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這話說得確實是精闢到了極點，難怪大明朝的海上走私從來都是屢禁不止，有這等暴利，禁得了才怪！
至於海鹽的利潤，那就更不用說了，儘管鹽不貴，但卻是人的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大且市場永不枯竭。而且海邊曬鹽，海鹽的如價又是低到了一個嚇人的程度，是以鹽業古來便是暴利行業，自漢武帝鹽鐵專賣之後，不論哪朝哪代，都是將其作為政府壟斷型的朱元璋式的政策——看似絕妙，實則無法長久，時日一長，便會從善政變成大大的惡政。
按照開中法運糧食的商人大軍中，自然少不得晉商，而晉商發給鹽引之後，最早劃給他們支鹽的所在，乃是河東。而此時，食鹽的銷售範圍，哪裡的鹽銷往哪裡，哪裡的商人能去哪兒支鹽，能把鹽銷往何方，都是朝廷劃定了的。河東鹽行銷範圍主要是晉南地區、陝西南部、河南北部等一百二十多個州縣，在這些地界兒，食鹽的銷售價格朝廷不管。因此其利潤空間非常大，晉商抓住政策變化這一契機，紛紛北上南下，由此大發利市，迅速的積累了鉅額財富，地方經濟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運城便是一個極好的例子，此處古名潞村，後來那海德俊將鹽運使署移到了潞村，起名鳳凰城，至明清時期，由於鹽運使署設定在鳳凰城，便改名為運城。運城因鹽得名，因鹽勃興。
“開中法”調動起了大家的積極性，但是久而久之，糧食陳腐，多得吃不了，且河東產鹽量有限，逐漸商人手裡開始持有大量的空引，在河東兌不了現，成為社會一大弊端。這迫使朝廷二次改革開中法。商人以後不用向邊關運送糧食，可以交銀子換取鹽引。對於大家手中持有的空引，政府編成十組，分十年一一兌現，每年兌現一組。兌現後，不僅可以在河東支鹽，而且可以到全國各大鹽場支鹽。
這也就是所謂的“葉淇變法”。
當然，這只是官面上冠冕堂皇的說法。
在時任戶部尚書的葉淇變法之前，開中制已經被破壞到了有名無實的地步。其一，明朝廷增加了每引鹽的納糧數量，使商人望而生畏，不願奈米開中。其二，權貴上奏討取鹽引，壟斷開中，販賣私鹽，使開中商人受到排擠。其三，灶戶不堪剝削，紛紛逃亡，鹽產量大減。其四，明朝廷基於財政的需要，始終對鹽商採取提前斂取的政策，任意增發鹽引，造成商人手中持有的鹽引過多，甚至到孫子那輩都得不到兌現，嚴重挫傷了他們開中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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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的商人手中持有二十七年前頒發的鹽引無法兌現，以松江為例，英宗正統年間有待政府支鹽的鹽引就多達六十多萬引。成化十四年，又出現了大同各邊鎮城池草豆不足，開中長蘆、河東鹽引而無人上納的局面。弘治二年因無鹽可支，明朝廷就允許鹽商購買灶戶正課之外的餘鹽以補正鹽之缺，結果引起私鹽氾濫，全國陷入“民日貧，財日匱”的窘困局面，於是才有了葉淇變法。
葉淇的鹽法變革，將原來的開中制變為開中折色制。變法的主要內容，就是將原來到邊區納糧，變成直接交錢，以換取鹽引。換句話說，折色制與開中制的不同之處在於，籌集邊餉的方式不同，前者以白銀為中心，後者以實物為中心。
大明朝的朝廷正稅，其實真的很低，政府可控制的財政收入有限，葉淇變法等於將鹽稅攬在國家手中，也就是讓鹽商直接繳納白銀到中央政府，換回鹽引。至於往邊關運糧，就不用他們操心了，由中央朝廷花錢組織運力，往邊關運糧，由此以保障邊防軍餉軍糧。
此制的確立，標誌著邊餉籌集體制由物物交換到了銀物交換，大小也算是個進步的。
但是這事兒，實際操作起來，其實非常時期不靠譜的。
以前的時候，商人直接把糧食運到了邊關，交到了當地官府的手中，過程雖然複雜，路途雖然遙遠，但是負擔是壓在了商人的身上。而在這麼艱苦的環境下他們還肯運糧往邊關換取鹽引，那就說明其中定然是有利可圖的，而且利潤不小。若不然，誰會這麼傻？商人運量，至少沒有大小官員，各級官吏的層層盤剝，而邊關的糧食，也可以得到保障。而改革之後，商人們實際上就是花錢買鹽引，然後政府拿這筆錢去買糧運糧——實際上這當然是不可能的。錢進了官府的手裡，進了那些貪官汙吏的手裡，想讓他們拿出來，那可比登天還難。倒是各級官吏，趁著這個機會，大發利市。糧食要運到各個邊鎮，那得過一層層的手，好處就被一層層的分潤，這樣造成的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邊關將士們拿到手的糧食，越來越少。而朝廷多了對邊將的這一層鉗制，文官地位越來越高，武將地位就越來越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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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