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樣這也會造成地方衙門的管理會十分的鬆散，權利被拆分，原本是歸於皇帝，而如今則是歸於朝廷，責任人改變了，但性質沒有變，始終是中央集權制度，這個制度有好處，但也有很大的壞處，就比如說在各項制度的制定上，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相反，一個小國家施行集權制度或許就是一件好事，比如說新加坡，透過集權制度真正進入到發達國家，便是如此。
而在宋朝如此大的國土面積上，若單單使用中央集權制度，則有些不妥了，因為地方太大，衙門若是不懂得變通，就會陷入僵局之中，最終造成老百姓的利益受損，國家的計劃被拖延，這些事情放到現在也經常出現。
最典型的便是那些貧困村，貧困縣了，中國從九十年代初開始，便對這些貧困地區進行扶貧，每年撥出來的款項，也絕對不算少了，但是最終的結果卻是很少有貧困地區真正脫離了貧困，而往往表現出來的結果就是這些地區與發達地區的差距越來越大，從原本人均GDP相差幾百人民幣，到後來相處幾千人民幣，以及到現在已經發展到幾萬人民幣了，這雙方之間的差距被如此拉大，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當地政府的呆板，或者更加確切的說，是無能所導致的。
這一點不可否認，從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足足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政府所執行的扶貧政策，大抵套路相同，無外乎分地，然後對一個縣城進行資金支援，造橋修路，大概就是這些，不是說這些措施不好，但並不是最好的，因為對於有一些縣城、鄉村來說，他們並不缺寬闊的道路，要想富先修路，這句話沒錯，但一個地方富不了，有的時候卻並不是沒有路的原因，而是因為其他許多的原因，比如說沒有特色，所以吸引不了旅遊資源，還有的地方則沒有特色產品，所以吸引不了商家入駐。
這些都是原因，但以前的政府經常會忽視這一些問題，這就是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弊端，地方政府經常會因為害怕中央政府的政令而不敢實施一些太過分的舉措，比如說中央規定地方上要採取聯產承包制度，那麼地方上就必須要實施這一套制度，如果誰想要改變，那麼是不允許的，比如說如今在中國農村已經廣泛使用的合作社制度，無疑是一套更加先進的制度，他透過調動整個村莊的勞動力，建立起一個廣泛的合作社，然後所有人家全部入股，所有人都是鼓動，搞集體所有制，最後大家分紅，這無疑要比聯產承包制度更加先進。
畢竟聯產承包，最終的結果也只能是貧者欲愈富者愈富而已，雖然提高了生產力，但對於村莊的健康發展，並不會太有利，而農村合作社則能把整個村子的人集合起來，這不僅僅有利於全村奔小康，還有利於就地城鎮化，如果是聯產承包制度，大量的農民土地被承包走，無地可耕，自然只能到城市裡來打工務農，這一點在九十年代和2010年前確實非常的好，畢竟城市需要農民工，但對著現在城市化程序的緩慢，以及中部建設，西部大開發等計劃的進行，如今這些地區的農民已經不再需要往東部沿海地區和珠三角地區靠攏了，這樣一來，自然是就地城鎮化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不然東部和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口爆棚，其他地區人口減少，這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並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中國不應該像日本一樣，建立起一個巨大的都市群，然後其他地方就都是一些人跡稀少的地方，全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全國土地不到百分之十五的土地上，這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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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該發展的目標，應該是像德國那樣，儘量建立更多的城鎮，而不是大規模的都市群，這只會讓城市的負擔越來越大，以及資源過於集中在城市而忽略的城鄉地區和鄉下，這對於一座城市來說也好，還是對於農村甚至國家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
但現代很多人都不懂這個道理，所以最終農村合作社漸漸取代聯產承包制度中間也是經歷了很多的坎坷，同時這兩種制度之間本身也並不違背，首先便是中國的耕地情況是不同的，因為中國太大了，像東部沿海人口密集地區，很多人家裡的土地只有一畝、十畝左右，根本就不適合搞什麼聯產承包制度，而更加適合搞農村合作社，大家把土地聯合在一起，共同開發，但這一點對於東北地區和新疆地區就不行了。
那裡地廣人稀，農民所擁有的土地動輒上百公頃，兩者之間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的，這個時候如果還繼續搞農村合作社，只會降低農民的工作熱情以及工作效率，對於整個工作不會有任何好處，同時農場規模過於龐大，也會使管理出現巨大的問題，所以在這裡繼續適用老制度無疑是更好的，因地制宜，這不僅僅是人們的生活宗旨，更應該是政策的施行宗旨。
但這一點在集權國家就很難，因為所有的政令都由上到下，地方政府是無權反駁中央政府意見的，這就要求朝廷的主宰者，如果要進行改革，必須得是真正的天才，不，甚至天才都不行，得是完美無瑕之人才行，不然根本無法改革，尤其是面對中國那麼大一個國家時，你很難算計到每一個方面。
歷史上王安石改革就是如此，以王安石的才華，不可謂不出眾，但是最後改革卻失敗了，為什麼，是他沒有經過試點麼？不，他曾經在擔任縣令時就實驗過自己研究出來的青苗法，借貸法，都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但最後推行全國的時候就出了很大的問題，這中間便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他當縣令可以適時調整計劃，但成為宰相，掌管全國大權了，又哪裡來的經歷再去協調整個國家青苗法的實施呢？
自然是只能委託給其他人了，而其他人再委託給其他人，這些士大夫階級根本就不懂王安石的所思所想，最後一項好政策就變成了一項壞政策，這就是王安石失敗的原因，而當年商鞅變法之所以成功，首先第一個條件就是秦國不大，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它像宋朝一樣大，想要改革，恐怕也不成。
這一點從歷史上也可以反映出來，當時秦國變法時，正好是七國之中最為弱小的，地盤也不大，人口也不多，這樣的國家，老子說是小國寡民，倒也確實有這個意思，第二個便是因為弱小，所以宗族勢力並沒有像其他六家那麼強大，當然也是很強大的，不然商鞅也不會在後來以謀反罪而被五馬分屍了，第三則是君主的信任，這一點至關重要，若是君王不信任你，放手讓你進行改革，也斷然不能成事，第四點就是君王的命長，這一點同樣重要，若是一個短命君王，那就徹底完蛋了，改革到一半，正是全國痛點的時候，突然壓在自己頭上的大山死了，那麼最後的結果也只能是付之一炬，徹底完蛋了。
而王安石比較倒黴，他除了碰到了一個很信任他的皇帝之外，其餘的條件是一個也沒碰到，所以註定他的改革終將以悲劇收場，而這種地方與中央之間的代溝，也是中國歷代朝廷都有的矛盾，且很難解開。
尤其是歷代王朝，幾乎都是將地方衙門的權利不斷往中央收攏，等到明清兩代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權利都已經收繳到了中央的手中，這樣一來，地方上即便有什麼想要改革的，也是無能為力了。
這一點，透過一件小小的土地的耕種模式，便能夠輕而易舉的看到了，至於其他自然是更能清楚的瞭解到，這種制度的弊端，而最終的解決方法也只有一條，那就是向地方政府進行放權，上輩子的中國同樣也是如此。
透過基於地方政府一定的權利，讓他可以決定一些不觸犯法律的事情，才能夠使經濟更加融通，就還是貧困縣，貧困鄉，在此之前，解決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給錢，至於怎麼解決，中央並不管，只交給地方，但地方又不敢改，最終的結果自然是只能把這些錢用在老地方，要麼修建旅遊區，要麼修建蔬菜大棚之類的東西。
但這些東西修建在一個地方卻並不一定有用啊，比如說現在有很多的農村都開始慢慢轉行，想要做農家樂，田園風光，以此來吸引城市的遊客，其中有許多都非常成功，農民們也成功脫貧步入小康，還有許多甚至達到了富裕的程度，完全不亞於城市中人們的生活水平。
見到這些村莊的富裕，許多貧困地區的村莊便也有樣學樣，開始進行改造，最後花了大把力氣改造出來的村莊，卻根本無法吸引到遊客，這主要就是因為這些農家樂的村莊，本就應該靠近城市，靠近人口密集區才能夠生存的，比如說東部沿海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還有比如省城周圍地區或者是城市群的內部地帶，像這些地方，開農家樂顯然是會賺錢的。
因為城市中的人，往往一週也就兩天的假期，或者乾脆只有一天的假期，自駕遊他根本就去不了多遠的地方，只能在城市周圍放鬆一下，這個時候，才是農家樂賺錢的時候，而有一些貧困縣、貧困村，周圍的地方都不富裕，平日裡根本就沒什麼人旅遊，最後的結果自然也只能是一敗塗地了，這就是不進行規劃的結果。
而還有一些鄉村，它身處於人口密集區，但卻無法吸引到顧客，這其中最主要的問題便是沒有特色，以前這些村莊也只能透過基礎建設來方便遊客們進出，而現在則有了很大的不同，許多村莊開始邀請一些大學裡的藝術建設工程師，讓他們來對村莊進行改造，把這些村莊設計出不同的風格來，如此來吸引遊客。
這就有點像希臘的聖託里尼，這原本只是一個普通的愛琴海小鎮而已，後來有一位藝術家途經此地，被當地人收留，見當地人生活十分困頓，便給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將整個村莊的牆壁全部染成了白色，然後房頂則全部用鮮豔的顏色塗抹，暖色調的建築融合在聖託里尼小島風情之中，立刻吸引了大批遊客前往，如今也是中國人十分熱愛的一處旅遊景點，熱鬧程度絲毫不亞於任何一處風景名勝，但實際上聖託里尼既不是人類文化遺產，也不是什麼重要的古代建築，只是一個普通的小村子而已。
聖託里尼無疑是旅遊業，尤其是田園風格旅遊業的標杆，中國所施行的一村一風格雖然不能跟其相提並論，但也確實有一點成效，原本中國的村子大抵長相都差不多，成片成片的小高樓，非常的不美觀，即便是那些農家樂，老百姓的房子也總能給人一種不好看的感覺。
但現在像浙江、江蘇這樣的地方，很多村莊的建築物已經開始向著歐洲小鎮或者是美國郊區的風格靠攏，還有一些小鎮，小村莊則是向著古風靠攏，總而言之都是有自己的特色，風格也開始慢慢統一，不再像原來一樣，一個村莊那裡一棟歐式建築，這裡一棟八十年代的建築風格，這給了遊客們一種更加完整的視覺享受體驗，透過這種來讓貧困地區脫貧，減低城鄉差距，這無疑是正確的做法。
如今的徐清自然也要這麼做，唯有放權一部分給地方，才能將地方上的許多產業給帶活起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依靠著朝廷的支援勉強度日，如此終歸有一天會被其他發達地區徹底甩到後面去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