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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體來說，東是不會採用後世共和國、乃至於臺灣，在二十世紀土地制度變革中所採取的種種舉措的，因為在他自己的評估中，於這個時代，它們完全沒必要。讀看看小說網請記住我)：。
在他個人的看法裡面，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出現的劇烈變動，其中一個，就是在整個社會的層面上，搬掉了“地主”這個階層。
但無論是某偉人，還是本不願意、後跑到臺灣的南方政權校長，他們兩人之所以殊途同歸、最終都如此所為，是被客觀現實逼的，因為中國的人口此時已太龐大了，成為了一種重負。
明朝及明以前，中國在農業上還實行的是輪作制，到了清代，人口的壓力已經使這種耕種方式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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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一個經濟學家，好象是叫小島麗逸，曾提出過一個被國際上普遍接受的標準：凡人均擁有糧食低於250公斤的國家，它就處於飢餓狀態；超過300公斤時，就處在能吃飽主食的階段（也即所謂的“溫飽”階段）；只有到超過350公斤時，國民的肉類和其它消費才會迅速增加。
如果以此觀之，講句不客氣的話，過去存在的“地主”這個階層，的確已經在社會上變得不合時宜，你就更不要說再讓農民承受高達百分之五十的私人地租率。校長的愛將陳誠奉命在臺灣調查時就發現，當時地租率最高的，甚至達到了70%。
這才是所謂的“地主”這個階層在這塊土地上消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也許後人更應該關心的，是為什麼我們的帝國，沒有跨過這個本應該能跨越過去的階段？
東認為，後世南方政權曾提倡的所謂“減租減息”，在這個煌煌大宋朝可操作性並不強，並且他也不可能在這個時代下這樣一個詔令。
而共和國的做法，其實都是歷史上已有的。它真正新一點的，實際上是作為配套措施的戰時供給制，這更不是現在他處的時代所必須。
共和國實行的“包產到戶”，其實很有唐代均田制的影子。
唐承北魏、隋的做法，每一名男子授田一頃，其中八十畝為口分田，二十畝為永業田。永業田可以買賣，口分田則不允許，而且百姓死了以後，還要交還給朝廷。
如果我們把後世農民的自留地和承包的土地放在一起看，兩者很相似。
東這傢伙還認為，就是這個唐代的均田制，恐怕仍然有著更古老的影子，那就是井田制。(讀看看小說網)
歷史上真正的井田制，由於缺乏史料，一直沒有定論。歷代始終比較感興趣的，其實是亞聖孟子所描述的“井田制”。
《孟子·滕文公上》記載：“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按孟子所說，所謂的井田制，就是將方方正正的九百畝土地劃為九塊，每塊一百畝，八家一起耕種中間的一百畝公田，耕種完了，才能幹自己家的一百畝私田。
後世共和國早期的公社做法，在形式上和孟子所說有些類似。
而這，卻是儒生眼中最理想的土地制度。
在這個後世的廢才猜測中，北魏、隋、唐代的均田制，很可能多少也借鑑了孟子所描述“井田制”的做法，隱藏著它的一些脈絡。
東甚至覺得，如果拋開細節，用一種更廣的視角來看，在東亞的這塊土地上，數千年的歷史中，帝國的土地所有制軌跡，從“公”到“私”，再回到“公”，已經走了一個大的輪迴。
他其實知道，過去宋代在田賦政策上的真正問題，實際上就一個：徵收不均。以及由此引發的土地兼併狂潮，因為宋代是不抑兼併的。
但如果僅僅是“不抑兼併”，咱捏捏鼻子也就算了，可宋代的豪強大戶逃稅還極為厲害。
“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
天下開墾的土地增加了，可是朝廷收上來的糧食，卻減少了，這豈不是有問題？
宋真宗時的丁謂也曾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二者有之。”
丁謂告訴宋真宗，當時的豪強，二十畝地才交納一畝地的稅，或者三十畝地交納兩畝地的稅。
從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到仁宗皇佑年間（1049-1053年），在短短的三十年內，朝廷納稅的土地由524萬頃減少到228萬頃。
《宋史·食貨志
》上更有：“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
東並不準備採用後世的共和國之法，相反，他還準備擴大土地的私有化，壓縮所謂的“官地”範圍。這是由於他認為，“公”、“私”雙規制有時候就是問題越來越嚴重的主要原因。
在他的規劃中，什麼職田、官田之類的，通通取消，除了極個別的特殊用地。因為這裡面的弊端實在是太多了。他願意加以保留的，只會是軍事屯田，這對將來開發、保衛邊疆地區有重要的作用。
而在這個職田上，“（仁宗）天聖中，上患職田有無不均，吏或多取以病民；詔罷天下職田，悉以歲入租課送官，具數上三司，計直而均給之。朝廷方議措置未下，仁宗閱具獄，見吏以賄敗者多，惻然傷之；詔復給職田，毋多佔佃戶，及無田而配出所租，違者以枉法論。”
宋仁宗時期，他就已經覺察到了這個職田的弊病，官吏常多取於民。本來他準備取消這個做法，改為統計收入之後，再分給朝廷的眾臣。結果他看了一些送上來的案件，發現有不少官吏因受賄而被判有罪，於是就惻然之心有之，又恢復了職田。只是詔令各地官員不要多佔民田，以及無職田的也要在當地強行收租，違反者以貪贓枉法論處。
宋仁宗實在是“仁”的過頭了，他原本的打算其實是一種改進。而他這一“仁”，後代麻煩就大了。您只要看看《宋史·食貨志·職田》這一節中的講述，就可以知道，下面的官吏是什麼樣子，宋代朝中的官員自己都說：“廉恥之節喪。”
東不可能允許這樣的情況存在，否則他所有的做為有何意義？
他設計的帝國新的田賦制度，其實非常非常簡單。因為他這個人，你既可以說他信奉老子的大道至簡思想，也可以認為他比較懶，不喜歡麻煩。
他的政策，核心實際上就兩條：
一，在帝國的農村，過去的賦稅全部取消，合併為核定後的畝產百分之二十。在城鎮則保留所謂的城郭之賦。
二、稅賦全部用錢來交納，取消所有的實物。
是有點狠，別人是“十五稅一”，他“五稅一”，是別人的三倍。但這個狡詐的後世廢才如此來定，當然還有其它的考慮。實際上，他屬意的田賦數額是百分之十，並且還很有理論依據。
這個政策其實在後世並無新意，它就是明代的“一條鞭法”和清代的“攤丁入畝”。
因為按後世經濟學的理論，國家的稅收應當要貫徹兩個原則：一個是受益原則，另一個是支付能力原則。
前者指的是，個人交納的稅額，應當與他從**的政策中得到的利益成比例；而後者則是與個人的收入或財富成比例，收入或財富越多，個人所交納的稅額就應當越高。
從一定程度上講，這兩個原則其實是相通的，它們都是從收入的角度著眼。
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清雍正實施的“攤丁入畝”，其實質，就是從個人的收入和財富下手。
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如果真正能貫徹這個原則，不僅您可以做到稅收上相對的公正，實際上帝國的千年痼疾、土地兼併，已經能夠得到部分有效的抑制。
但宋代以前所發生的實際情況，以及後世明、清的教訓，使東決定再給這個政策加個“籠子。而且這個籠子，他早就先給準備好了。哪就是利用眼下行朝的實際情況、以及戰爭和招攬流民的所需，附帶上後世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用這個時代的語言來講述，就是“榷賣榷買”。
東的確是狡詐滴。這個後世的廢才根本不準備從政令上違背宋代“不抑兼併”的傳統，但他在經濟政策上，卻實實在在地要加以限制。當然，隱藏在這些政策後面的，肯定還有他更遠的打算。
然而，就像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樣，他必然會觸及到朝廷官員的利益。東不會在意其它人的反對，可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帝國海上眾臣的感受，因為他想保住這股帝國難得的元氣。
他這次來散心，其實就是他已經將所有的事情都考慮好，並準備做個最後的決斷。現在也不允許他再拖了，因為你不可能等什麼事情臨頭了，才再來做這件事。
東依然還在沙灘上漫步，他笑著對吉安和張德說道：“吉安，張將軍，其實吉陽這裡還是不錯的，尤其是冬季到此，更佳。”
吉安照舊點頭稱“是”。
張德也回到：“陛下所言極是，末將願年年陪陛下前來此地。”
東又笑了：“朕會來的。”
只不過在邊上注意他的吉安眼中，這個心思莫測的帝國君主此刻的眼神，顯然表明他已經做了一個決斷。
東是在回到瓊州以後，草擬了一份他的規劃，交給了朝中大臣們來討論。但出乎他預料的，是朝廷的夫子們沒有出現激烈的反應，而且集體失聲。
有時候無聲就是一種抗議。
東開始主動行動了。
節前怕是只能再寫一章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