每天都有許多事情發生，但因為首相沈世明的施政手段高超，實行重商主義政策，加上國防軍、禁衛軍以及警察部隊的武裝威懾，國家的新官僚機關也磨合的差不多，國家整體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換言之，李永吉不在國內的這段日子裡，首相沈世明施行了一種有法可依，但執法不嚴的寬鬆式管理模式，盡量減少帝國新法律給不懂法老百姓帶來的負擔。
比如隨地吐痰要鞭刑這一條吧，除了皇宮附近，其他地方這條法律基本都是擺設，沒有人真的認真執行，要真的較真的話，估計半個中國都得民怨沸騰。
說白了，就是李永吉當初建國時期太過倉促，然後也沒經過下面人的討論，自己從現代弄來一批法律，然後讓張信達找人刪減修改了部分之後，就變成了中華帝國的憲法，其中除了加強君權之外，很多內容實際上跟此時的中國國情並不搭配。
就好比懲罰隨地吐痰跟大小便這一條，看起來用懲罰的方式管理很不錯，但其實真要嚴格這麼執行，那就只能變成惡法，會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甚至有可能釀成暴動。
此外，像強制義務教育法等，也不可能真的嚴格執行，這其中不僅僅是資金問題，還涉及到一個社會風氣問題。
早在一開始的時候，李永吉曾經想著加大國內的教育投入，爭取在短時間內在中國境內完成掃盲，初步目標是二十年內讓國人的三成人能認字。
掃盲的意義之重大就不提了，這不僅僅是提高整體國民素質的問題，也是國家工業化能否成功的重要條件，但問題就在於，此時的中華帝國跟另一個時空的紅色中國初期不同，兩者不能照搬。
另外一個時空的紅色中國是經過了長期鐵血奮戰後才重新獨立崛起的，在此期間，中國的很多傳統勢力都在各種戰爭中被破壞殆盡，力量大減，而有革命先輩掌握的體制卻具有強大的組織力與控制力，尤其是有大量深入基層的基層官僚，這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掃盲。
可是在這個時空，李永吉崛起太快，他雖然迅速打敗了太平天國跟滿清這兩個政權，奪去了中國的政權，但並沒有動搖中國的本體。
換言之，中國的地主階級，宗族勢力等傳統勢力並沒有遭到太大破壞，甚至還因為晚清戰爭而有所加強，沒有合適的改革環境。
再加上李永吉奪取政權的時候只是軍隊強大，行政人員嚴重缺乏，奪取政權之後又不要舊官僚，非要自己重新搞一套行政體系，結果就造成了一定的混亂，讓很多老百姓對此無所適從，不知道有事兒了該找誰去。
比如說有老百姓有了冤情或者要打官司，他們還是去找縣長市長這些行政官的頭頭，而不去法院找什麼法官之類的，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法官就是判官，是在縣長市長之下的，你要跟他們說平級問題，他們是不理解的。
也就是說，李永吉手下沒有大量得心應手的行政官員，也沒有能迅速抓住民間大眾的所謂神級理論，不可能從根本上打破所謂舊社會的牢籠，**傳統勢力的枷鎖。
最簡單的例子，簡體字跟拼音字母。這東西的確是好東西，但只能在南京、上海、蘇州這幾個李永吉控制力度最強的幾個城市中間推廣開來，而且推廣更多的都是窮人跟投機分子，真正有底蘊有風骨的讀書人對此都相當抵制，因為他們覺得拼音字母是不知所謂的洋鬼子的東西，而簡體字則是不倫不類的俗體字，只有下人才會學。
而除去南京、上海、蘇州這少數城市外，其他城市基本都很難推廣簡體字跟拼音字母，因為就算你出動軍隊強行鎮壓，那些讀書人寧可被抓也不教導這些新字型，哪怕這是皇帝創造的也一樣。
雖然窮苦人家的孩子為了能讓孩子去學校免費讀書吃飯，對此並不反對，但因為讀書人的抵制，造成了教師資源的大規模短缺。
也就是說，要教導簡體字，政府不缺錢，不缺教室，不缺教材，也不缺生源，唯獨缺乏足夠的師資力量，因為讀書人居然聯合起來抵制教導這些東西了。
當然了，這些讀書人之所以抵制簡體字跟拼音字母，也不完全是食古不化，其實也有變相反對新政的由頭，誰讓新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新政，尤其是廢除了科舉制度，斷絕了這些人的升遷之路呢。
政府有軍隊警察這些暴力機關，加上之前發生過讀書人示威，卻被當作叛亂強行鎮壓的血淋淋的教育，他們不敢明著反對政府新政，不敢明著反對皇帝跟大臣，但卻可以在這些小地方進行抵制。
換言之，他們可以選擇不當老師，不跟教育部門合作，有本事你自己培養老師去吧。
這還只是教育方面，其他很多地方，讀書人跟地方宗族勢力都跟帝國的很多政策相牴觸，明的暗的反抗層出不窮。
也就是帝國的軍隊戰鬥力太強，加上各種對內對外的戰爭無一例外都是勝利，導致威名赫赫，讓大家也與有榮焉，加上政府不缺錢，哪裡有暴亂，都能在第一時間及時鎮壓，這才沒有讓國家出大亂子，但如果長期如此，肯定會越來越糟糕。
幸好，這時期李永吉早早的出國了，一切政事都交給了沈世明，而沈世明呢，在發現了這個情況後，乾脆實行了一套無為而治加重商主義的改良。
簡單說，就是沈世明下令各地官員盡量減少跟地方百姓的接觸，除了收稅跟百姓主動要求的審案子之外，其他方面一概不管。
這樣一來，在少了那麼多法律的約束之後，官員清閒，老百姓也清閒，反倒其樂融融，到處都是高呼萬歲的聲音，就連讀書人也開始轉變心思，重新琢磨起新的進身途徑。
在此之時，沈世明加大對私人企業的扶持，說服國內大銀行給讀書人提供低息貸款，讓他們學著開工廠做生意，並且主動幫忙聯絡外來買家，刺激出口。
這樣一來，生意好做，而生意人的社會地位因為得到了提高，讀書人之間逐步掛起了一陣下海經商的風潮，甚至在沈世明的煽動下，把經商，尤其是出口賺外國人錢的經商途徑，提高到了為國為民，修身齊家平天下的高度，做出了各種不同解讀。
簡而言之，沈世明的方法就是在行政方面一切從簡，減少地方官對民間的干預，讓很多複雜的法律成了擺設，反倒是讓文化程度不高的國人更加認可。
這樣做之後，民間太平了，而行政支出也大大降低，尤其是高昂的教育支出，被沈世明乾脆挪用起來，當做了政府性的商業貸款，專門幫助讀書人經商做生意，不但大賺特賺，還讓讀書人交口稱讚。
不過，最最重要的一點是，沈世明做的這些安排，都是瞞著李永吉的，全部都是來了個先斬後奏，直到初見成效了，李永吉也準備回國了，這才主動告知。
至於為何能隱瞞這麼久都沒讓李永吉知道，原因倒也簡單，畢竟李永吉不在國內，只能透過電話遙控，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沈世明的這些改良方案隱蔽性也很強，又不涉及軍隊，都是政府官員之間的私下命令，大家都能撈到好處，基本沒有人會主動報告，或者說就算有人想報告，也沒有途徑。
這畢竟不是資訊社會，李永吉對國內的控制，只能是控制住主力軍隊，雖然還有幾個特務機構，比如中央情報局，但這些機構主要盯著的也是軍隊跟大商家，對各地官員卻不怎麼關注。
就算有特務關注了，對這種怠政一般的無為而治也不會覺得有啥稀奇，畢竟這種事兒太普遍了，而特務的主要目的是監控跟抓捕各地的反賊跟叛亂分子，預防造反叛亂等動搖國體的大事件，官員怠政之類不在他們的職權範圍之內，他們也懶得去管，這才讓沈世明的改良新政能夠順利實行，卻又沒讓李永吉提前知道。（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