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臣子們在小範圍內討論了役法改革、稅法改革和吏治改革的大綱之後，朱棣以為接下來的日子會輕鬆許多，但事實上卻不然。
在朱棣的設想中，那些改革的細則由六部相關官員以及文淵閣學士詳細討論，得出結論後，再將結果報上來。如果細則大致沒什麼問題朱棣就下旨實施，若是覺得不妥就寫上自己的意見，然後讓官員們重新討論。
大約是登基之後表現得太過溫和了吧，官員們對朱棣批示的意見並不完全唯命是從，不少經過第二輪討論的細則仍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遇上第二種情況，朱棣只得將相關官員召進宮一起討論。
由於觀念不同的緣故，朱棣往往需要費很多口舌才能讓官員們理解並認同自己的意見。每次說得口乾舌燥時，朱棣總有一股喝令侍衛將某個或某些敢於反駁他的官員拖下去痛打二十大板的衝動——最生氣的時候，他甚至恨不得將反對者直接從肉體上消失掉。不過，朱棣終究沒有這樣做。
朱棣如此剋制倒不是為了培養民主的土壤，穿越之前他就不覺得民主制度具有絕對的優勢，對於這個年代，朱棣更不可能去青睞那絕對不合時宜的民主制度。真正的原因在於，後世一些很好的措施在這個年代確實行不通——陪審團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雖然擁有燕王的記憶，但集思廣益畢竟能夠少犯錯誤，因此朱棣只得盡力剋制自己的脾氣，免得讓朝堂上徹底成為一言堂，最終導致自己犯下嚴重的錯誤。
另外，朱棣能夠成功剋制自己的脾氣，楊榮在其中多少也有些的功勞。正如歷史中所記載的那樣，議而不決之時，朱棣的臉色就會變得很難看，於是大臣們便戰戰兢兢、無所適從。這時，楊榮便大顯身手，三言兩語便使得“龍顏大悅”。
朱棣最討厭的就是某些官員根本不講邏輯，開口閉口只是祖宗成法。楊榮的方法很取巧，那就是引用古人說過的話——古人說過的話實在太多，想要從中找到支援自己的證據實在再容易不過了——雖然從“古人雲”中找出反駁的證據也很容易，可問題是每當楊榮舉出相應的例子後，朱棣很快就會拍板。冥頑不化的官員們以“祖宗成法”為盾，而楊榮則以“古人雲”為矛，到底是矛利還是盾固畢竟不是一時半會可以分辨出的。這時朱棣再打出“皇權”這張王牌，趁勢取勝倒也不難。
多次與思想僵化的朝臣辯論之後，朱棣倒是理解了歐洲為什麼會打著文藝復興的幌子發展資本主義思想。封建思想確實很頑固很強大，新思想要取勝只能取巧——若歐洲人不打文藝復興的幌子，而是直接說思想創新，教會不使用暴力手段制止才怪！
這段時間裡總的來說，朱棣是很鬱悶的。因為，工作比想象的要多；大臣們的觀念普遍都很陳舊；而且，他還必須剋制自己的情緒——現在，朱棣終於理解了歷史上為什麼有些前期還算勤政的皇帝，但後來卻變成了怠政的昏君。說實話，做個昏君比做個明君痛快多了。
這段時間裡，幾乎每次看到臣子們討論的改革細則與自己所想不符時，朱棣總是會很不高興。不過凡事都有例外，在確定累進制稅率細則時，臣子們的討論結果是建議以十畝為基準實施累進制稅率——這便是中國官場的通病了，什麼時候都不會缺少喜歡揣摩聖意的臣子。朱棣說一聲搞累進制稅率，下面的人就以為朱棣熱衷於增加國家的賦稅收入，於是建議將累進制稅率的基準定為十畝。
看到這份與自己原意不符的奏摺時，朱棣倒是頗為高興。他高興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官員們拍馬屁，而是因為這份奏摺讓他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將累進制稅率實施的基準設定為一百畝，朱棣是有過充分考慮的。只不過，當時與大臣們討論時沒人質疑將基準定為一百畝是否合適，結果他就忘了說那件與之相關的事。
要說呢，“人耕十畝”是這個時代江南普通農戶經營規模的一個大概估計，也就是說，一個擁有十畝地左右的農戶家庭也就是一般意義上的自耕農了。僅從這個角度考慮，將累進制稅率的基準定為十畝倒也並非不行。可是如果真的將累進制稅率的基準定為十畝，那卻有違朱棣的初衷。
如今有官員提出這件事，朱棣自然要順勢向臣子們詳細宣傳自己的觀點。
中國是世界上機械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古代在機械方面有許多發明創造，在動力的利用和機械結構的設計上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國勞動人民很早以前已經懂得用牛、馬來拉車了。還在奴隸社會的時候，牲畜力己被利用到農業生產方面，當時人們除了利用牲畜馱拉運輸外，還利用牲畜來幫助耕田和播種。
在中國古代，一開始是有專用牧場用來牧牛的。《周禮》：“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裡。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也就是說，那時候用於種植和用於畜牧的土地面積是大體相同的。
其後，對養活人口能夠起更直接作用的種植業在與畜牧業的爭鬥中漸漸佔據了上風，於是用於畜牧的土地面積逐漸縮小，直到牧田基本消失，人們只得改牧牛為放牛。這個時期中國內地的畜牧業基本實行的是穀草輪作，也就是說，在農作物收穫之後，利用農隙之地進行放牧或種植牧草，這種辦法從先秦到明清實行數千年之久。收後放牧雖然不會對莊稼產生什麼直接的影響，但也會影響某些農事的安排，比如說會限制晚稻等後作的發展。因此到了後來，放牛也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縻牛。所謂縻牛，就是將牛拴在一個較為固定的地方食草。
由牧到放，由放到縻，實際上等於養牛的土地越來越少。唐宋之際開始，已有人因無牛而被迫用鐵搭代替牛耕。縻牛開始之初，問題還並不十分嚴重，當時江南一帶的耕牛還是比較充裕的。可是進入南宋以後，隨著多熟制的盛行，實際用於養牛的土地越來越少。比如南宋初年，長江下遊的一些地區還可以透過“大為塍壟，俾牛可牧其上”的方式，提供部分的養牛土地，但到了明朝以後，塍壟上普遍種上了田塍豆，使在田塍上牧牛的基本條件也遭到了破壞。結果，宰殺就成為一種無奈的選擇，牛只數量的減少隨後便成為一種無法阻擋的趨勢。農民不養牛，自然就沒有牛去拉犁，於是牛耕也就逐漸被人力鐵塔所取代。
中國古代的農業長期處於世界領先水平，甚至到了民國初期，中國的畝產仍舊不比已經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美國低。中國在公元前世紀就發明了多管種子條播機耬車，這種播種系統在效率上至少是歐洲系統的10倍，而換算成收穫量的話，則為歐洲的0倍。歐洲第一個真正條播機是傑思羅·塔爾發展起來的。公元1700年後不久，此機便已生產，對其敘述發表於公元171年。但歐洲的這種及其後那些型別的條播機既昂貴又不可靠。在十八世紀以前，中國在農業生產率方面與西方相比，基本上前者相當於“發達國家”，而後方則是“發展中國家”。同後世一樣，形成這種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在於科技上的差異。
遺憾的是，當塍壟上普遍種上了田塍豆，導致牲畜業進一步萎縮之後，中國的種植業便開始了倒退。儘管從養活的人口來看，明清時期的農業仍有發展。以單產而言，十七世紀時中國每公頃耕地的大米產量已達到.公噸，這是現代以前農業技術理論上的最高產量。然而令人沮喪的是，土地的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勞動生產率卻在下降。導致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便在於人耕取代了牛耕。
由於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頭牛就相應地要補充七到十個勞力，這便導致農村對勞動力有著非常旺盛的需求。而人口的增加則反過來又壓迫畜牧業的生存空間，導致牛力愈加缺乏，於是以人力代替牛力更加盛行，然後便是新一輪的對更多勞動力的需求……這種惡性循環，除非爆發曠日持久的全面性戰爭或是類似歐洲黑死病的瘟疫，否則幾乎不可能中止。
朱棣自然不會傻到脫離實際地去期望讓這個時代的農業能夠跑步進入機械化大生產階段，但他也絕不能容忍“人力取代畜力”的歷史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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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然規律講，只要地多人少，那麼牲畜業自然會慢慢恢復元氣，進而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畢竟，中等之牛日可犁田十畝，一牛可抵七至十人之力，耕耘多用牛功，既省費，也省功。然而朱棣覺得僅僅依靠開展殖民活動來保障人均擁有足夠的農田還不夠，他決定充分利用行政手段來鼓勵農民養牛。（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