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載澤的不知所措，皇帝有些孩子氣地笑了起來。博弈二字，當真不是說說這麼簡單。
“朕很是認真地考慮了一番，覺得主要原因有三點。”皇帝比較耐心地闡述自己的立場——畢竟這是一套連自己都需要加以熟悉的思考邏輯，“其一，戰爭打到現在，日本支撐不下去，中國也是勉為其難，沒有金融上的妥善安排，難道不死不休，拼個兩敗俱傷？這場戰事本來就是日本強加給我們的，只要體面地結束了戰爭，收回了膠州，成效已經顯著，再打下去既沒有必勝的把握，也沒有死纏爛打的必要，何必勉強呢？其二，倘若因一時之憤而不顧大局，一旦日本金融崩潰，我們難免遭受池魚之殃，到那個時候，日本的軍閥、財閥為了擺脫困境、轉移國內矛盾，是會不惜一切代價對外發動戰爭的，目標當然是中國，豈不是無妄之災？其三，現在歐戰正酣，列強對於遠東商品需求極大，對於遠東維持和平局面抱有很高的期望，如果帝國把精力集中到經濟建設、工商發展上去，收益遠較戰爭來的可觀。”
“皇上聖明。”載澤聽了這番解釋，腦筋一時還轉不過來，但“聖明”還是要稱頌的。
“載澤，你是明白人，你看看現在鐵、煤、棉紗、糧食是什麼價，戰前又是什麼價，中日兩國難道有錢不賺，白白便宜他人？日本雖然工業基礎強於帝國，加工、生產、製造的水平也高於帝國，但卻嚴重缺乏資源，有道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只要帝國控制了原材料的價格，就可以從日本的利潤當中割下一大塊來。”皇帝談起這個就眉飛色舞，“弄得好就是大家發財，有必要和餓虎爭食麼？”
載澤恍然大悟，這才是謀求全域性的大智慧，“只是……”他喃喃地說，“日本方面肯就範麼？”
“日本要這麼聽話，朕還要你們這幫股肱大臣做什麼？”皇帝趁熱打鐵，“這事與帝國而言是純收益，區別在於獲益大小，對日本而言，是利弊相間，得失各有的情況。能不能讓他們認清形勢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一環，梁敦彥要做朱爾典的工作，你便要做日本方面的工作，只要這事成了，你便是首功。”
“皇上，國防軍會不會戳臣的脊樑骨，罵臣是賣國賊？……”載澤不無忐忑，“乘勝求和自古都是大忌，幾十年前李少荃對法國人弄出這樣一樁公事來，到現在有人都不放過他。”
“不礙事，不礙事……”皇帝擺擺手，“有朕給你們撐腰，儘管放心大膽地去做。鐵良不會有想法的，他本人也贊同有限戰爭的目標哩。”
經過皇帝的一番開導，載澤雖然仍然疑問滿腹，但畢竟有了頭緒，有了可以充分思考的空間。
其實，有些事情是不能猜測的，往往你猜測了也只能得到一個錯誤的預測，或者說猜中了開頭卻沒有猜中結尾。皇帝看得很準確，雖然中日兩國並不是相互依賴的經濟體，但起碼現在挽救日本的匯率和金融體系，不僅對日本有好處，對中國也是必要。何況，皇帝還有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沒有告訴載澤——這不是皇帝故意要顯示自己的高明而留一手，相反，卻是為了更好地辦成事情。因為，以當時人類的智慧，即使聰明如載澤等人也很難理解這中間的奧秘。這個奧秘說穿了一文不值，其實就是匯率與生產力的關係。
誠然，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來看，匯率都是和生產力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匯率是貨幣的國際價格，生產力要得到體現，必然需要交換，商品的交換價值是決定貨幣內在價值的根本衡量——因此，其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說匯率是生產力在貨幣領域的體現，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高，他的匯率指數（指相對指數，不是指絕對數值）就高，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不高，他的匯率指數肯定不會高。
個中邏輯非常簡單：生產力水平高＝製造能力強＝等於商品種類豐富、技術含量高＝等於富有市場競爭力、市場需求大，為了換取生產力水平高國家的商品，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的國家只能千方百計地獲取高水平國家的貨幣以便完成交換，而一旦對高水平國家貨幣的需求超過平衡點，就會推動該國貨幣的稀缺，反映在金融市場就是匯率的上揚（明白了這一點也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需要製造2億條褲子才能換回一家波音客機，如果以勞動時間來衡量是無法想象的）。
這個關係如果反過來推導，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結論——在生產力水平一定期限內保持穩定的前提下，匯率水平與商品競爭力成反比，高匯率容易窒息以該種貨幣作為本幣計算的單位商品的核心競爭力。
當然，匯率和生產力水平決不是等價的。前者只是後者在貨幣金融領域的客觀反映，有可能真實，也有可能有所扭曲但決不是生產力水平本身，總體而言是一條上下波動頻繁，長期平均時間內保持穩定的曲線，不能認為高匯率指數就等價於高生產水平，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匯率能與生產力水平截然分開。比如在戰爭這種極端條件下，匯率就顯得沒有用處，一旦實行價格管制，匯率水平和生產力水平之間的對應反射將很快失真。
以林廣宇穿越時的世界為例子，在和平時期，美國本土是不可能生產廉價服裝的，從匯率的角度來說那樣遠遠不划算，本土2美元可能連條褲腿都做不出來而如果進口2美元就可以買一條褲子了，但在戰爭時期，貨幣只有紙面上的意義，美國如果需要這種物資，不要說2美元，讓他用20美元自己造一條褲子都行——一切為了打贏！可如果沒有國際交換，叫20美元還是2美元有什麼區別呢？
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美國和新加坡都是所謂的高匯率指數國家，但在戰爭條件下，前者可以大量用國內生產來替代因戰爭而絕跡的進口產品，而後者卻沒足夠的原材料、能源與人員來實現這一點，只能發傻！這樣得出的結論就是，在戰爭條件下，美國是生產力發達國家，新加坡是生產力落後國家，甚至要比大多數國家都要落後。決定戰爭成敗的，是工業化基礎，是製造能力但不是匯率水平和金融發達程度。
但極端的條件畢竟是少數，因為即便在戰爭條件下交戰國仍然可能存在進出口業務，要想完全封堵、斷絕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時候匯率就發揮出對於生產能力的調控作用——高匯率指數國家製造能力、生產能力競爭性開始下降，低匯率指數國家相應的工業製造能力和商品競爭力開始上升。皇帝的腦子裡記得很清楚——在他所處的時空中，廣場協議後的日元匯率大幅提高，原本日本老百姓用於購買1輛進口車的日元過了沒多久就可以變成2輛，日本的資本能力、金融權力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很快問題就來了，因為日元計價水平的提高，日貨變得越來越沒有吸引力，雖然能夠透過強化本國市場予以鞏固提升，但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卻一落千丈，一大批專職從事外貿的企業倒閉或者轉型，大型的工業企業紛紛將自身產業轉移到東南亞、中國等落後國家進行再發展，本土的工業製造業大幅萎縮，金融業和有價證券市場畸形發展——雖然日本掌握了金融優勢，也沒有喪失科技優勢，但製造能力卻在下降，並進而造成後來長達10餘年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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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例子反過來理解，中國固然能夠依靠投機資本的力量和山東戰場的利好訊息大幅打壓日元匯率水平，但強制降低日元匯率水平的結果只能是在國際市場上大幅度增強日本的工業品競爭力和製造能力。原本出口1億條褲子的能力因為匯率變化可能成了2億條，或許在外國貨幣計算上仍然是一致的，但生產能力卻結結實實地增長了1倍。如果將這層顧慮告訴內閣，絕大多數重臣都不可能理解，在他們看來，將日元匯率降低到一個較低水平帶來的利益極大——日元大幅貶值，中國以日元為單位計算的貸款便能大幅下降，等於中國可以獲取鉅額的匯兌溢益；日本本國因為貨幣貶值，就需要在償付外債的時候付出更多，等於大幅降低日本的財政實力和綜合國力；中國企業可以憑藉較高的匯率水平購買自己不能製造的日貨，等於可以降低成本，提升利潤。如何計算中日兩國的彼此收益呢？他們選擇的必然是貨幣，或者乾脆就是黃金——這是重商主義的理念，但卻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收益，只是很可惜，這卻會矇蔽太多人的眼睛。
在皇帝看來，這樣做的最危險之處就是不恰當地提升日本的生產能力和工業化製造能力，如果對方鋌而走險，那什麼負債和資本融資都不是什麼制約——打贏了，債務自然一筆勾銷；打輸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筆債。另一個時空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其他原因，但伊拉克因為在兩伊戰爭中欠了科威特大筆外債卻是誘因，薩達姆侯賽因的算盤打得不錯——只要吞下了科威特，那什麼樣的債務都可以一筆勾銷。這個目的幾乎就要達成了，卻因為國際環境的制約而無法實現。只是現在這個時代，弱肉強食卻是天經地義。
日本這個國家的危險性在於，它的工業實力、製造業水平每增長一分，它對外侵略擴張的危險程度就增加一分。採取恢復日本匯率指數的方針，可以有效地恢復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能有效的刺激國內工業的發展，當然如果過分抬升日元指數，對中國也有一定的損害，作為一個積貧積弱的淨債務國，中國既沒有足夠的金融實力來應對債務壓力也缺乏強有力的國家實力來進行翻臉不認人，關鍵還在於力度的把握。中國有遠比日本豐富的資源、有更廣闊的市場、有成本更為低廉的勞動力，這是天然的競爭優勢，不需要透過扭曲匯率槓桿就能實現，何苦要冒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風險來加以變更呢？況且，日元匯率的短期受挫並非是由於經濟基本面的變化，只不過是暫時的政治產物，一旦事態平息，遲早會恢復原位，這是經濟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體現，強行壓制需要付出得不償失的代價而且還不一定能夠奏效。
電波頻頻往返於東京和京師之間，雙方都是聰明人，不需要彼此花費太多的口舌予以解釋說明。在日本方面看來，中國提了個好建議，雖然不能挽回對華戰爭的損失，但起碼能夠體面的下臺，避免更多、更大的損失且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中國人的要價也很聰明，以遠期的庚子賠款作為即期的戰爭補償，隱約有扳回一局的用意，但又不是得理不饒人的鋌而走險。雙方既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又給對方留有餘地和臺階，而且還有達成協議以後共同可期的經濟利益，應當說是一個比較明智的交換條件。
只是，日本政治家有這麼大的智慧來解決他所面臨的困境麼？(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www.qidian.com，章節更多，支援作者，支援正版閱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