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征期間,兵部尚書、北平侯段文振兼領左候衛大將軍,率部出南蘇道攻打高句麗,途中病重,自知不久於人世,乃上表皇帝,認為高句麗人陰險狡詐,必以投降議和等諸多手段阻礙遠征軍的攻擊程序,告誡皇帝切莫上當受騙,堅決不與高句麗人談判,堅決不接受他們的投降,務必以摧毀高句麗之威來震懾北方諸虜。
段文振獻策,今春雨水連綿,即將成災,為確保大軍能在預定時間內渡過遼水展開攻擊,務必督軍急進,不可遲延。渡過遼水後,更要嚴令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進,出敵不意,直殺平壤,如此則攻敵不備,必能一鼓而下。平壤是高句麗人的首府,是高句麗人的根本,只要攻克了平壤,也就摧毀了高句麗的人的鬥志,失去了信心和勇氣的高句麗人無法負隅頑抗,那麼高句麗的其餘城池也就不攻自破。如果我遠征軍未能以最快速度攻克平壤,則必然受阻於遠東雨季,攻擊難度會大大增加,糧草輜重的供應也異常艱難,到那時前有高句麗人據城堅守,重兵阻擊,後有鞍羯人偷襲騷擾,阻截糧道,則遠征必將陷入困境。
東征關係到國祚根本,關係到中土命運,傾盡了國力,為防止出現意外,必須速戰速決,一戰而定,為此段文振懇求皇帝和中樞,不要猶豫,不要遲疑,一鼓作氣,直殺平壤,舍此以外,別無上策。
然而,皇帝和中樞沒有採納段文振的遺策。
段文振是齊魯人,隸屬山東貴族集團,無論在北周朝還是在本朝,都飽受關隴人的遏制。但他文武於略,有真本事,尤其在命運的關鍵時刻都做出了正確選擇。在北周朝,他是第一權臣大冢宰宇文護的親信。先帝崛起初期,尉遲炯等權臣舉兵相擊,段文振支援先帝,結果為先帝所器重。統一大戰結束後,時為晉王的今上鎮戍江左,段文振以司馬一職輔佐今上,從此忠誠於今上,為今上奪取皇位立下了汗馬功勞。今上登基後,以段文振為兵部尚書,委以重任
兵部主要主掌軍事行政權,兵部最高長官做為中樞宰執之一,參與軍事決策。十二衛府的大將軍擁有統兵權,戰時在皇帝授權下擁有軍事指揮權,也參與軍事決策。諸如東征這種重大國事的決策,僅靠軍方決策遠遠不夠,中樞其他核心成員,比如內史令（內史勝長官）、納言丨下省長官）、尚書臺長官及尚書六部長官等等都要參與決策,但具體到東征這一仗怎麼打,卻是軍方決策,參與決策的有皇帝,有尚書臺長官和尚書兵部長官,還有十二衛府大將軍
段文振做為本朝兵部尚書,雖然位高權重,但在軍事決策中,也僅僅只有一票。當然了,如果他在軍方是威名顯赫的名將,功勳累累,德高望重,且權勢龐大,門生弟子遍佈軍中,比如當初出任尚書令的越國公楊素,那麼他絕對可以影響甚至決定軍事決策,但可惜的是,段文振無論在哪一個方面都無法比肩越國公楊素,即便皇帝信任他,即便皇帝相信他的決策是最好的,亦無法幫助他在軍事決策中做到一言九鼎。
軍方的復雜程度不一定超過政界,但因為軍隊的特殊性,它的集團利益更為嚴重,虎狼成群,實力強悍,很多時候即便是皇帝,面對這群殺氣騰騰死守自己“地盤”的虎狼,亦倍感棘手甚至一籌莫展,所以軍事決策的擬製難度非常大,尤其東征牽扯的利益太大了,眾多軍方勢力為了爭奪利益不惜大打出手,激烈廝殺,就算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迫於軍方勢力之間的合縱連橫,在決策擬製中也不得不妥協讓步。
東征這一仗怎麼打才能實現中土的戰略意圖,從歷史上中土人與高句麗人的多次交鋒來看,無非兩個策略,一是威懾,以對實力迫使敵人投降,以最小代價贏得最大利益,這有成功的範例,外交手段多於戰爭手段;其次是攻擊,以血腥殺戮徹底摧毀敵人,比如西征,最後就演變成了開疆拓土,戰爭手段代替了外交手段。
若是以外交手段為主,以戰爭手段為輔,實現了東征的戰略意圖,那最大功勞就不是軍方的,軍方利益受損;反之,若以戰爭為主,以開疆拓土為最終目的,那在實現東征戰略意圖的同時,軍方也獲得了最大利益,這是軍方最為樂見的,但為政界大佬們所抵制,尤其持激進改革立場的大佬們,為最大程度削弱軍方對改革的影響,始終是不遺餘力地遏制和打擊軍方,此次又豈能讓軍方借東徵之利而鹹魚翻身？
然而,如果外交手段難以實現東征的戰略意圖,那麼就必須動用武力。若東征以戰爭手段為主,又要採取何種戰術？
段文振拿出的計策是“斬首”,飛行千里,直殺平壤,一戰而定。從歷史上來看,中土人與北方遊牧諸虜的作戰方式就是如此,一擊千里,以殺傷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我殺光了你的人和馬,你還打什麼打？之所以運用這一戰術,就是因為戰場距離太過遙遠,糧草運輸不便,只能以戰養戰,只能一擊千里,但這一戰術的風險極大,它本質上是孤軍深入,沒有後援,沒有糧草接濟,稍有不慎便會陷入對手的“誘敵深入”之計而全軍覆沒。
但此次東征,對於發起者,對於皇帝和以改革派為核心的中樞來說,政治目的大於軍事意圖,名義上是摧毀高句麗,是建立和完善新的國防和外交大戰略,實際上則是以無上武功來加強皇帝和中樞的權威,以強悍的權威來打擊和削弱保守派,加速改革程序,所以東征只能贏不能輸。皇帝和中樞迫於這一政治背景,迫於東征必須勝利,那麼在東征的軍事策略上就必然以“穩妥”為主旨,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確保不出現任何意外。
開皇末年先帝曾征伐高句麗,水師因風暴而葬身大海,陸路大軍因糧草不繼而延誤戰機,不得不撤,遠征軍尚未進入高句麗便以失敗而告終。這次東征吸取了教訓丨做足了準備工作,傾盡了國力,其根本意圖就是要確保勝利。因為要確保勝利,軍事策略上就必然求穩,既然一心求穩,那麼段文振的“斬首”戰術當然不會得到皇帝和中樞的認同。既然皇帝和以改革派為核心的中樞都不能認同段文振的策略,那麼可想而知,在博弈空前激烈的軍事決策的擬製過程中,段文振的這一風險極大的策略理所當然被否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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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振的策略被否決了,人也隨之離開了中樞,這從段文振以左候衛大將軍的身份到前線統軍就能看出來。他是兵部尚書,是決策層的核心成員之一,無論是國事決策還是軍事決策,他的意見都非常重要,但是,皇帝和中樞為了確保東征期間,決策層以一個“聲音”說話,把他暫時“驅逐”了。
段文振顯然很固執,堅持己見,甚至在臨終表奏中都沒有動搖和放棄自己的主見。段文振寧折不彎的性格,或許也是他被皇帝和中樞臨時“逐出”決策層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存在肯定會增加決策層的矛盾和衝突,這顯然不利於東征。
然而,戰爭的程序卻如段文振所料,從強渡遼水開始,遠征軍就事事不順,厄運連連,尤其十二大衛府大將軍之一,皇帝在軍方的絕對親信,江左名將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戰死遼水,更是給此次東征蒙上了一層陰影。
麥鐵杖的死,源於浮橋的搭建工作非常不順利,而浮橋之所以搭建受阻,則源於遼水暴漲,而遼水暴漲是因為春雨連綿成災。段文振在遺策中已經預料到遼水要暴漲,攻擊難度會增加,所以他告誡皇帝,行軍速度一定要快,渡河時間越早對遠征軍就越有利,但各路大軍的行軍速度快慢不一,錯過了最佳的渡河時機,以致於東征初戰不利。遼水是順利渡過去了,遠征軍的士氣卻因為麥鐵杖的死而遭到了迎頭一擊。
接下來更糟糕,一座遼東城,兩個多月都沒打下來,徹底延誤了戰爭程序
遠征軍之所以遲遲未能攻克遼東城,首當其衝就是決策上的錯誤。決策層總是試圖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利益,總是打算以強大武力來迫使高句麗人無條件投降,總是沒有以戰爭手段來實現東征戰略意圖的決心。高句麗人的確害怕了,要投降,使者紛至沓來,天天談判,天天議和,然後談判破裂,遠征軍再打,然後再談判,如此反覆,結果時間耽誤了,遠征軍士氣低迷了,城池當然打不下來。
決策層的這種做法,讓遠征軍的將士們都知道皇帝和中樞在虛張聲勢,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以武力摧毀高句麗人的意思,也就是說東征即便勝利了,也是決策層的外交手段運用得好,功勞主要是政界大佬們的,他們吃肉,軍方最多喝點湯。可想而知,這對遠征軍將士們的士氣打擊有多大。
戰局的發展又被段文振說中了。高句麗人陰險狡詐,以投降談判來拖延時間,皇帝和中樞中計了,雖然六月十一日皇帝在遼東城南戰場上怒氣沖天,把軍方統帥們罵得狗血淋頭,但軍方統帥們同樣在心裡也把皇帝和中樞罵得狗血淋頭。這是你決策錯誤,與我軍方無關,如果你當初決心以武力摧毀高句麗人,渡過遼水後堅決拒絕高句麗人的投降談判,一路攻城拔寨,直殺平壤,何以會陷入今天的被動局面？現在雨季來了,高句麗境內的大小河流即將暴漲,遠征軍能夠實施攻擊的時間所剩無幾,除非出現奇蹟,否則從軍事角度來說,今年攻克平壤滅亡高句麗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只有等待來年了。
皇帝和中樞迅速做出了新的決策,拒絕高句麗人的投降,堅決以武力摧毀高句麗。
皇帝和中樞命令軍方馬上根據這一決策,擬製出新的攻擊策略,要求軍方必須在冬天來臨前攻克平壤,滅亡高句麗,贏得東征的勝利。
決策層態度的轉變,是軍方願意看到的,這符合軍方的利益,但決策層態度的轉變力度太大,由之前的一味求穩,轉為現在的行險一搏,讓軍方倍感不安。
在商討攻擊策略的過程中,尚書右丞劉士龍,兵部侍郎斛斯政、明雅等中樞官員,理所當然服從皇帝和中樞的決策,決意在冬天來臨前結束戰爭,如此一來段文振一擊千里的“斬首”遺策,就成為首選之計,但右翊衛大將軍於仲文、左驍衛大將軍荊元恆、左候衛將軍趙孝才、左武衛將軍崔弘升等一大幫軍方大佬持反對意見,因為當前戰局已不具備實施段文振遺策的條件,如果不顧實際,非要實施這一計策,必有敗北之危,所以現在“求穩”的反而是軍方。
於仲文等統帥建議,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先攻克遼東城,再在雨季結束後攻克高句麗中部重鎮烏骨城,然後在冬天來臨前陳兵鴨綠水。此計的好處顯而易見,陳兵鴨綠水,可確保來年春天遠征軍以對優勢拿下平壤,而高句麗人在亡國重壓和財賦窮竭的雙重打擊下有可能無條件投降,如此一來,如果因為東征時間延長導致國內政治危機日益嚴重,皇帝和中樞亦可接受高句麗人的投降,政界大佬和軍方大佬平分東徵之功,大家凱旋而歸,皆大歡喜。
但此時此刻,皇帝和以改革派為核心的中樞,已經從東都政局和國內局勢的變化中看到了危機。如果東征拖延到明年,東征戰場必將完全受制於國內財賦和國內政局,不論財賦難以為繼還是政局動盪,都將給東征以致命一擊,所以東征今年必須結束,必須速戰速決,遠征軍必須在攻擊策略上冒險一些,哪怕為此付出相當的代價也是值得的。
關鍵時刻,支援皇帝和中樞,或者不敢也不願得罪皇帝和中樞,在軍方持中立立場的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右武衛大將軍李景、右候衛大將軍衛文升、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等軍方統帥,反覆權衡了利弊,又綜合考慮了戰局之後,決定“變通”一下,先殺到平壤,與來護兒和周法尚的水師會合,聯手攻打平壤,絕對遵從和執行皇帝與中樞的決策,但攻擊時間肯定不夠了,糧草輜重肯定也供應不上,到那時皇帝和中樞也只有下令撤退,退守鴨綠水,如此也就達到了軍方的意圖。
於是,段文振的遺策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錯誤的執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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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