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的心又被秦衛的一句話給揪了起來。
他突然有些害怕跟這個人說話了。
“烏克蘭大饑荒”！那在蘇聯可是一個禁忌的話題，尤其是在他們這些高級官員中間，更是禁忌中的禁忌。為了防止大饑荒的事情被人知道，蘇聯政府更是進行了嚴密的資訊封鎖，可眼前這個傢伙又是怎麼知道的？
誰都知道，烏克蘭大饑荒其實是斯大林農業集體化運動的一場災難，造成饑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為因素。在蘇聯的高層之中，都或多或少的有那麼一種猜測，即：這次饑荒有可能是人為故意製造的、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行動。
崔可夫知道，烏克蘭大饑荒的主要責任者之一、當時的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斯塔尼斯拉夫.維肯季耶維奇.科西奧爾在190年夏季當地一次共產黨幹部會議上下達過一個指示，說烏克蘭農民不願意同蘇聯政權合作，試圖扼殺蘇聯政權，但蘇共政權的敵人打錯了算盤，共產黨幹部的任務就是要到烏克蘭農村中收繳藏匿的糧食，讓農民們也嚐嚐飢餓的滋味。……這比當初蘇聯剛建立時所採用的“餘糧收集制”還要可怕。要知道，“餘糧收集制”的出臺是因為當時剛剛誕生的蘇聯面對大量的內敵和外敵，前線缺糧。為了打敗敵人，列寧等人才使用了這麼一手。而依靠餘糧收集制，蘇維埃政權有了足夠的糧食，很快鎮壓了敵人。可同樣的，由於實行過程中缺乏有效管理，部分地區採取了簡單粗暴的方式，激起了許多地區的農民的反抗……所以。到了191年，列寧等人又提出了新經濟政策，餘糧收集制最終被糧食稅所取代。
可是烏克蘭大饑荒發生的時候，烏克蘭共產黨卻又重新拿起了“餘糧收集制”……崔可夫知道，在19年到19年，大饑荒達到高峰的時候，烏克蘭農村中甚至出現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經埋葬的貓、狗、家畜和人的屍體重新挖出來再食用的事件。當然，這些事情是不被蘇聯政府承認的，他們對外的口徑就跟曾經因為報道蘇聯五年計劃的輝煌成果而獲得“普利策”獎的《紐約時報》記者沃特.杜蘭蒂所報道的一樣：烏蘭克根本未發生饑荒。也不可能發生。
因為烏克蘭是歐洲最著名的糧倉。
可這事兒瞞不過崔可夫這一級別的人。
因為強行推行農業集體化，大量蘇共黨員被派往農村，動員農戶加入集體農莊。結果，這些人在烏克蘭遇到了消極的和積極的抵抗，最終導致了蘇聯對烏克蘭“富農” 階層的集體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長耕作、富於農業經驗的烏克蘭農戶被劃為“富農”。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導致烏克蘭本土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率下降。而免於被流放的農戶。因為擔心被劃成富農。不願耕作，其直接結果就是19年烏克蘭糧食產量暴跌。當年預期在全蘇聯可以收穫9070萬噸糧食，但是實際上只收穫了5500萬到6000萬噸。蘇聯政府徵得的糧食數量也從預期的650萬噸下跌至1850萬噸。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19年8月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佈了一項新法令，規定“盜竊集體農莊財物”可以判處死刑。這一法令從根本上禁止農民將任何農產品據為己有。至19年1月。有 7.9萬名農民根據該項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處死刑。
而在禁止農民佔有收穫的糧食後，19年1月6日，蘇共政治局又頒佈了另外一項命令。將全烏克蘭的所有生產資料，包括農具、牲畜、種子等物，全部收歸公有，禁止將任何糧食和製成品運入烏克蘭農村，並在全烏克蘭禁止商品和農產品的異地買賣。此外還向烏克蘭農村派出了搜糧隊，沒收農民的餘糧、口糧和種子糧。
此外，從19年起，蘇聯官方又採用了新的糧食統計手段，不用實際收到穀倉裡的數字，而用“生物學產量”，極端誇大農田的產量，這樣做的目的，是以這種“生物學產量”來作為定量，強迫集體農莊多交糧食。可這除了讓0、40年代的蘇聯農業產量在資料上超出了任何外國專家的想象之外，對實際的農業生產沒有任何好處。
而因為對烏克蘭的幾項懲罰性措施的實施，幾個月後，到19年春天，在全烏克蘭範圍內開始出現極其嚴重的饑荒現象。雖然蘇共和烏克蘭政治局發出了一些補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饑荒地區運去萬噸糧食，可從烏克蘭向外運出糧食的行動卻同樣也沒有停止。當年春天，在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大部分地區出現的乾旱加重了饑荒的程度。可蘇聯政府卻禁止災民向外流動，烏克蘭以及頓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斷，到這些地區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經許可便試圖離開烏克蘭的饑民都作為“階級敵人”被逮捕。
……
“可這些事情都應該是被嚴密封鎖的。即便是在蘇聯內部，像我這樣的人，也不太清楚具體的情景，外界更不可能知道。中國人是怎麼知道的？”想著自己知道的，或者是道聽途說，又或是透過其他途徑，也或者是透過自己總結得出的一些資訊，崔可夫看向秦衛的眼神開始帶上了殺機——這個中國人太危險，應該消滅！
可秦衛卻對此彷彿沒有感覺，他不知道從哪裡拿出了一份報紙鋪開到了面前的桌子上，然後開始唸唸有詞：
“‘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黨立即實行經濟上的‘軍事共產主義’，對糧食則實行壟斷制、徵收制。其實這種‘軍事共產主義’，實際上與‘軍事’並無必然聯系。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稱：‘糧食壟斷、麵包配給制和普遍勞動義務制，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是一種實行計算和監督的最強有力的手段。’所以，‘軍事共產主義’，在列寧看來，是一種基本國策，並不僅僅是戰時的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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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糧食實行完全徹底的壟斷，國家派出大批徵糧隊到農村，農民賴以為生的口糧都往往被奪走。這種‘軍事共產主義’引發了劇烈的社會矛盾，蘇聯各地農村都爆發了農民起義。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動。這使列寧感到蘇維埃政權面臨‘最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為穩定局勢，為度過危機，於是有所謂‘新經濟政策’出臺。‘新經濟政策’決定以糧食稅取代糧食徵收制，允許農產品自由買賣。在工業方面，也一定程度地鬆綁……‘新經濟政策’使危機暫時緩和。然而，‘新經濟政策’才是在嚴重危機逼迫下的不得已之舉。列寧不喜歡它，其繼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當危機似乎度過，當局勢已經穩定，當對付反抗的措施已佈置得更周密，當專政的鎖鏈已鍛造得更堅固，當人們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衝動，‘新經濟政策’就該廢除了。而自實行‘新經濟政策’始，斯大林們就想著早日廢除它。到了199年，斯大林終於公開宣佈：‘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吧！’於是，重新實行的，還不是此前作為‘列寧模式’的‘軍事共產主義’，而是比‘列寧模式’更嚴酷、更無視人民生存權利的‘斯大林模式’。”
“……先是烏克蘭地區的農民，幾乎都成了富農，成了‘階級敵人’。繼而宣佈沒收該地區的所有糧食和生產資料。每一粒糧食，包括種子，都收歸公有。所有傢俱，所有牲畜，都被奪走。無數支搜糧隊在烏克蘭地區橫衝直撞。他們闖進每一戶人家，牆角、床底、屋頂，所有可能藏匿幾粒糧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捲心菜，所有能吃的東西都搶走。於是，飢餓很快來臨。餓得要死的烏克蘭人試圖逃往外地，但決無可能。烏克蘭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鎖。一些餓得發瘋的孩子不顧一切地想衝出去，於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將他們打死……”
“……搜糧隊走了。搜屍隊來。或許，是搜糧隊直接變成了搜屍隊。他們之所以是‘搜屍’而不是‘收屍’，是因為每處置一具屍體，可得到00克麵包。而這在當時的蘇聯是很大的誘惑。於是他們便十分積極地‘搜尋’屍體。他們把那些皮包骨的屍體，像垃圾般地扔進巨大的坑中，再草草覆以泥土。當他們搜屍時，那些還有一口氣的人，那些餓得鼓脹的肚皮還在起伏著的人，也往往就被同樣扔進了坑中。畢竟，搜屍隊也想早一天得到00克麵包。有時候。那還活著並且還有最後一絲氣力的人哀求搜屍隊：‘我還沒有死！我想活！’搜屍隊的回答是：‘今天就死吧，省得我們明天再來！’……我曾見過一位倖存者，她哽咽著描述她目睹過的情景：當搜屍隊離開萬人坑時，那上面覆蓋的泥土還在蠕動……”
“烏克蘭，歐洲最著名的糧倉，卻被斯大林極其所率領的蘇維埃政府有意識的餓死了700多萬人，而在這期間，全蘇聯，因為飢餓、疾病、逃荒等多種原因死去的人，總數幾乎達到了000萬……”
……
“夠了——”
崔可夫大吼著打斷了秦衛的朗讀……可到秦衛那無辜的表情之後，他又嘆了口氣，他知道自己輸了，秦衛已經把“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殺了留西柯夫，我們給你們援助！”(未完待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