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中，宰相們正在為這個國家的大小事務不停的工作著，如今的宋朝，因為事務實在太多，而宰相的數量卻有限，一般情況下，宰相的人數是被定在七位左右，這個數字，按照原本的宋朝來說，倒是夠用了，但隨著宋朝的土地日益龐大，人口也越來越多，光是憑藉七位宰相已然不能夠對整個國家進行有效的控制了。
所以宋朝如今的制度，是把六位宰相的等級提升，從原本的副宰相變成宰相，而第一宰相，也就是原本的正牌宰相，則被稱為首相，在官階上，宰相與首相的地位相同，但在實際權力上，首相就是國家朝廷的實際控制人，而在這之外，則有設立了十五位副相，分別主管數個部門的事物，聽從與幾位宰相和首相，透過這種方式，來管理整個國家。
除此之外，各部會的首腦同樣也被提拔為副相，一般來說，如今宋朝的副相全部由部會的首腦來進行擔任，如此一來，天下權柄便集中在政事堂中，也即所謂的內閣，這樣做便有一個好處，那就是首相的權利將空前擴大，同時宰相這個文官集團也將更加有向心力，而不會因為權力的分散而導致國家出現巨大的問題。
而徐清本人，則是擔任首相兼任吏部尚書的位置，這在中國古代，是權臣的標配，擁有首相之名，則擁有了掌控天下的名義，而擁有吏部尚書的頭銜，則讓徐清掌握了中下層官員的任命權，如此一來，不論是名義上還是權力上，如今的徐清毫無疑問都是真正的實權者，對於整個國家和朝廷，他有著十分強大的控制力。
政事堂中，三位宰相正在批閱著從全國各地運送來的奏章，在如今的宋朝，宰相主要負責的工作便是統籌，以及各部會之間的聯絡工作，當然還有最為重要的生殺大權，但即便如此，宰相的工作還是非常的多，所以大多數情況下，為了保證宰相的身體健康，宰相的工作都採取輪休制度，以保證宰相的身體可以得到休息，一般來說，宰相每三個人一個班次，然後每兩天進行一次輪換，以保證宰相可以得到足夠時間的休息。
至於首相，則根本沒有任何的休息時間，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因為如今的朝廷，無論何事，都需要宰相批准，才能夠遞進宮中給皇帝去批紅，若是沒有首相的意見，這些奏摺的內容就根本無法進行實施，所以徐清是沒有辦法休息的，他唯一能夠休息的時間，便是新年前後五天左右的時間。
這還得保證國家在這五天裡不出什麼大事，不然徐清連這五天的休息時間都是沒有的，對此，徐清也覺得很是疲累，但沒有辦法，國家在這個時候，需要徐清去努力付出，如果他為了自己的安逸，而不顧國家大局，整個天下都將有巨大的危險隱藏其中。
可以說，如今的世界，要遠比當年列強統治下的那個時代，危險的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這個時代，在徐清的推動下，進步實在太快了，英國人當年從工業革命到把英國建設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工業國家，前後總計花費了六十年左右的時間，而如今宋朝完成這個計劃的時間則是十四年。
這樣一個差距擺在那裡，宋朝許多人的思維根本無法調整到工業時代的思維，而這對於整個世界來說，便是巨大的危險，同時生產力的急速提升，也讓苦了一輩子的老百姓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當一個窮人，驟然得到巨大的財富之後，他並不一定會感恩，更有可能沉迷於財富之中不可自拔，這才是人類最常見的狀態。
就像改革開放初期的很多年輕人，在得到了巨大的收益之後，他們最開始當然是感恩的，但很快他們便不滿足於如今的狀況，從而為更多的財富去追逐，而其中還有許多人在日益變化的時代中迷失了自己，最後做出了違法的事情，這些都是在中國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現的事情。
說到底，便是時代變化太快，原本眾人把白米飯都視若珍寶，但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加快，人民的富裕程度提高之快，遠遠超出了人們對於常識的認知，最後導致大規模的浪費，這便是時代的進步於人民思維的守舊最為鮮明的矛盾。
而這種變化對於宋朝人來說，則更為可怖，這就有點像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面對美國人時候的那種感覺，當中國人還在政治鬥爭中無可自拔的時候，美國人卻開著汽車，住在大別墅裡面，奢侈的享受著食物，為人均肥胖率的提高而憂心忡忡，在紐約，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包裹著人們的心靈，而在中國，低矮的平房和黑灰色為主調的城市建築讓人們死氣沉沉，在這種狀況下，人的心情自然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徹底改變。
就像那個年代離開中國前往美國的中國人一樣，面對美國完全超過中國無數倍的先進城市和繁榮的市場，當時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淪陷在了那個被稱為燈塔的世界之中，而對他的祖國，則加以無盡的貶斥，心靈的狀態也瞬間改變，這就是時代的變化太快所導致的。
而這些人，在短短四十年後，再一次見證祖國的繁榮強盛，又會是何等的心情呢？要知道，當時能夠離開中國，前往美國的人，大多數都是有一些本事的，甚至很多人本身就是大學生，且都是重點大學的孩子，在那個年代，大學生畢業之後是包分配的，憑藉他們的學歷，得到一份好工作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可在美國，他們的學歷並沒有人會承認，除了極少部分人能夠找到一份還算不錯的工作和在美國繼續學業之外，大多數人到了美國之後，則只能從事低等的工作，刷碗，掃地，服務員，可以想象，當四十年後，他們那些原本被嘲笑留在國內的學生，早已經是功成名就，而他們卻被如今美國糟糕的經濟，處在朝不保夕的地步，他們的心情會是如何。
大致也可以猜想的出來，當年徐清去留學之前，他的父親就曾經跟他說過，等到了美國，見到那些六七十的華裔，千萬不要跟他們多說什麼，因為這些人，都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便透過各種辦法移民到美國去的，甚至是偷渡的也不少，他們在美國遭人白眼，人生的尊嚴，完全依靠貧困的祖國來實現。
在原本的他們看來，他們無疑是做了一個正確的選擇，逃離貧困的祖國，來到這方新世界，從此過上了他們原本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可無奈時代變化太快，中國從一窮二白到如今世界第二大市場，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短短四十年的時間，已然是河東河西，不同的風景了，他們看著原本那些在他們眼中傻乎乎的學生，如今要麼是社會賢達，要麼已然退休，可以在全世界留下自己的腳步。
而他們，則還得不停的工作，才能維持家庭的用度，甚至許多人在金融危機之下，丟掉了自己的工作，只能依靠社會福利金保證自己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最後得到尊嚴的地方也即將逝去，所以對待那些來到美國的新中國年輕一代，他們不厭其煩的訴說著國家的惡劣，想要讓年輕人痛恨自己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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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對這些年輕人冷眼相待，總是擺出一副比美國人還美國人的樣子，可其實他們心底十分清楚，這些人來到這裡，跟他們的命運截然相反，而同時，這些年輕人也不再是當初的他們了，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接受著良好的教育，對於自己的國家，更是有著很大的熱愛，又怎麼可能因為一些老朽之輩的昏庸之言，而對自己的國家產生壞印象的。
而這其實也不是他們能夠改變的，徐清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就曾經碰到過這些人，六七十歲，因為沒有養老保險，依舊在唐人街，操著一口幾十年卻依舊蹩腳的英文，販賣著早餐，他們對待白人的態度與對待黃種人的態度截然相反，好似川劇的變臉一般讓人感到難以捉摸，他們的身上穿著一身的美國貨。
但其實他們的身上並沒有什麼錢，比他們窮的美國人都在穿中國製造，而他們卻倔強的不願意去穿這些自己國人生產的地方，他們住的地方很小，許多都是唐人街裡三十多平方的房子，不，那都不能算是房子，應該僅僅只是一個套間而已，但即便如此，他們依然覺得自己要比別人高人一等。
而如今的新留學生，則讓他們失去了這唯一能夠感到自尊心，虛榮感的機會，自然是無法遏制的憎惡起自己的同胞來，不，在他們的眼中，或許白人才是同胞，而原本的同胞，就像是不堪的過去一樣，只要一出現在他們的面前，就等於是在告訴他們這些原本的天之驕子，當年所作出的選擇，到底有多麼的錯誤。
而這還是改革開放的現代，在那個時代，中國雖然落後，但也並不是接觸不到電子機器，同時外面的新聞也會傳入到國內來，尤其隨著改革開放，對於外部世界的一切訊息，都會快速的傳入國人的耳朵之中，對於外國，國人都是已經有了一個清楚的瞭解之後再去的。
而現在則不同，宋朝是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國家，且以絕無僅有的速度完成了工業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前奏，順利進入到了工業化的中期，在這種情況下，農業時代的人瞬間進入到工業時代的背景下。
這種速度是遠超後人的，而其暴露出來的危險也就越來越多了，比如說社會問題的矛盾，原本封建社會的中國，其主要矛盾便是日益增長的人口和土地面積不變之間的矛盾，這也是國家最主要的矛盾。
因為在封建社會，每一畝地的產量有限，而人口卻會不停的增長，畢竟古代也沒有什麼計劃生育，對於子嗣，不論是上流社會還是底層平民，信奉的都是越多越好，他們也不會在意人口過多會不會導致土地資源不夠的問題，所以最後，每一個王朝的覆滅，幾乎都和土地兼併有著密切的關係。
這就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的核心是生存問題，因為沒有土地就沒有糧食，而沒有糧食就會被餓死，在農業社會，死亡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生命也並不珍貴，如同草芥一般，今日生，明日死，著實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但到了工業社會，土地問題就不再是最為嚴苛的問題了，因為人類的核心問題不再是生存，而是關乎於生命了，從生存到生命，這是巨大的轉折，在封建社會下，人們的主要目的便是活著，只要能夠活著，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而等到工業社會到來，生產力的極大提升保證了人類不至於被生存所困，就必然會追究生活的一切，到了這兒個時候，人們便開始追求起對於生活的高標準了，而這便是社會**的根源。
任何事務的改變，都是需要時間來推動的，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人，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封建社會，等級森嚴，人類想要跨越自身的階級，進入到另外一個階級非常困難，直到科舉制度的誕生，才讓中國人有了一條可以脫離自身階級的方式，但這條道路畢竟非常的窄，獨木橋，能夠走過去，真正成為人上人的，依舊非常少。
歸根結底，還是農業社會，生產力有限，一個國家，根本無法供應大部分人脫離生產，去從事更加輕鬆和所喜愛的工作，而工業化則不同，工業化讓人類的生產力大幅度提升，從而讓許多人可以脫離繁重的工作，去為自身考慮更多的事情，這就是工業化帶來的巨大問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