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影藍刀]：這是藍刀非常欣賞的一篇論文，也可以說它所提出的思想和提供的資料對《帝國的覺醒》影響非常之大。www.tsxsw.com我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機會，可是現在……卻只能在夢中重新來過——
ps：從作者的用詞來看，似乎和藍刀一樣有點小小的“帝國情結”啊，呵呵~~
明帝國的海外貿易——孕育生機的開始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姬水寒
1573年6月中旬，一件在當時的菲律賓土著看來無關緊要的小事，於今天被正式載入史冊。兩艘掛著西班牙國旗的大帆船從馬尼拉港駛往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爾科，船上載著綢緞712匹、棉布11300匹和瓷器22300件，總值30萬比索，折白銀7.5噸，貿易利潤高達600%。這就是被稱作“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首航。至此，馬尼拉確立了它作為中介港的地位，由西班牙人經營著明帝國與美洲的貿易，他們從帝國的商人那裡獲取絲、絹、瓷等高階奢侈品，並將之轉口到美洲以換取白銀，再將這些白銀作為支付給明帝國商人的硬通貨。這條航線利益巨大，西班牙王室本在1579年王家法令中承諾給予新西班牙、秘魯和瓜地馬拉的所有西班牙商人通航權，但很快地，王室發現自己犯下了一個愚蠢的錯誤，大量的西班牙商人被吸引到這條航線上來，白銀流量以每年一倍的數量增長，到1597年便達到了創記錄的375噸。西班牙人深感憂慮，1587年一名忠誠的西班牙官員在寫給國王菲利普二世的密信中談到：“許多白銀和銀幣都被運到馬尼拉去交換中國的貨物，雖然部分仍留在那裡，但其餘全部都被中國商人運走。”菲律賓總督於1597年複述了這一事實。次年，馬尼拉大主教再次向西班牙國王做出彙報：“每年從新西班牙運來的一百萬銀幣全都違返陛下的命令，落入中國異教徒的手中。”王室並非袖手旁觀，1593年時王家禁令已被頒佈，西班牙王室力圖以此限制白銀的流出，並將此條航線交由王室專營，但作用有限，西班牙商人不顧禁令以走私的形式予以回應，白銀以平均每年80~125噸的數量繼續流入明帝國。
大規模貿易的傾向並非始於今日，隆慶元年海禁大開前早有人冒險涉足，但明帝國與美洲的間接貿易確由西班牙人開啟。自此以後，帝國的商人被巨大的利潤吸引到東南亞，數萬人集中在呂宋，帶去絲織品、棉織品、瓷器、茶葉、布匹、錦段、絲絨等商品，換回自美洲運來的白銀。福建晉江人李廷機曾談到：“弟生長海陬，少時嘗見海禁甚嚴，及倭訌後，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稅以餉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蓋以貧民籍以為生，冒禁陰通，為患滋大，而所通乃呂宋諸番，每以賤惡什物，貿其銀錢，滿載而歸，往往致富。”張燮在＜東西洋考＞中曾提到：“東洋呂宋，地無它產，夷人悉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它攜來，即有貨亦無幾。”從帝國本土來到這裡的海船技術先進，每艘造價僅千餘兩白銀，而所獲每每過萬，財富的積累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多，帝國的官員、將領大都參與進來，形成一個巨大的南方利益集團。
【注：本篇中所有度量衡皆已換算為十進制】
因為大部分屬走私貿易，得到一個確切的資料絕不可能，但一個簡單的推導可以說明，100~125噸白銀是一個合理的資料。因為當時從阿卡普爾科運往馬尼拉的白銀平均每年運量達到了150噸，根據當時的航海資料和西班牙官員的信件可以得知，其中的絕大部分都被作為支付給帝國商人的貨幣而運走，如果排除這個唯一可能的解釋，我們找不到任何理由說明那些白銀的去向。萬曆十年，棉價每匹0.3兩白銀，絹價每匹0.7兩白銀，按照每匹最低獲利十倍的價格計算，歷年自帝國輸出的商品根本無法統計，當時普遍的說法是，“從智利到巴拿馬，隨處可見質優價廉的中國絲綢。”“他們的絲織品質地優良，所要的價錢只是我們所要價錢的三分之一，他們很容易與我們競爭。”很顯然，這樣高的價格優勢只能出自一種情況：規模化生產。
有充足的資料可以證明，帝國充分參與了這場由西班牙發起的美洲掠奪運動，並且從中受益良多。據估算，作為明帝國紡織業支柱的江南地區17世紀初產棉布已達2500萬~3000萬匹，絲織品70~100萬匹，然而如此之高的產量仍然因海外貿易的巨大需求而導致價格持續攀升，巨大的利潤刺激促使生產者改進技術、提高產量，至中清時棉布可年產8000萬匹，絲織品600~800萬匹。不僅從業人數急劇增加，技術上也出現了新型的機種，值得注意的是，紡紗的工作效率遠遠落後於織布，使紡車成為技術進步的瓶頸，雖然後來出現了足踏多錠紡車，但仍未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生產技術前進的動力只有一個：市場需求。究其根本，阻礙中國發生技術革命的最大因素就是沒有足夠的市場需求。流入的資本雖然數額巨大，但相對於龐大的中國市場仍然顯得過於乏力，中國的市場相對於中國的龐大人口基數仍然太狹小，如果中國的商品輸出能夠持續增長，迫使全世界持續地以白銀甚至黃金作為硬通貨支付給中國，那麼中國將自發地興起工業革命。
世界並非沒有給中國機會，相反…中國曾經以龐大的商品生產能力贏得了白銀的大量流入，它曾理所當然地將以一個偉大帝國的姿態繼續君臨東方，可這一切都因為明帝國的滅亡而光芒黯淡。如果所謂的“康乾盛世”能夠稱之為盛世，那麼我們要將因無效的人口增長和無效的土地獲得而抵消的資本集中稱之為什麼呢？集中的資本、與資本數量相對應的人口、龐大的市場需求，我相信它們三者可以成為技術革命的支柱，很顯然，明帝國的滅亡使我們離它們越來越遠，並最終於1840年墮入深淵。例如，根據當時的資料統計，福建省所產的糧食只能養活其本省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必須自謀出路，於是他們選擇了海洋。另一方面，帝國政府無力組織農民墾荒，它也沒有能力將流動的農民限制在土地上，這最終導致了它的敗亡，但卻孕育著無限的生機，我們本應欣喜地看到由於糧食價格上漲而導致的人口限制遲遲沒有出現，1911年的革命者們卻驚恐地看到了這樣一種情況：農村人口過於龐大，城市被無數貧窮的鄉村包圍，傳統工業中最先進的部分已經破產，四處是一片蕭條的景象。美洲農作物的傳播和清廷的專橫造就了4億人口，但這樣的人口增長毫無效率，他們只會消耗大量的資源而無助於國民經濟內涵的轉變，誰告訴你們美洲財富的流量可以隨著中國人口的增長而增長？誠然，我的假設傾向於將可能當作必然，它也確實滑翔在一根鋼絲線上。那就是一個頗為軟弱的帝國政府，它無力組織大規模的墾荒運動，無力將農民禁錮於土地之上。但請不要忘記這樣一個事實：明帝國的人口增長率遠比它的後繼者來得低。這其中存在三個因素：美洲作物此時尚未大量種植，限制了人口的直接增長；頻繁的天災和弱化的帝國政府管理體制，共同導致了流民的增加以及開墾荒地的效率低下；美洲白銀流入而改變的農業結構對人口增長的影響被抵消了一部分。
有一種說法是棉桑導致人口激增，曾雄生在它的＜明清桑爭稻田，棉爭糧田與圈地運動之比較＞一文中論述到：“據明萬歷年間歸安人孫銓的估計，蠶桑生產和水稻生產兩者所需要的勞動力的比例為100:5，棉花也需要比高粱多一倍以上的勞力，於是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必然導致中國農村人口的增加。因此，種桑種棉面積的增加，就意味著對勞力的需求加大，也就是說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必然導致了農村人口呈不斷增長的趨勢。”可事實並非如此，栽種水稻與栽種棉桑不僅在勞動時間上存在差異，它們的勞動力也完全不同，後兩者的主要勞動力是老弱婦嬬，在無棉桑可種的情況下他們顯得多餘，在這時不僅彌補了勞動力的不足，甚至為家庭掙得了額外的收入，所以棉桑導致人口激增的說法言過其實。我無意忽略它們的影響，但我同樣注意到了，帝國市場自動地透過外部輸入大米的方式緩解了這個矛盾。盲目地限制棉桑並不可取，由於海外市場的巨大需求，糧食價格的上漲必然無法緊跟絲棉價格的上漲，平易這種價格差距，從外部輸入大米是一條必要的途徑，它們主要來自東南亞，透過以物以物的方式獲得，“暹羅米”便在這一時期為人所知。清帝國出現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明顯降低與自明帝國開始的美洲白銀的流入有著直接的關係。先前我們談到，由於巨大的利益誘惑，帝國南方的農民將稻田改種桑樹，北方的農民將糧田改種棉花，糧食產量的下降於是成為必然，田地被分割成碎片，以前用作大規模生產的勞動工具不再具備使用的價值，勞動生產率開始下降。明帝國可以透過大量兼併田產的方式加以彌補，但在清帝國這種方式卻被強大的政府力量所阻止。如果明帝國能夠堅持下去，如果它的整個體制不那麼混亂不堪，它是能夠熬過這段艱難歲月的。如果朱由檢選擇逃到一直忠於帝國的南方，帝國或許可以拋開早已成為累贅的北方各省，得到脫胎換骨的改變。在財政上，糧長制度將像洪武年間一樣行之有效，經濟管理體制將拋開北方單純而並不富產的農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更趨務實，帝國財政也不會如此無效率地被用以維持如同陝西那樣的貧瘠之地。
馬尼拉大帆船的航行遠遠無法滿足帝國對白銀的迫切渴望，至少有三條主要貿易航線存在於帝國與他的四鄰之間，如果我們將呂宋形容為帝國與美洲的中繼站，那我們不妨將馬六甲視作帝國與歐洲的橋樑。早在隆慶元年的那份詔書頒佈以前，馬六甲就駐紮著許多帝國的商人，那些來自福建的人與來自浙江的人形成了比較明確的分工體系，前者通常由於到來的時間較早而負責當地的商業運營，後者由於家鄉作為商品輸出地的有利條件而負責船貨的運輸，這些帝國的商人和葡萄牙人、荷蘭人、亞美尼亞人和阿拉伯人一起經營著獲利極大的印度－東南亞－中國貿易航線，或許因為包含一些信仰的因素，葡萄牙和荷蘭人扮演了一個頗具攻擊性的角色，他們與當地的穆斯林展開競爭，並多次試圖以武力驅走穆斯林商人，取得香料群島的控制權。明帝國的商人則從帝國本土運來大量的紡織品、瓷器和草藥這樣的生活用品，換回的主要是香料，還有不少珍珠和瑪瑙。越南、緬甸和暹羅作為這一地區貿易體系的分支，作用不可低估。儘管他們與帝國的貿易大都以朝貢貿易的形式存在，但對生產力非常落後的他們而言卻是極其重要的，這使得他們可以透過寶石換取不少生活必須品，有時為了獲得某些諸如紙張、鐵器這樣的東西，他們可以冒險進行走私。
馬六甲與中國的航線起初也是以走私的形式存在，它的另一端很可能在距浙江舟山百里之遙的雙嶼港，那裡地勢險要，懸于海洋之中，在被走私集團佔據以前，是個荒無人煙的小島。它的腹地是浙江，帝國最富產絲綢的省份，同時也是帝國糧食和稅收的主要來源之一，那裡水運交通發達，在歷經多年的發展後，繁榮富裕作為一條真理已深入人心，它的城鎮化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人們享受著白銀大量流入帶來的種種好處。雙嶼的走私貿易是在1548年被朱紈摧毀的，根據他的說法，“海寇勾引各夷佔據雙嶼港相傳二十餘年”，可以推斷，雙嶼港早在1528年以前就成為了國際走私貿易的一個重要據點，海洋貿易或許因為帝國政府的禁令而受到了限制，但商品的大規模輸出從未間斷，同樣引自朱紈的說法，“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為接濟，內外合為一家。有力者自出資，無力者轉展稱貸，有謀者誆領官銀，無謀者質當人口；有勢者揚旗出入，無勢者投托假借。雙桅、三桅車檣往來。愚下之民，一葉之艇，送一瓜。運一樽，率得厚利，訓致三尺童子亦之雙嶼為之衣食父母。”每日往來雙嶼與外洋之間的船隻上千艘，這些人在那裡築碼頭，建倉庫，設醫院，開商店，蓋教堂，其繁華程度可見一斑。浙江巡撫朱紈如此厲行海禁，被冠以“專擅妄殺”的罪名落職按問，最後仰藥自盡。
雙嶼雖被破，朱紈卻身首異處，官員們不再敢於談論海禁，大量的貿易活動被轉移到月港和澳門繼續進行。1567年，帝國政府最終宣佈開放海禁，其間還間隔著嘉靖三十年的海禁放寬。根據當年朱紉自己的看法：“大抵制海中之寇不難，而難於治窩引接濟之寇；治窩引接濟之寇不難，而難於治豪俠把持之寇。”＜明史＞記載：“舶主皆貴官大姓”。大量的資料可以證明，帝國的南方利益集團早已深受海洋貿易的影響，他們大規模地參與了國際貿易，並使帝國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在這個時候，他們在北京的宮廷裡擁有大量的代言人，已經能夠直接影響到帝國政府的決策，帝國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樣被農業情結深重的保守主義者們所把持，相反，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在白銀的誘惑下選擇轉換陣營。
馬六甲的這條航線可能將大量的白銀帶入帝國，而且也是海洋貿易的主要渠道，否則就無法解釋長期以來困擾帝國的白銀缺少問題是如何得到解決的。葡萄牙人登上了澳門，開闢了一條從里斯本到果阿，從果阿經馬六甲再到澳門的航線。可以斷定的是，在英國工業革命以前，我們找不到任何歐洲商品向亞洲大量輸出的記錄，即使為他們自己所稱道的紡織業，其最低成本價格也在中國商品的三倍以上，尼德蘭最好的棉織品的質量仍不能與產自中國杭嘉湖的絲綢相比，這促使西班牙、法國和英國先後採取行動限制中國商品的流入。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資料可以證明，1602－1682年中國的瓷器輸出達到了1600萬件。因為種種因素，大量產自美洲的白銀的確透過葡萄牙人的航線源源不斷地流入帝國，中途經過了印度，有一部分長期滯留在那裡，其餘大部分來到東南亞，透過購買香料的形式置換掉一部分，剩下的匯合馬尼拉航線的白銀被中國的商人運走。留在東南亞的那些白銀一部分透過穆斯林商人回到印度，其餘部分由於擁有香料和寶石的交易而放緩了流入中國的速度，但最終仍然來到了中國。此外，葡萄牙人透過澳門得到了特殊的貿易地位，由於日本自始至終都無法得到與帝國直接貿易的權力，所以葡萄牙人可以透過轉手中國貨物獲得每年二百三十五萬兩白銀的收益，現代的日本學者對此頗有微詞，認為日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如果日本在初始的官方貿易時便遵守遊戲規則，他們是不會落到如此境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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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政府禁止與日本的貿易確有充分的理由。早在朝貢貿易時，他們便常常沒有國家作為信譽擔保，他們所謂的朝貢不過是地方番主為了獲得與帝國的貿易機會而產生的自發行動，逾期不歸已被他們當作賺取利潤的必要手段，他們的番主不僅在朝貢貿易時相互之間大相爭執，甚至透過與帝國的海盜集團勾結的方式擄掠東南沿海，帝國的東南沿海深受其害。楊守陳在＜議倭＞中指出：“倭拏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器而恣肆侵擾；不得其間則陳其方物假稱朝貢。”“倭夷來朝，利與中國關市久留，鄞守臣趣有司牽海舶行，倭操短兵操乎，殺縴夫數人，知鄞縣朱訥馳騎入其曹，語譯者以禍福，約三日出關乃定。”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沒有涉及到多少幕府的利益，幕府對頒發“勘合”（朝貢的證明，國家保證信譽的證書）並沒有嚴加稽核，致使其成員組成異常雜亂。“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郡先罹其害。芟民稼穡為之舍館，浚民脂賞炎之飲食，勞民筋力役使防衛，晝號而夕呼，十徵而九斂，雖雞犬不得寧焉！且彼且縱使無道，強市貨物，善謔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譁然不寧矣！”帝國希望透過禁止對日貿易的形式遏制危害的蔓延，卻反而加重了危害。倭人與中國的海盜勾結，肆意妄為，無惡不作，嚴重干擾了正常的貿易秩序，所以在1567年海禁大開時帝國政府仍然堅持禁止對日貿易便在情理之中了。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雖然由於先前所述的原因而被排斥於直接貿易體系之外，但是它卻是帝國白銀的幾個主要來源之一。日本富產白銀，日本人在石田、但馬、佐度、甲斐、秋田等地開採銀礦，用“銀山銀吹”的方法使礦渣分離，提高了白銀產量，從而使白銀成為他們的主要硬通貨。當時日本市場上中國商品的價格非常高，一斤絲市值六兩，一斤絲綿市值二兩，紅線一斤七十兩，水銀一斤三兩，每一針值銀錢七分，一口鐵鍋值銀一兩。銀礦的大量開採促使日本的白銀價格持續降低，而此時由於銀荒所導致的銀價居高不下卻困擾著明帝國，這無疑大大刺激了日本白銀的對外輸出。“讓白銀繼續留在國內造成高昂的物價並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輸出白銀以換取明帝國的商品，然後再將商品運回國內高價銷售才是獲利的良方。”抱持著這種想法的人必然不在少數，即使他們無法用現代經濟學的觀點解釋當初的經濟現象，但人類是被現實利益所驅動的一種生物，他們總會想方設法賺取利潤，在這一過程中，經濟學的規律就顯現出來了。
這樣的走私讓人由衷欣慰，因為它是以商品持續而大量的輸出為存在前提，白銀和黃金源源不斷地流入帝國的腰包，全世界不斷地向帝國支付硬通貨，這一直支撐著帝國工業的發展。現在，我們將視野回到1550年。我們注意到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兩個商品生產地區，在西方是法國北部、英國和尼德蘭，在東方則是中國的江南。它們都依靠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從美洲運來的大量黃金和白銀支撐其工業生產，這些貴金屬源源不斷地流入最終造就了技術革命，卻沒有使得它們的運輸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從中獲得最大的利益。然而，西班牙並非沒有下意識地保護本國工業，但面對國內低廉的白銀價格所造成的高通脹率，那些黃金和白銀持有者根本無意服從王室的命令。事實是：黃金和白銀的數量遠遠超過了西班牙所能承受的極限，對外輸出是緩解危機的必要手段。英國、法國北部和尼德蘭的紡織業最先嚐到好處，接下來這種趨勢開始向世界蔓延，不久以後到擴散到中國。
大量的白銀流入在導致物價上漲的同時，解決了一直困擾帝國政府的白銀短缺問題，使實施銀本位真正成為可能。我們必須注意到，由於帝國發行紙幣的失敗導致了對白銀和銅錢的迫切需求。後兩者最終成為相互競爭的貨幣，雖曾一度出現銅錢價格持續上漲的情況，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那種建立在社會對銅錢普遍認可基礎上的信用關係是經受不住私錢氾濫的打擊的，最終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繼位時，白銀與銅錢的比價是1：3000，黃金與白銀的比價跌到了1：13，顯示美洲白銀的流入持續增加。16世紀末17世紀初時，西班牙市場金銀的比價浮動於1：12.5到1：14之間，而同時期明帝國的比價卻浮動於1：5.5到1：7.5之間，如此懸殊的匯率差距在今天必然因金融資本的迅速流動而立即平衡，但限於那時的資訊、交通因素，這樣的平衡顯得非常緩慢，並且是以帝國黃金的輸出為代價，這樣的趨勢無法持續很久，白銀的不斷流入必然導致金價的上漲，從而在某個臨界點形成對黃金的迫切需求。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正是建立在銀本位的基礎之上，在他透過帝國政府的名義正式宣佈改革前，民間早已儲備好大量的白銀用以支撐帝國的貨幣信用，被貨幣危機折磨了近百年的明帝國從此步入了新的時代。
城鎮開始迅速發展，大批新興市鎮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其中很多都是以專業生產絲棉著稱。這些市鎮人口普遍超過兩千，無暇統計他們之中有多少受益於海外貿易而發達，因為帝國政府從未承認海外貿易是其稅收的主要來源，帝國的海關資料也支援了這種論斷。但根據當時的記載，“富商大賈數千裡輦萬金而來，摩肩連袂。”“閩廣人販其歸鄉者，每秋航海來賈於市，無慮數十萬金。”“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貲而來者，白銀動以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萬計。”而萬曆後期福建月港的統計是29000兩白銀，其餘主要港口都低於這個數字。由此，我們不難推斷大量的稅收被逃避了，帝國損失的儘管難以統計，但其數額必定極其驚人，因為1567大開海禁前，幾乎所有的貨物都是透過走私渠道輸出境外的，那一部分流失的稅收無法統計。
如果我們承認帝國的權力階層廣泛參與了這場利益追逐，那我們就不應該像某些學者所指稱的那樣將明帝國的商業繁榮貶為“畸形繁榮”而否定帝國的商業成就；如果我們承認中國官場並不如他們如宣稱的那樣公正無私，那麼我們就有充足的理由肯定整個帝國的權力階層對商業活動的熱衷；如果沒有這場海外貿易，帝國的南方是無法遠遠地將北方拋在後面的；如果沒有這場海外貿易，江南的農業結構中傳統糧食作物的比例將高得多；沒有這些人以及他們所帶來的大量用作硬通貨的白銀，張居正的改革根本無法實施，或許…他所面臨的那些問題都不會出現，不是嗎？
偏見和愚信總是人們所固有的，尤其當他們不斷地接受那些被認定為真理的所謂真相時，這種病症顯得尤為突出。畢竟，在盲目的崇信和執著的渴求中包含的，是對真理的渴望和追求，按照精神分析學的說法，這種追求將導致情緒的劇烈浮動，並造成憑空的猜測和無端的幻覺，從而引導我們滑向謬論的深淵。有一點必須明確——我不認為世界上存在任何除宇宙以外的另一個絕對，甚至在我們本身也無法對宇宙的性質做出確切的答覆時，我們又有什麼資格論斷一種妄想的絕對呢？如果我們斷言一種事物是所有事物的根源，那麼我寧願承認矛盾是一切的根源。我承認歷史的絕對存在，拒絕承認歷史的絕對性，一種事物的產生不過是無數事物運動的結果。我非常悲傷地看到，人類慣於以他們的愚昧和無知斷言他們所膩想的事實，儘管我承認這確是矛盾的衍生物，然而我所存在的這種狀態不也是如此？事實是，我們存在於自我的悲哀中無法解脫，於是誑念像野草一樣從石縫中鑽出來，並主導世界。
如果不幸讀到這段批判性宣言的人認為我的言論中隱匿著一種不可救藥狂傲，我得向您坦承這點，並且我深以為榮。但是，當我面對我所斷定的巨大謬論時，我不得不嚴厲如斯，因為它們看起來是如此地強大，使得於我必須回之以更為兇猛的攻擊。問題在於，有什麼事實足以論證明代的中國人和他們的帝國政府莫明拒絕巨大而可觀的海外利益？並且這種解釋的理由是諸如：“儒家思想重農仰商的結果”這樣的論述。我不想論及這種思想的起源，這脫離了本篇所要論述的範圍，但我絕不相信有人會在1000%的貿易利潤面前止步，就像義大利並不憐憫斯拉夫人的鮮血而用他們的自由換取穆斯林的財富一般。
參考書目：
＜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下>
＜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研究>
＜白銀資本＞
＜十六世紀中國明代財政與稅收＞
＜中國稅賦史＞
＜中國價格史＞
＜江南的早期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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