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運城的鹽池可能是中國內陸中原地區唯一的巨型天然鹽池。為了獨享鹽池之利，大明朝廷在前代的基礎上，加高加厚了城牆，把整個鹽池變成了城中之湖。
除了鹽池，還有廣闊的大海作為食鹽的來源地。山東、兩淮、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產鹽地都設有都轉運司或鹽科提舉司。在此之外，朝廷還在各地設有鹽茶御史，俗稱鹽道衙門，事實上成為各地鹽業專營的最高管理部門。
然而，朝廷的這些官僚機構並沒有發揮預想的作用，它們被傅崇奇一類利慾薰心的腐敗官僚所掌握，成為了他們攫取鉅額私人財富的工具。朝廷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有明一代的鹽業歲入僅有前宋的零頭，而且放進老百姓碗裡的鹽粒並沒有便宜下來。袁世振在萬曆末年搞了一個綱鹽法，成為了大明朝鹽業專買制度徹底失敗前的最後一次努力（注一）。
四川沒有天然鹽池，但有天然鹽泉，自古以來便是食鹽主產區。
古巴人很早就在三峽地區發現了天然的鹽泉。雖滷水濃度不高，但仍是一筆極為寶貴的財富。古巴人利用這些財富，與不產鹽的楚地換糧，曾一度建立了強大的國家，直到一統天下的秦軍進入四川。為了打破巴人對食鹽的壟斷，秦國蜀郡太守李冰不僅指揮百姓營建了偉大的都江堰工程，而且還在百忙之餘，順便在成都附近挖出了幾口滷水井，成為了四川井鹽的開山之作。
鹽井在宋代出現了技術革命，井鹽產量越來越大。卓筒井使用了衝擊式頓銼法，在井口直徑減少的同時，使井深加大。目前富榮地區最深的鹽井，已經達到了百丈的水平。
食鹽專賣雖說是眾所周知的暴利，但暴利的來源不是剛需，不是成本，也不是產量不足，僅僅只是國家這個暴力組織對它的強力壟斷。因為人人吃鹽，暴利也來自於人人，所以食鹽專營的本質，就是一種人人難以迴避的人頭稅。
暴利既然來自於專賣，那麼任何走私行為都是對食鹽專賣制度的破壞。
食鹽專賣遭到破壞，得利是部分人，損害卻是產業鏈上的所有人，包括私鹽販子。因為私鹽走私犯獲取的利潤，來自於正鹽銷售價和私鹽成本價（包括違法成本）之間的價差。正鹽價格被私鹽價格沖垮，那麼這種價差縮小甚至消失，也會使私鹽的存在喪失土壤。如果有人上奏朝廷取消私鹽專賣，那麼反對聲音最大的，必然是私鹽販子。正鹽與私鹽，就像一對伴生的雙子星，一個在明處，另一個永遠在暗處。正如野的和專車一合法，正租必然上街示威一樣。
大明朝的食鹽專賣制度，到了崇禎十四年秋已經完全失敗了。
以四川為例，數以十萬記的鹽引賣到了鹽商手中，但是鹽商根本不提貨。鹽商不提貨，朝廷也就無法發出新的鹽引，也就喪失了鹽業專營的紅利，這種現象被稱為“鹽引壅（YONG）塞”。那為什麼鹽商不提貨呢，是沒有市場、或者是市場被外地鹽衝擊了嗎？顯然不是。四川井鹽的成本雖然高些，但是雜質少，色白味純粒細，沒有苦味，比起海鹽來（無論是海水曬鹽還是海水煎鹽），品質高出數等。再說鹽是大宗商品，運輸倉儲成本在總成本中的比例較高，江淮海鹽運到了四川，豆腐也盤成了肉價錢。所以自古以來，川鹽與淮鹽的競爭中，在南直隸敗多勝少，在湖廣、江西市場有勝有敗，而在四川本土市場，從無敗績。
鹽商不提貨的主要原因，其一便是因為私鹽盛行的衝擊。鹽商提貨，除了已經支付的鹽引成本，還要補交官府為了搜刮鹽利，挖空心思、巧立名目設立的各種費用。這些費用總稱為“浮費”，浮費到底有多少，恐怕任何人都說不清，總之是“遇一事即有一事之陋規，經一處即有一處之科派”。如此一來，正規食鹽的總成本迅速攀升，導致他們根本無法與相對廉價的私鹽競爭。
化解了羅姑娘的擔心，洪其惠立即在朝會上談到了一個重要的商品——鹽。他的建議仍是包攬，以四川七百萬人計，每人每年十斤，則需要七千萬斤。若每斤加稅二十文，則年入白銀一百四十萬兩。四川鹽稅總額為七萬九千多兩銀子（注一），但各類浮費高出不少，具體包攬數字還要透過談判去爭取。若是包攬了鹽業，減去正稅和浮費，王府依然還有巨大收益。
洪其惠對鹽業的主張，激起了一幫王府官的興趣。他們開始交頭接耳，議論起來，甚至不知何人竟提出，利用雅州到天全的茶馬古道進行食鹽走私。理由很簡單也很充分，既然茶葉可以走私，為什麼食鹽不能走私？
……
面對大殿裡的嘰嘰喳喳，朱平槿沒有說話，他進入了思考狀態。
鹽是朱平槿早就關注的物件。早在他決定透過雅州茶葉走私時來賺取人生第一桶金時，他就把鹽納入了自己的視線。為了不過分觸動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招致他們的過快反擊，當時朱平槿沒有過早地觸碰鹽業。這大半年來，與鹽相關的資訊點點滴滴，逐漸豐富，為他描繪出一副四川鹽業的真實圖畫：
除了川東雲陽、大寧地區的天然鹽泉之外，四川主要的鹽種為井鹽。井鹽存在於四川和雲南，四川又是主產區，產量是雲南的十倍。四川鹽井的分佈範圍很廣，榮縣、富順縣的貢井、自流井地區，犍為縣（現五通橋）和南部縣並稱三大井鹽區。此外還有很多小的鹽井，比如蓬溪、射洪、樂山等地都有鹽井分佈，甚至在成都東面左護衛的地面上，靠近龍泉山邊，便有一座月產井鹽數百斤的小鹽井。朱平槿每天飯食中的滋味，大部分便來自於此。
朱平槿可以做私茶販子。因為蒙頂茶山是他家的，買方是藏地的商人，買賣雙方近在咫尺，近乎於一種點對點的大宗對口易貨交易，唯一的阻礙便是飛仙關的一道稅卡。私茶貿易，既沒有衝擊國內市場，更沒有影響千家萬戶的生計。朱平槿從藏地外藩搞來銀子和馬匹，不僅自己獲利豐厚，而且大力支援了官軍的剿賊戰爭，所以就算是劉之勃這等剛直朴忠的士大夫，對此也很難得地保持了預設。
但朱平槿作為蜀藩世子，他不能做私鹽販子。
第一是政治上的理由。
在大明官府和民間兩個層面，私鹽販子的名聲都極臭。黃巢和王仙芝兩個大反賊都是鹽梟出身；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更是打敗私鹽販子張九四（張士誠）才立的國。所以在官方文化裡，私鹽販子是僅次於流賊的存在，罪名相當於朱平槿前世的“武裝販毒”。在民間文化裡，私鹽販子也與盜賊靠上了邊，俗稱“鹽梟”。也難怪，因為要逃避官府的圍追堵截和大明的嚴刑峻法，所以私鹽販子必須手持利刃；因為小規模販鹽極不經濟且不安全，所以私鹽販子經常成群結隊。一大群手持利刃的人，當然會忍不住幹出一點出格的事情。如果朱平槿利用王府的旗幟武裝販鹽，成為四川最大的私鹽販子，短期可能會獲得一些經濟效益，但當訊息普遍傳開，那就等於政治上的自殺。四川的官員百姓會對朱平槿敬而遠之，而朝廷的官員將有什麼激烈的舉動，那很難預料。
第二是經濟上的理由。
朱平槿的經濟目的，是透過食鹽專賣，獲得長期穩定的稅收來源，以便支援他在各地的軍事開銷。如果朱平槿自己販賣私鹽，破壞了食鹽專賣的政策，使百姓心目中產生了食鹽廉價的印象，那麼將來朱平槿想重新建立食鹽專營體系，必定會遭到百姓的強烈反對，所以那是得不償失的一種愚蠢做法。
洪其惠說的對，欲攫取鹽利，必須包攬鹽稅、嚴厲遏制走私。打擊走私的辦法有兩個，一個是降低正鹽的銷售價，使私鹽無利可圖；二是厲行查禁，增加私鹽的違法成本。
降低正鹽的銷售價，除了降低成本、減少稅收、增加產量，還要減少中間環節，降低物流成本。這必然損害到鹽業利益鏈條上眾多寄食者。
厲行查禁更難。查禁無非在產、購、銷三條路徑上下手。“產”就是在井口這個最直接的源頭上著手。收稅的人在井口坐著，滷水一出來，立即稱量徵稅。但鹽井口小隱蔽，跟房前屋後開掘的小煤窯一樣，基層組織不健全很難知道；“購”就是允許私人生產，但產品只能賣給專賣機構，專賣機構加稅後再賣給私人商販。這難免會使一些偷偷煎出的私鹽流向市場；“銷”的事情就多了，四川所有的鹽商都要變成官商，私人資本要全面退出私鹽銷售領域。
攫取鹽利，增加產量也是極為重要的。傅崇奇的管家交出的賬冊檔案顯示，四川的食鹽總產量尚且不足七百萬斤（注二），川內人均不足一斤。若加上廣泛存在的私鹽，實際產量翻一倍也只有人均兩斤。難怪朱平槿在崇義莊吃飯，楊大爺為他準備的飯食中，是那麼的少鹽寡味！要增加產量，只能加大鹽井的開鑿量。而鹽井的開鑿，在這個時代那是絕對的頂尖科技，屬於高政策門檻、高技術門檻、高資金門檻的三高產業。排除了私人資本的參加，就會將把私人技術一併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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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其惠的建議，還只是一個白紙上畫的大餅，缺乏具體的操作辦法。朱平槿微笑著對洪其惠的建議點頭讚許，他心裡已經立即決定，先將傅崇奇的管家從牢裡要出來。另外從廖大亨處跳槽過來的李師爺，也是一個可用之人。
這時，一個小太監從殿後匆匆進來，將一個紅皮本呈給了在寶臺左側負責記錄的王府辦公廳首席文案程翔鳳。程翔鳳簽收之後，掃了幾眼，立即呈報給朱平槿。
紅皮本，是塘報，即軍事檔案。按王府規矩，紅皮本那是隨到隨奏。朱平槿翻開一看，是賀仇寇、田騫和劉三根聯名上奏，他們報告，接到監紀同知方堯相隨從的急報，方堯相及隨從遭到了富順、榮縣的鹽商圍攻毆打。三人決定，趁機出兵富榮，順手將路上的內江、隆昌、榮縣等地控制起來。事態緊急，機會難得，他們三人不得不邊行動邊奏報。
目前他們進軍極為神速，已經佔領了內江、隆昌、榮縣等地。去年底獻賊分兵肆虐川南，榮縣知縣孫光烈被獻賊虜去，不知所蹤；南溪知縣朱由援跳城出逃；隆昌知縣杭為箕棄城而走。漢陽人秦民湯剛剛到任榮縣令，聞王府軍到來，他於城門外淚涕直流，長跪拜舞，口稱“臣恭迎王師！世子千歲千千歲！”
這時又有一個小太監出現。他稟報，巡撫廖大亨和巡按劉之勃在承運門遞本求見。
撫、按同時求見，多半與鹽商暴動之事有關。朱平槿暫停了朝會，決定先見了兩人再說。
“說曹操曹操到！”朱平槿感嘆道，或許這正是包攬鹽稅的好機會！
注一：據萬曆四十四年戶部尚書李汝華的記載：兩淮歲解六十八萬有奇，長蘆十八萬，山東八萬，兩浙十五萬，福建二萬，廣東二萬，雲南三萬八千，各有奇。以上合計116.8萬兩。四川、陝西解往邊鎮的鹽課銀額，合計約11.2萬兩。
崇禎皇帝在崇禎三年也想整頓鹽業，但很快失敗。
所謂“綱鹽制”的內涵是：每綱鹽引為二十萬引，每引折鹽三百斤，或銀六錢四分，稱為“窩本”，另稅銀三兩，公使（運輸）銀三兩（官府白收），共計六兩六錢四分，摺合鹽價約為每斤二十二文。請注意，這只是鹽引這種以鹽為抵押品的特殊有價證券的官方價格。有網文將其直接認定為官方鹽價，大錯特錯。
注二：沒有查到明末四川鹽產量的數字，所以響木不負責任的參照了順治八年的數字。但明末四川的主要鹽產地，依然是川東鹽泉。清初，四川井鹽業迎來了爆發式增長，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川鹽收購量已達5000萬斤。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減，本省食用綽綽有餘。
但上述的“爆發式增長”，是以明末資料為基礎，還是以清初資料為基礎，是產量迅速恢復還是真正意義上的增產，響木所見的所有史料均含混不清。響木個人傾向於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