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益民與楊庶堪進行一次推心置腹的夜談之後，便把楊庶堪交給剛從北京返回的民主黨主席張瀾。
張瀾與楊庶堪本來就是老朋友，兩人之間無論談什麼，都不存在吵翻臉的問題，何況如今的國民黨內部矛盾重重，實力大損，再怎麼談也只能圍繞黨務合作進行，要想在其他方面展開合作，也要看是否拿得出本錢。
幾年來屢屢吃虧的、逐漸迴歸現實的四川本土勢力，再也不是幾句激動人心的口號、幾張不值錢的委任狀所能夠打動的了，所以在一週之後，楊庶堪只能依依不捨地抱憾離去。
進入六月，借到四國鉅款的袁世凱開始進行一系列復辟的準備工作，導致全國各地起義不斷，在華利益受到損害的歐洲列強駐華使節抓緊機會，加緊對袁世凱政府施加壓力，都想為本國掙得更多的特權和利益。
公使團主席、英國駐華大使朱爾典公開宣佈：
如果北京政府不簽署“中英藏西莫拉合約”，徹底解決西藏問題，英國將不再給予北京政府在信貸、貿易和其他合作領域的優惠待遇。
袁世凱政府對此無比頭疼。
“中英藏西莫拉合約”是誰也不敢簽字的賣國協議，滿清都沒有放棄西藏主權，要是在袁世凱手上丟失西藏，恐怕他立即會遭來全國各界鋪天蓋地的反對，剛剛穩定下來的全國局勢必將再度混亂。
何況英國人還強烈要求取消四川邊防陸軍，盡數撤走駐紮康藏地區的中**隊，真要同意英國人的要求，不知道四川那位外表隨和、內心強硬的邊軍總司令，會幹出什麼無法收拾的事情來。
接下來，多筆貸款業務談判被歐洲列強單方面停止，袁世凱政府大力推行的“中國銀行”在全國近半省份遭到抵制，其原因很簡單：
大家都懷疑窮兵黷武的袁世凱掌管下的“中國銀行”是否具有信用度？所發行的紙鈔是否擁有足夠的金銀儲備？何況中國銀行已經接下袁世凱政府的兩千五百萬元公債的發行任務，正在全國各地拼命推銷，可這個時候，誰敢買毫無信用保證的政府債券？
在所有的抵制呼聲中，以四川的聲音最為高亢。
已經自組政黨、並獲得中外普遍重視的四川本土勢力越來越強大，他們控制下的銀行業工會和工商百業工會在這個問題上空前團結，不但聯合抵制“中國銀行”在成都、重慶開辦分行，而且自行成立了遍佈四川各縣的“四川百業銀行”，大力開展儲存和信貸業務的同時，正在與美國人合作成立電報電話公司，連盛宣懷家族旗下歷史悠久的“中國通商銀行”四川分行，也遭到四川本土勢力在方方面面的無情排擠。
令袁世凱政府無法容忍的是，四川各界在本土政治勢力的蠱惑挑唆下，拒絕使用“中國銀行”發行的所有紙鈔，除允許流通今年發行的成色十足的“袁大頭”銀元和銅銀輔幣之外，整個四川的流通市場只使用四川省政府銅元局製造的銀幣和銅幣；其次，“四川百業銀行”已經和英國、德國、美國的三大著名銀行簽署合作協議，大力發展彼此之間的結算業務，並向進出口業務方面逐步滲透，恐怕下一步他們就要發行自己的紙鈔了。
一旦四川本土勢力完成自己的金融體系建設，袁世凱政府將會徹底失去對四川的金融控制和稅賦徵稽，不但無法獲得每年數千萬的豐厚稅賦，還會讓四川本土勢力迅速發展壯大，徹底掌控四川各級政府的職位，建立起強大的、裝備精良的軍隊，形成事實上的國中之國，進而影響到西部各省，甚至影響到全國各地。
六月下旬，英國駐華大使朱爾典照會外交部，宣告“內藏境界須距拉薩三百英里，如中國再不正式簽字於條約，英國即與西藏單獨締約，並援助西藏以抗中國之侵伐”！
英國政府的這個嚴厲警告，促使袁世凱和他的幕僚們迅速拿出系列計劃，袁世凱在秘密會見英國大使朱爾典，並取得有限度的諒解之後，開始對四川軍政兩界動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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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北京中央政府通令全國，正式裁撤各省都督，於北京建將軍府，並設將軍諸名號，分駐各省，督理軍務。
四川都督胡景伊變成了四川督軍，被袁世凱封為成武將軍，加上將銜，全權負責督理四川軍務。
數日後，袁世凱的一系列電令再次下達成都。
胡景伊立即召見川軍第一軍軍長兼第一師師長周俊、第二師師長彭光烈、第三師師長孫兆鸞、第四師師長王鍵、第五師師長王陵基，代為宣讀袁世凱的嘉獎令和晉銜命令，川軍五位師長同時晉升陸軍中將，待遇和權責均與邊軍總司令蕭益民平級；任命川軍第一師中將師長周俊為重慶鎮守使，並責令其部立即撤離宜昌，返回重慶駐防。
邊軍總司令蕭益民似乎被袁世凱有意地遺忘了，在連續下達的系列電令中，沒有一次被提起，川軍將領似乎意識到什麼，在詢問督軍胡景伊沒獲得任何答覆之後，都不約而同保持沉默。
緊接著，北京中央政府參議院透過決議，將康定、鹽井、瀘定等西川地區劃為“川邊特別區”，再次任命早已跑回北京享福的張毅為“川邊巡按使”，接管川邊各地駐軍，並全權裁決民事和邊事。
此決議一經公佈，立刻引起軍政兩界特別是歐美各國駐華機構的高度重視，不少目光敏銳的軍政要員立刻意識到：
川邊特別區很可能自此獨立於四川之外，而四川邊防陸軍總司令蕭益民將軍，恐怕要被北京政府架空，再結合袁世凱對四川軍隊將領的一系列嘉獎分析，蕭益民將軍逐漸喪失了對四川軍隊的控制權。
令所有人疑惑不解的是，蕭益民這次竟然沒有任何反應，對於袁世凱政府的一系列決議和命令，蕭益民令人驚訝地選擇了沉默，似乎這一切和他毫無關系，反而熱衷於在英國、德國、美國和四川的主要報紙上連續發表時政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