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是一個民族主義情緒濃郁的國家，國民高度的民族身份認同，在屈辱的刺激下，極其容易形成一種非理性的仇恨，這種仇恨當然是針對德國的，因為普法戰爭他們受辱了。
所以普法戰爭之後，法國政府到民間都充滿了一種復仇主義情緒。
在這種愛國主義的刺激下，法國人籌集到了超額的賠款，187年償清了給德國的軍費，在英國、俄國等國際力量的監督下，德國心不甘情不願的從法國撤軍。
撤出駐紮在法國的軍隊之後，俾斯麥再也無法利用佔領法國來限制和壓制法國，於是決定採取他擅長的外交手段，試圖在整個歐洲孤立法國。
187年，德國先後拉攏奧匈帝國和俄國，簽署一個三個君主國之間的同盟條約，因此稱為《三皇同盟》。俾斯麥甚至還試圖拉攏英國簽訂一個海陸同盟，但是被英國拒絕了，大英帝國正在掀起一場光榮孤立的新式外交熱潮，只打算關起門來，主要是關起歐洲的大門，在歐洲國家不向外擴張的情況，獨享大英帝國的世界殖民地蛋糕，在英國來說，與其捲入歐洲無休止的紛爭這個爛泥潭中，不如讓歐洲國家自己互相玩平衡，而英國則擁有世界。所以英國拒絕了俾斯麥。
儘管用盡了外交手腕，可是俾斯麥還是發現，法國似乎失控了，脫離了德意志帝國手裡的韁繩，變得不可預測起來。
法國因戰爭刺激起來的民族情緒別說德國人了，就是法國政府自己都控制不住，德國撤軍之後，依靠強烈的復仇情緒，187年5月，力主對德復仇的極端保皇派人物麥克馬洪元帥在天主教的支援下，成為了法蘭西共和國總統。
這年8月，法國南錫主教發表了《牧師的信》，公開號召法國教徒為阿爾薩斯和洛林迴歸法國祈禱，一個月後巴黎主教發表了類似號召，法國民族情緒達到狂熱。
教會為什麼要支援法國的民族情緒呢，主要是信仰問題，透過武力促使德國統一的普魯士，是一個新教國家，而法國是一個天主教國家，歷史上就因為宗教問題而爆發過三十年戰爭，所以普法戰爭之後，德國不但吞併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兩個天主教地區，連併入德國的南德地區，其實也是天主教地區，這導致天主教的勢力大減，教會非常不滿。
法國教會在這個歷史階段，是由一群十分狂熱的宗教領袖統治的，在全世界都不斷掀起各種宗教問題，包括在中國，越南等地都因此而爆發戰爭。
教會的鼓動，讓法國民間情緒激昂，報紙天天叫囂要開戰。
法國政府在麥克馬洪元帥的領導下，也拼命的重建武裝力量，另一方面，法國政府其實也沒什麼選擇，在激烈的民族情緒面前，要麼選擇強硬，要麼他們就只能選擇道臺，這種共和制國家，受迫於民眾輿論而普遍缺乏外交靈活和政策空間的弊端，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紀，也無法避免。
面對法國的民族情緒，以及法國的重新武裝，讓俾斯麥壓力很大。
他對此針鋒相對的回應，先用德國民間力量還壓制法國民間力量，透過輿論戰，試圖讓法國妥協。在俾斯麥的推動下，德國民間情緒也很激烈，這場戰爭不但刺激起了法國的民族情緒，其實對德國民族情緒的刺激更大，沒有這股民族情緒，俾斯麥就算有通天之能，也不可能將信仰新教的北方跟信仰天主教的南方彌合起來，因為歷史上，因為宗教問題，他們自相殘殺的更慘烈。
在俾斯麥的推動下，德國報紙開始威脅法國，揚言，法國既然要復仇，那麼德國就應該在一場註定要爆發的戰爭面前採取主動，向法國發起主動攻擊。
俾斯麥利用這股戰爭輿論，促使德國議會增加了軍事撥款，透過了一個七年軍事法案，持續擴張德國軍事力量，以此威脅法國。
法國外交部長利用了德國的威脅，向歐洲大國發出求助，說德國正在準備發動對法國的戰爭。
結果法國取得了外交勝利，各大國輿論普遍不支援德國，認為普法戰爭後，德國已經強大到了威脅歐洲平衡的地步，不應該允許德國繼續削弱法國。
在各國輿論下，俾斯麥不得不做出了妥協，命令報紙發表安定人心的文章，慢慢平息德國的民間情緒。
可是德國的民族情緒容易壓制，法國人卻真的不想和平，他們處心積慮打算儘快復仇，這不僅是民間輿論的問題，也是法國政治家的訴求。沒有一個政治家會承擔永久放棄阿爾薩斯和洛林的責任，所以法國只能與德國為敵。而且法國看到了國際輿論是支援法國的，他們更希望儘快爆發戰爭，從而藉助英俄等國的力量，奪回失地，甚至更進一步肢解德國，讓歐洲大陸恢復到過去的德國分裂狀態，法國就能獲取戰略安全，並且再次站在歐洲強國的位置上。
到了1875年，德國人又給了法國一個機會。
英國駐德大使羅素在大使館舉行晚宴，各國大使紛紛參加。
在宴會上，德國將軍拉多維茨跟法國大使說，“如果法國處心積慮的想復仇，那就不要指望德國的政治家會等待法國積蓄力量和締結聯盟後才發起攻擊”。
德國將軍的不負責任之言，被法國外長德卡茲利用，將其原話印成檔案，送給各國政府，以此證明德國有進攻法國的意圖，試圖再次引起各國對德國的警覺。
結果英國和俄國向德國發出了抗議。沙皇和英國代表各國政府，派代表去柏林，要求德國不要對法國發動戰爭。
俾斯麥焦頭爛額，再三保證德國並沒有發動戰爭的計劃，這才慢慢平息了危機，此事讓俾斯麥明白，他構築的歐洲均勢已經被打破，他的外交已經失敗，跟俄國的同盟根本就是一紙空文，根本就無法保護德國，所以這次危機後，俾斯麥提出了辭職，只是德皇沒有批准，俾斯麥都搞不定，讓德皇找誰來收拾這個爛攤子。
但是這場危機也讓法國人明白了，德國的威脅是實實在在的，而列強的干涉卻是虛無縹緲的，法國人不能將自己的安全寄託在英國和俄國的保護上。
結果是法國政府的復仇聲音也慢慢減弱，他們需要繼續足夠的力量，才能真正的復仇。而普法戰爭後，法國失去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兩個煤鐵資源中心，工業實力大大下降，他們需要從海外取得利益，從而彌補法國的不足。
在中國歷史上，也有過這種戰略，蒙古興起之後，不斷南下打擊金國，金國的應對不是強行阻擊，而是同樣南下，打著失之蒙古奪之南宋的戰略，最後金國滅亡了。
這種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戰略，看起來有十足的道理，事實上卻是一種極其低劣的戰略，首先從精神上來講，沒有從哪裡跌倒從哪裡爬起來的狠勁，是不可能讓一個帝國恢復往日的榮光的。
從事實上講，他是一種避重就輕的手段，治標不治本，是迴避矛盾，那麼矛盾始終都會爆發，法國衰弱的根本，是因為遭受了德國的重大打擊，只有強硬的回擊回去，才能重塑法國在歐洲的地位。但法國沒有這麼做，反而開始向海外擴張。
日本後來也選擇了這種縮頭烏龜式戰略，在列強的侵略下，他們打著從鄰國朝鮮和滿清身上得到彌補的計劃，起初看似成功了，但卻也讓日本失控了，最後註定要失敗。而且也讓日本的國際地位始終無法成為一流。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例子，剛好與之相反。戰國時期，秦國執行的是張儀的連橫戰略，但是後來在蘇秦的運作下，東方五國合縱攻秦，以五倍的兵力進犯函谷關。在面對外交戰略失敗的困境下，秦國人沒有選擇向強敵投降，一寸土地都不肯交出來。而是選擇跟五國聯軍血戰，這種直面困境的勇氣，最終成就了秦人的一統天下。
在任何時候，戰略戰術都只是輔助，國家間的競爭，始終都是一場血與火的正面較量，認不清這個殘酷的現實，或者不敢直面這個慘烈現實的國家，是永遠無法真正站起來的。
法國如今就是這種狀態，在面對德國的壓迫狀態下，法國選擇了向海外擴張。猶如當年一波波遊牧民族在來自東方的匈奴、突厥蒙古等強悍民族的壓迫下，不斷的往西方遷徙一樣，他們恐怕也是打著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想法，可一個個都消失在了歷史中。
中國民族雖然也面對這種壓迫，甚至亡國，卻能一次次回擊，從而一次次重現站起來，而印度人大多數時候選擇規避風險，所以一次又一次被統治。或許有些人不承認這種區別，認為太過虛浮，但請看看1世紀，有多少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憂心忡忡，而印度經濟開始飛速發展後，大家眼睛仍然盯著中國，沒有印度當成威脅，反而將其看作一種制衡中國的潛在力量。就是因為他們發現，中國人雖然也丟人的自卑過，但只要迎來穩定的發展機會，都會選擇正面頂過去，而不是油滑的規避。
法國人向海外擴充套件另一種解讀，其實就是在規避德國的壓力，從世界民族大遷徙的大歷史來看，其實就是法蘭西民族在日耳曼民族的壓迫下，開始從大陸上向海外遷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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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會出現讓人很不解的一種情況，當法國人叫囂著復仇的時候，俾斯麥就透過媒體反威脅法國，顯得無比的恐慌，乃至應對失措。因為俾斯麥看到法國人團結一致，要向德國復仇的時候，他真的很恐懼，他清楚，哪怕德國能一次又一次打敗法國，但這種有底蘊的民族，只要不丟失精神，總會重頭再來。
而當法國開始向虛弱的海外地區擴張的時候，俾斯麥不但不擔心法國力量因此而增強，反而大力支持法國去海外拓展，因為俾斯麥很清楚，法國的這種曲線救國，其實就是放棄了在正面跟德國競爭，一旦法蘭西民族失去了這種迎難而上的精神的時候，德國也就不用擔心了。
難道法國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嗎，法國政治家又不是白痴，問題是他們看明白了，卻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加上確實缺乏勇氣，所以只能被迫選擇向海外擴張。
但向海外擴張有一個最大的困境，那就是他們越分散力量在海外擴張，就越無法擺脫德國對法國的威脅狀態。
因此即便是擴張，也無法安心擴張，進退維谷，他們無比需要獲得其他大國的支援。
大明毫無疑問是一個大國，從人口上說，歐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相比，沙俄也才九千萬人，要到一戰前才能達到一億五。從經濟上說，雖然大明工業基礎還很薄弱，但是工業化速度很快，尤其是在茶葉和絲織工業領域，天賦太好，哪怕這兩個工業都不可能成為支柱性產業，可在經濟上意義重大，因為這兩項產業都是經濟效益非常出色的高度商品化產品。
最關鍵的是，大明在東亞地區幾乎沒有天敵的超然地位，讓全世界找盟友的法國覺得，在東亞地區跟大明的合作，雖然無法削弱德國對他們本國的威脅，卻能夠有效的保證法國在東亞的利益，甚至能幫法國進一步開拓遠東利益，彌補本國經濟的疲弱。
因此法國人早就積極的找過大明了，他們希望跟大明在東亞展開全方位的合作，包括產業和金融上，都要加深合作，法國認為兩國間有廣闊的合作空間，但之前大明經濟不景氣，朱敬倫變革的意願不強烈，加上北上救災的包袱，因此就沒有跟法國人合作，現在出於制衡英國的考慮，加上經濟條件改善，大明更能承擔改革成本了，那就不妨真的跟法國建立一個長遠的，積極的，建設性的深度合作。（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