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徐清也不可能強求，只有在遇到一些特別沒有道理的事情時，徐清才會追查，成立專案小組，以平息地方事宜，而像這種肆意屠殺顯然就算在其中，因為一個少尉的怒意，便可以將整個村莊毫無道理的屠殺，這根本就是徐清不可能容忍的事情，即便他再怎麼尊華夏，而賤夷狄，但在他的心中，殖民地人也始終是人，然後再是剝削而已。
剝削的前提是建立在人這個基礎上的，所以殖民地人不可以像是家養的牲畜一樣，在他的年輕時，讓他吃草，然後付出努力，為家庭提供源源不斷的收入，等到老了便宰殺吃了它的肉，這是家畜，而殖民地人始終還是人，剝削他是必然的，但也要給予他一定的權利才是，這一點是徐清的底線，那就是把他們當人看，而不是家畜，想殺就殺，這是徐清所不能容忍的。
地方官員顯然也知道徐清的這個態度，所以地方上的事情，若是小事情大多數時候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果出了大事，則必然要快速平息，最後不讓這件事情捅到朝廷那裡，不然無論什麼樣的結果，他們的官途是必然不暢的。
所以這位州牧最後採取了一定程度的妥協，保住了自己的官位，而那些受到傷害的殖民地人也得到了一些補償，同時這也是一次普法的過程，在以前，殖民地人即便受到了委屈，也大多認為這是應得的，因為徐清把他們當人看，並不代表殖民地人也把自己當人看，其實在大多數殖民地，他們也並不把自己當人看，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或者是部族被宋朝打敗，他們便是亡國奴了，是奴隸，而奴隸，顯然是財物，而不是人，所以他們是沒有把自己當人看的。
這就導致即便宋朝人對他們做了什麼，他們基本也不會反抗，除了哀求之外，不懂的應該怎麼做來保護自己，而如今，這些家人被燒殺搶掠的可憐人竟然因為上訴，而得到了補償，如此一來，其他人必然有樣學樣，雖然宋朝的法律對於殖民地人和宋朝人之間有著巨大的區別，同樣一個錯誤，宋朝人或許只需要上繳贖金就可以了，但殖民地人則或許要承受酷刑或者是坐牢的懲罰，但上訴顯然是一個比較合理的途徑，畢竟法院還是有基本的是非觀的，即便是殖民地人和宋朝人之間發生了衝突，他們也基本會秉公辦理。
只不過懲罰的力度不同罷了，比如說一個宋朝人打了殖民地人，殖民地人不服去告他，或許法院就會判宋朝人賠款幾貫錢，然後公開道歉，如果打死了人，則多賠一些，一般來說是不會坐牢的，更加不可能被判處死刑之類的刑罰。
而若是殖民地人打了宋朝人，那麼就不是賠錢能夠解決的了，往往他們會被貶為奴隸，然後繳納高昂的罰金，又或者是被砍去雙手，成為一個廢人，若是殺了人，首先他的性命必然是沒了，然後全家都將被移籍到死亡者家屬的手中，成為奴隸，從此以後，一家人的生死都掌握在主人的手中，這就是宋朝的法律，對於殖民地人和宋朝人有著嚴格的區分。
但這畢竟是一種手段，起碼透過法院，他們能夠得到補償了，而不再是像以前一樣，即便自己的親人被傷害了，又或者是被打死了，連一個尋求補償的地方都沒有，起碼法院可以做主讓加害者得到應有的懲罰，這樣的一條道路，因為這次事件，被以十分顯眼的方式擺在了坦尚尼亞人民的面前。
這無疑是一次成功的普法運動，因為在此之前，法院的主要顧客便是宋朝人，基本很少會有坦尚尼亞人願意來到這個地方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法院是一個暴力機構，進到裡面的人，大多數都是哭喪著臉出來的，至於法律，他們根本就不懂。
在這些部落裡面，族長的話或者是巫師的話便是法律，他們認為你應該死，那麼你就要死，而不是有什麼明文規定來遵照的，所以對於法律，他們是並不能特別理解的，相比於這一點，宋朝老百姓對於法律顯然就要理解的更快了。
畢竟宋朝一直以來都有各種各樣的法律，從春秋戰國時代起源的法家，便對於各種各樣的律令有著嚴格的規定，到後來的秦國更是以法家而勝其餘六家，併吞天下，成為整個中國蒼茫大地唯一的一個國家，法律這個概念，也慢慢開始深入人心，只不過這個時候的法律，是刑法，判處的都是一些十分嚴重的罪行，並沒有所謂的民法和行政法，以及憲法，所以法律體系是不完善的。
但畢竟是有法律這個概念的，人們也知道，如果人犯了罪，便會被押送到衙門裡去遭到審問，而縣太爺便會根據本朝的法紀來判決，這是人們心中一個共有的概念，雖然縣太爺並沒有那麼繁忙，大多數的犯罪，也都是由鄉下的族老們代為完成的，但這麼一個概念起碼是存在的。
所以當徐清開始修繕法典，奠定宋朝如今法律體系的時候，無論是官員還是老百姓，起碼都能夠理解，法律到底是個什麼東西，而不像這些部落民，他們根本無法理解法律是什麼東西，至於法典之中的思想，則更是讓他們無法理解，部落民們顯然習慣了弱肉強食的世界，而宋朝的法典所宣傳的公平，是非觀，是他們所無法理解的。
就像現代中國人對於殺人償命基本上是持肯定態度的，認為兇手殺了人，就必須判處死刑，但其實如今的中國法律，除非殺人犯是情節特別嚴重的，不然很少會判處死刑，至於外國許多發達國家，更是取消了死刑，這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是無法理解的，這就是法律，法律不僅僅是需要人們遵守的，在透過制定法律條文的這個過程中，一個國家的道德觀，是非觀便在這其中確定了。
比如說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又比如說人人都享有精神上的自由，信仰自由，生而平等這些思想，都是透過法律來傳達的，法律，可以說是一個國家道德的準繩，而一個國家的道德則是由這個國家的文化來奠定的，在中國殺人償命是人們心中最為樸素的願望，而在外國，罪犯則是可以寬恕的。
在中國，人們更加喜歡站在被害者的立場去考慮問題，認為被害者很可憐，所以必須要嚴厲懲罰加害者，從而讓被害者得到心靈上的慰藉，而許多發達國家的法律則更是喜歡站在加害者的立場去考慮問題，認為死者不可復生，但活著的人還有改造的空間，所以他們提議取消死刑，因為在他們的道德觀裡，壞人是可以透過道德感化變成好人的，而他們願意給壞人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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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兩種道德觀的差別，也因為道德觀的不同，所以雖然中國的法律是引進的歐洲大陸法系，但在法律的具體細節上卻有著許多的不同，這就是因為每個民族都有每個民族不同的文化，而法律便是這種文化的體現，所以中國的法律是適合中國的，而有些國家則不同，他們並不懂法律到底是什麼，只是盲目照抄而已，比如說我們的鄰居印度，他全盤照用英國人留下的法律，但那套法律是根據英國人的工作習慣，生活習慣，以及道德觀所制定的，跟印度人的生活以及道德許多地方可謂是相差甚遠，所以就經常會出現一些啼笑皆非，又充滿了悲劇的事情。
且在法律上，不同發達程度的國家，所使用的法律也不相同，就比如勞動法，發達國家的勞動法往往更加照顧勞工，而發展中國家的勞動法，往往更加照顧企業，因為發達國家的企業已經十分完善，他們的盈利規模也相當可觀，這個時候就要讓企業付出給勞工更好的生活，而發展中國家，因為企業本身就十分的落後且不穩定，這個時候只能讓勞工出讓一部分利益，讓企業儘快發展起來，這可以說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但印度，明明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卻始終用著發達國家的勞工法，對待勞工，完全是發達國家的標準，導致印度許多的公司都只招收臨時工，或者乾脆干涉小作坊，而不成立公司，最後導致許多地方的稅收根本收不上來，以此給國家造成了重大的損失，也讓企業在招工的時候，面臨著許多的問題。
這就是法律的作用，他是道德的體現，是一個國家觀念的體現，也是一個國家發展程度的體現，而這些對於一個部落來說，實在是有些高深了，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是不情願去法院的，在他們看來，那是吃人的野獸，是敵人的巢穴，去了也只能有來無回，而租界的這一次妥協，則讓坦尚尼亞人們知道，上訴是有勝訴機會的，而他們也可以從宋朝人的手上得到補償。
這對於他們的思想來說，絕對是一種衝擊，在他們的原本思維中，戰敗了的人便是奴隸，生死皆有主人決定，而如今，他們竟然可以狀告這些戰勝自己的人，這讓他們的心中不由生出了一絲自己也是主人的感覺，也有了一絲作為人的自覺，對於這樣的現狀，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這就說不清了。
畢竟人類歷史的程序從來不是既定的，面對這些開始對法治有所理解的坦尚尼亞人，租界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些坦尚尼亞人的態度，這一切都需要時間去推斷，而除了坦尚尼亞這種部落民居多的殖民地外，像是印度殖民地，東南亞殖民地的情況則要好得多。
畢竟在這些地方，宋朝來之前便有著燦爛的文明，所以對於宋朝的一些法律制度，老百姓雖然很難理解，但王公貴族們還是可以很快理解的，再加上宋朝對他們表現出的善意，所以這些地方的矛盾往往就不那麼深了，畢竟有貴族幫助朝廷進行彈壓，總比這些部落民們要好得多。
人最怕的就是和什麼都不懂的人打交道，像印度這樣的地方，歷史上他們遭到過外來者無數次的進攻，當地的貴族們早已經知道應該要如何跟這些外來者們相處了，所以在這種地方建立殖民地，其實是很輕鬆的一件事情，只需要打敗他們，然後拉攏他們，他們便會把建城的一切東西都準備好，然後歡迎殖民者們進入他們的國度來殖民，這一切都會很順利的完成。
而像非洲這樣的地方就很困難了，因為他們不懂這些東西，所以即便戰勝了他們，可很多時候，他們還是會給宋朝的租界帶來許多麻煩，在這個方面，那些文明國度顯然要容易對付的多，畢竟那些老百姓早已經被原來的貴族們壓榨慣了，如今只不過是換了一個壓迫者而已，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甚至宋朝的殖民，還給當地老百姓帶來不少的好處呢，就像當年八國聯軍侵華，北京老百姓甚至還幫著列強拿梯子，進攻紫禁城，因為列強並不對老百姓徵收農業稅，而當時的中國，農業稅是最為重要的，所以老百姓支援他們。
而如今的宋朝也是如此，宋朝的殖民並不徵收農業稅，並且因為工業的興起，甚至還給當地解決了大量的就業問題，隨之而起的還是一大堆的中產階級，宋朝的殖民相比較歐洲列強的殖民，還是要文明許多的，畢竟徐清也不是真的魔鬼，除了一些特別的情況會出現荒唐的事情之外，其餘時候，基本上宋朝人和殖民地人是井水不犯河水，互相之間索取著相互的利益而已，並不會爆發太過嚴重的衝突，尤其是在徐清幾番叮囑之下，和在幾個官員被撤職的壓力之下，媚上這種情況也是越來越少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