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說，我們姐妹見過兩次周總理，第二次，是在1965年7月，他陪同緬甸外賓來滬訪問時，觀看上海民兵軍事表演。在我們三姐妹射擊表演結束後，周總理接見了我們，他笑著說：“你們哪個是老大、老二和老三？”我們爭著說：“我是老大！”“我是老二！”“我是老三！”總理和藹地點頭笑了。可能在場的領導告訴了周總理，我們的大哥鹹鏞泉犧牲在抗美援朝的上甘嶺戰役了，他用深沉的語氣囑咐我們：“要繼承你們哥哥的遺志，好好練習本領，保衛好國家！”
“沒想到，周總理的這一句話決定了我們一生的命運。”說起這件往事，老大、老二十分感慨。
鹹家三姐妹出生在1950年1月8日，那時上海剛剛解放幾個月，她們是這個城市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例三胞胎。他們的父母生了9胎，共11個兄弟姐妹。當時父親在電車公司當乘務員，家裡生活特別困難。媽媽望著這個可愛的女兒默默流淚，她不知道能不能把她們養活。這時市婦聯主席章蘊趕到醫院看望她們母女。她給她們送來一大包大人和孩子用的衣物，她拉著母親的手說：“大姐，你把兩個兒子交給了黨，送去參軍，我們幫你養育個女兒。”就在醫院，章大姐作出決定，給她們三姐妹吃奶粉、請保姆。這之後，她們母女在醫院住了9個月，一直到個孩子斷奶。回家後，政府還每月給她們50元的補助費。為了感謝政府對她們的關懷，父母給她們起名為慕真、慕和、慕群，意思為仰慕真理、和平和群眾。後來大哥在朝鮮戰爭中犧牲後，政府又把她們送到剛成立的上海市中國福利會幼兒園，一直免費供養到上小學。
老大說，我們全家一直有種感恩的思想，當我們上小學時，父親決定不能再要政府的補助了。那時學費也便宜，最後學校給了半免，一個學期每人才6元錢。
到了1968年，正好我們初中畢業了，我們一心想當兵，因為周總理說了要我們好好練習本領、保衛祖國，當兵是保衛祖國的最好崗位了。可當時我們住的盧灣區只有兩個女兵指標，我們檢查身體就沒透過。這時聽說黑龍江兵團也來招人，上兵團也能保衛祖國，我們跑去報名。可區裡不同意，當時我們姐妹人經常參加軍事表演，市裡不想讓我們離開，答應將來可以安排工廠學徒。可我們堅決不同意，就是要上兵團。
我們姐妹個一商量，決定寫血書表決心！我劃破手指，在一張大白紙上用流下的血寫道：“我們姐妹是黨和政府培養大的，現在我們堅決響應黨的號召，到邊疆去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請組織一定批准！”因為字太大，我手上流的血不夠，老二、老三又都用刀劃破手指頭，才寫完，結果用了張紙。我們把這份血書送到區知青辦，當時寫血書要求到邊疆的不少，像我們個姐妹一起寫血書的，誰也沒見過。他們被感動了，上級終於批准了我們的請求。
8月1日我們三姐妹一起登上了北去的列車。父母都到車站送我們，就像當年送兩個哥哥當兵一樣。他們都在流淚，我們卻在笑，這回可以實現周總理的囑託了一我們也拿起槍去保衛祖國了。
列車呼嘯著一路北上，最後她們在一個叫拉哈的小站下車，又透過擺渡過了嫩江，然後又換汽車，她們的目的地叫查哈陽，那裡是兵團55團的所在地。展現在這幫上海知青面前的是無盡的荒原，還有星星點點的土房，難道這就是兵團！
他們很失望。老鄉們也很失望，聽說來了不少上海姑娘，他們跑去看，怎麼沒有穿高跟鞋、旗袍和燙頭髮的？在他們的想象中，上海姑娘就該是這個樣子。他們許多人連火車都沒坐過。
三姐妹被一起分到了55團營16連，老職工們驚喜地看著長得一模一樣的個漂亮的小姑娘，表現出一種真誠的憐愛。可她們很要強，經過集中學習後，馬上參加了工作，第一個戰鬥是割大豆。過去聽說大豆搖鈴是北大荒最美的季節，可望著通向天邊的豆壟，心裡真的很犯怵。她們彎下腰，揮起刀，豆莢刺手，肉疼心跳，不一會兒就汗流浹背了。幾個小時，她們累得腰都直不起來，只好跪著割，後來跪著也割不動了，就坐在地上割。她們不時抬起頭看，那壟頭還是那麼遙遠。姐妹們都哭了，其實當民兵時練基本功也很累，但從未遭這麼大的罪。但是她們都是偷著哭的，生怕讓別人看到自己的軟弱。
姑娘們，盡情地哭吧，哪個女知青沒在北大荒流過淚？那眼淚會把你們澆灌得更加堅強，堅強得像路邊的松樹，可以抵禦北國的大風雪。
老大不承認當年自己流過淚，她說當時我們個互相鼓勵，咬牙挺著，幹什麼都要走在前面。下了工，我們湊到一起讀書、討論，寫讀書筆記，思想一充實，什麼困難都不在乎了。後來老二被調到了連隊的小學當老師，我和老三當上了拖拉機手。小的時候，很崇拜中國第一個女拖拉機手梁軍。那真是很豪邁的工作，開著紅色的東方紅拖拉機在綠色的荒地上奔跑，看著後面的大犁翻起黑浪，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高興。這時老三就會高聲歌唱：“北大荒，北大荒，我把青春都獻給你……”她歌唱得特別好，就是在北大荒的田野裡練的。
老二說，在北大荒當老師是我最開心的時候。小學校是土房，條件很差，冬天時特別冷，我被凍得得了氣管炎，可沒耽誤學生的一天課。搞的是複式教育，一個班好幾個年級，語文、數學、音樂、體育，我都給教。那些孩子特別樸實可愛，過端午節時，每個學生都給我送來雞蛋、鴨蛋、鵝蛋，一個書包都裝不下。我不好意思收，要退回去，校長說那可是家長和孩子們的心意呀。我就送給老大、老二和其他知青戰友吃。現在還常夢著這些孩子。
北大荒喜歡要強的個上海姑娘。197年，她們人陸續被調到了團部，老大被調到團科研連，她很熱愛科學種田，在這個連裡當過保管員、出納員和團支書。老二被調到團部醫院當護士，開始她不同意，要和老大調換，因為老大修水利時累出過肝炎，科研連比醫院勞動強度大，她要姐姐到醫院，自己去科研連。她還去找過團政委說情，他表揚了她有風格，但還是讓她服從了命令。最後她把自己的手錶給了老大，三姐妹只有一塊表，她當老師時，兩姐妹說她更需要，現在她說老大搞科研更需要。老三被調到團修理工廠當翻砂工，那也是很累的活，但老三是個樂天派，每天又唱又跳的，幹得很歡。
一到休息日，老二、老三都往老大那裡跑，她們連離團裡還有10多里的路，雖然老大只比她們早出生幾分鐘，但兩個妹妹都聽她的。她從小就出頭，熱心又有主意；老二性格內向，是個慢性子；老三直爽，性格活躍。她們來了，老大忙著給她們包餃子，做好吃的。她們在一起更多的話題是議論周總理，她們一起回憶和他老人家見面時的幸福，更多的是為他擔心。中國正陷於“文革”的混亂中，周總理最累、最苦，她們真心地祝福他能領著中國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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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周總理是中國人心中最勞苦的領導人，一想起他，我們心裡就難過。你們能不能給我說點快樂的，你們誰先搞對象的？老二瞧著老大笑。老大很開朗，“那我就說吧！”她的朋友叫李素寶，也是上海知青，只比她大1天，是她們連的農工排長。幹活時，比如鋤地、收割，他總和老大壟挨壟，他總幹在前面，然後幫老大幹一段，幹別的活也總是想法幫她。開始是為了回報，老大一有空就幫素寶洗衣服、拆被子。素寶拉痢疾，她還給他買過雞蛋。有一次素寶到拉哈運東西，回來時給她買了斤黑棗，說給她媽媽買的，那時老大正準備探家。等探家回來時，她又給素寶捎了兩雙尼龍襪子，說這是我媽給你買的。那時，這可是金貴的東西，老大留個心眼，就是不想欠人家的。有一次，他們同時在上海探家，小李請她到家玩，結果要吃飯時她跑了。
後來她對小李說：“我是要紮根邊疆一輩子的，你很有前途，有機會去上大學，我不和你處朋友，是怕拖累你！”她的真誠更讓李素寶感動，他說：“我非你不娶！如果需要，我和你一起紮根。”
1976年1月1日，就是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號召8週年的那一天，他們結婚了。這是他們自己選擇的日子，藉此表達他們的決心。可是再大的決心也擋不住潮流，1979年已經在北大荒安了家的老大和素寶也跟著大家返城了。但是他們用11年的青春證明了他們對那片土地的深情。
回城後他們想用自己的成熟和經驗再為家鄉做一次奉獻，可惜***年素寶患了食道癌，那時他是紡織機修廠的優秀工人。在以後的兩年裡他住了次院，每次都是老大晝夜陪護，兩把椅子並在一起就是她的床，最後一次從夏天一直住到冬天。在女兒去考中學的那一天，素寶不行了。這時身高1米77的英俊漢子已經骨瘦如柴，他拉著妻子的手說：“我欠你的太多了，本來就沒掙多少錢，為我看病都花沒了，又給你扔下一個女孩子。我死了以後喪事從簡，飯也不要吃……我真的對不起你了，找個好人重新開始生活吧！”……
老二說，素寶死後，大姐的日子特別艱難，為了能多掙點錢，已經在江寧環保設備廠當總支書記兼副廠長的她，又調到一家福利機構當會計。最困難時她曾到醫院賣過血，每月賣次。我和老三知道後都哭了，我們說，有什麼困難我們能幫你呀！現在大姐的日子好了，女兒大學畢業，有了一份好的工作，也結婚成家了。現在老大都當外婆了，外孫女都7歲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