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詞很簡單，只有一句話——聘太炎先生為御前一等顧問，教朕辨菽麥。
6年前，章太炎與寫作《革命軍》的鄒容在《蘇報》大發革命文章，章劈頭就是一句：“載湉小丑，未辨菽麥……”惹得慈禧大動肝火，非要置之死地。只因為兩人身在租界而僅以入獄處理，判刑亦極輕，鄒容在獄中因條件惡劣而染病身亡，章太炎刑滿釋放後遠赴日本。現在皇帝這麼一說，便是不計前嫌的表示，在梁啟超看來當是極大的寬宥。
當然，更絕妙的是，無論章太炎從與不從，這都是個絕妙的利器，足以在革命黨人之間佈下互不信任的種子。
“革命黨不是鐵板一塊，也有矛盾，也有不和，倘若一味高壓，彼等如無出路便會聚集在一起，如果朝廷示以懷柔手段，則必互相猜忌。”皇帝笑著道，“這便是急則相援、緩則相圖的道理。”
“皇上聖明。”梁啟超佩服地五體投地，這一招王霸之學既沒有楊度那樣過分，也不像自己那樣柔和，卻是用了巧妙的方法直刺革命黨的軟肋。
“可告訴劉申叔，讓他聯絡在日人士反正來歸，孫文的腦袋朕沒有興趣，那些誤入歧途的才能志士卻為朕所需要，如能歸來，一概既往不咎，即便回來後反悔，朕亦準其來去自由。”
“遠距離革命家”六個字隨著梁卓如的如椽之筆成為同盟會領袖們的標誌性符號，隨著《帝國日報》的發難，海外華人亦掀起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看到文字的日本人平山周、北一輝當即就和中介人宮崎寅藏吵了起來，張繼、譚人風、田桐等也議論紛紛。章太炎為保證《民報》的出版經費，最困難時窮得並日而食，兩天才吃一塊麥餅充飢，此時看到梁啟超的文章勾起了新仇舊恨，第一個按奈不住，跳起來公開指斥孫中山貪汙——1907年孫中山被驅逐出境時曾接受日本友人公開贈送的兩萬多日元，而當時普通日本工薪階層的月薪不過二三十日元。但收到如此鉅款的孫中山只給經費極其困難的《民報》留下兩千元經費，其全部餘自己帶走。
第二天章太炎就領著一幫人跑到宋教仁、胡漢民的住處叫罵。
“炳麟兄，你不要太過分！”胡漢民為孫中山辯護，“款子是日本朋友送給孫先生的，自然也該由孫先生全權處理。”
“走便走，要他們錢做什麼？活像一條喪家犬。”張繼插話，“拿了錢又不聲不響，哪有一點革命領袖的風範？”
“胡說，孫先生不是已經給《民報》留了一筆款子麼？什麼叫做不聲不響？”
“好哇，孫文拿了2萬多元，一轉手給了我們2000元，你以為打發叫花子啊？”
“太炎先生說得對，錢是送給革命黨的，不是送給孫某人的，孫文公款私用，損害了同盟會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
宋教仁出來打圓場：“兩位火氣不要太旺，孫先生將錢都用於購買槍械和供應起義軍軍需了。《民報》辦報不是不重要，但事情總有輕重緩急，起義迫在眉睫，報紙的事情總可以緩一緩。”
“你還有臉說這事，這我還沒和孫文算賬呢？”章太炎脾氣上來後誰也擋不住，“他買的軍火我知道，都是村田式，這種落後式樣的槍支在日本早就不用了，偏他還出高價購買。多花錢姑且不論，用這樣破舊的武器去發動起義，不是徒然讓同志們送命麼？哦，我知道了，孫文是所謂的‘遠距離革命家’，不用自己上戰場的，自然也不在乎落後不落後。”
張繼詰難道：“除了這2萬元，孫文其他花銷賬目也是一塌糊塗。他歲歲赴南洋籌款，累計不下百萬，這幾年卻花得一乾二淨，我倒想問個清楚，他還有沒有廉恥二字？”
至於孫中山那模糊一片的財政收支，一方面確實不曾公佈，另一方面也很難公佈——大量的經費開銷用於購買軍火且不能透露真實姓名，否則下次誰還敢和革命黨做生意？但外界一旦查無此人，便認定純系捏造；另一大筆開銷則用於收買國內會黨，但會黨多系狡詐之徒，拿了錢財要麼是純粹欺騙而揮霍乾淨，要麼因時機不利而不敢動彈。章太炎等人便猜想孫中山根本就沒有回國運動，不然如何解釋一片沉寂的事實，就是把錢扔水裡都有響聲……
宋教仁憤憤地一跺腳：“你們休要中了清廷的挑撥離間之計。”
“挑撥離間？誇大事實曰挑撥，無中生有謂離間，現在我們所說的樣樣事情都有真憑實據，你怎麼辯解。”
“炳麟兄，不要同他們講了，這是孫文怎麼辯都洗不脫的。所以我說，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黨黨首之命！”
忍耐多時的胡漢民也是怒火中燒，甩下《帝國日報》便罵道：“章炳麟，你不用假惺惺裝好人，你嫌窮是不是？你嫌清苦是不是？韃子皇帝聘你做御前顧問，你去做便是了！”
章太炎憤然離去，次日便率領同盟會中的江浙派另立山頭，恢復了光復會這一舊有組織，並公開宣告“餘仍以革命為大義，但決不認孫文這個領袖”——孫章決裂便在當日。
在“遠距離革命家”的批評和“倒孫狂潮”的雙重打擊下，同盟會風雨飄搖，不要說對憲政黨咄咄逼人的攻勢無力採取防衛，便是內部的也亂成一團。目睹此種情形的汪精衛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他雖然年僅26歲卻已是同盟會的重要骨幹，出任評議部部長三年之久（同盟會總理下轄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三部)。
如何以實際行動還擊立憲派攻擊與“遠距離革命家”的挖苦呢？他一邊在憂心忡忡中無條件支援孫中山，另一邊也絞盡腦汁想辦法。最後決定去京師刺殺清廷高官或者是親近皇室以引起強烈反響。但他剛把口風一說便遭到所有人的反對——以同盟會骨幹的地位去當刺客，著實太不合算，胡漢民與他交情甚篤，反對得尤其厲害，流著眼淚說道：“兆銘，革命即便再困難，也不到以命換命的地步。”孫中山也不支援，但汪還是想辦法聯合了其他志同道合者，其中第一位便是黃復生。
“復生兄，有件大事想找你商量……”說是商量，但他吞吞吐吐說了半天還沒講到點子上。
“你不用說了，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對方大笑，“不就是暗殺的事麼？我早已聽別人說起你要動手。”
“是！是！”
“那怎麼不肯直說？我和你一起去京師，決無二話！”
“復生兄再好好考慮下。”汪精衛感動極了，“這樁事只要一下手就絕生路，成功是死，不成功更是死！”
黃復生翻了個白眼，很不滿意地說道：“我參加革命以後什麼時候想過生死的問題？你不怕死，難道我就怕死了？”汪感極而泣，連連與對方擁抱。
“這事光靠我們兩個不行，還得有會造炸彈的人。”黃復生提議，“喻培倫會做炸彈，他可以。”
“我去勸他。”等汪精衛一說明來意，喻便爽快地答應了。
就在三人精心籌備完畢，準備離開日本去京城的前一天晚上，有個女子卻找上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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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哥，聽說你們要去京師刺殺韃子高官，帶我一起去吧。”說話者叫陳璧君，年僅17歲，一心嚮往革命。由於她年輕活潑，在《民報》編輯部工作時就成了未婚年輕編輯們的追求物件，但其芳心卻始終傾心於汪精衛。
汪精衛人是長得帥，但吸引對方靠的不是帥而是三不主義——不賭博、不嫖妓、不酗酒。他公開宣揚革命者絕不能結婚——革命者隨時都可能有不測之事發生，有家庭必陷妻子於不幸，發誓“革命不成功不結婚”，雖然陳璧君落花有意，他卻流水無情，相識相處雖好卻無一點兒女私情。也正因為如此，陳璧君對他格外欽佩。
聽到這話，汪精衛連連搖頭：“小妹，我們是去京城革命，不是遊山玩水，你年紀還小，又是女子，就不要去了。”
“不，我非去不可！”陳璧君發了脾氣，“你從前都說男女平等，謂女子也有革命責任，怎麼一到關鍵時刻就丟擲男女有別的話語？”
汪精衛拗不過陳璧君的堅持，只得答應帶她一起去……（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