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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獨樹一幟

第十一章獨樹一幟

有一句俗話,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這話的確有理,首先,讀書人皓首窮經者較多,雖然學識淵博,卻缺乏社會實踐,特別是與社會底層的民眾,嚴重脫節,而造反所需要的,正是社會底層民眾的支援,沒了他們,兵員從何而來,糧秣從何而來?

其次,讀書人的社會地位,普遍比較高,大部分情況下,都屬於得利階層。因此,也就缺乏社會底層民眾的那種造反的決心。很多時候,讀書人們所謂的“造反”,大多是因對當局不滿而嘴上發發牢騷罷了,缺乏真正的決心和動力。

但,這絕不意味著,造反就是件粗活,是一件沒有技術含量,不需要“秀才”參與的事情。相反,歷數一下從古至今的農民起義軍領袖,其中有不少人,還真是“秀才”出身,比如唐末的黃巢,清末的洪秀全。即便不是“秀才”充當領袖,農民軍但凡想要真正壯大起來,甚至是能夠改朝換代,建立新政權,其中必定少不了讀書人的出謀劃策。

前面說過,讀書人的社會地位,普遍比較高,屬於得利階層,可以從統治階級的統治當中,分潤一定的好處,所以,他們造反的積極性,是相當低的。可是,一旦一個政權,連這些得利階層的利益,都沒法照顧到了的話,那這個政權,可真就到了分崩離析的時候了。

後人在總結清朝滅亡的原因時,認為其中有一點也相當重要,那就是清朝太過草率的終結了科舉制度。

也許有人要驚訝了,科舉制度在清末那會,不早就成了僵化的制度,早就該被時代的浪潮所淘汰了嗎?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可以說是他們為數不多的進步舉措,怎麼反倒成了清政府滅亡的重要原因呢?

沒錯,正因為這一舉措是“進步”的,所以“反動”的清政府施行了這一“進步”舉措後,反倒加速了他的滅亡。

原因其實很簡單。清朝開國兩百多年來,一直是靠科舉制度,來籠絡、控制漢族的知識份子階層,依附在科舉制度上的既得利益集團,經過這兩百多年的發展,早就龐大得難以描述了。清朝政府若想鞏固自己的統治,就必須把科舉制度堅定不移的延續下去,才能讓這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支援清政府的統治。

可惜,到了清末,清政府的權威和控制能力,已經大大衰弱。漢族知識份子集團,早就或明或暗的向清政府索要更多的權力了。然而,清政府不僅不願意渡讓一部分權力來爭取漢族知識份子集團的支援,反倒搞出一個“皇族內閣”來,最後,竟然更進一步,廢除了科舉制度——這一下子,就把千千萬萬本來還想憑藉科舉制度成為人上人,成為“官老爺”的讀書人的晉身之路,全都給堵死了。你說,他們除了鐵了心的去推翻清王朝外,還能有第二條路走麼?

這也是劉照對黃巾軍中的讀書人特別警惕、提防的緣故,也是漢王朝在平定黃巾之亂時,為何首重潁川郡的緣故。沒有足夠的讀書人充當智囊,僅憑普通百姓造反作亂,成果終歸十分的有限。而一旦有大量的讀書人參與其中,甚至是整個士人集團都與朝廷離心離德,反過來去幫助農民起義軍的話,那改朝換代的日子,肯定不遠了。

從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看,其結果,無非是兩種,其一,士人集團借農民起義軍之手,成功推翻了當局政權,然後竊取了起義的成果,建立起了新的王朝,比如漢光武帝劉秀,唐高祖李淵。其二,則是士人集團輔佐農民起義軍當中的一位,推翻當局政權,建立新的王朝,比如明太祖朱元璋。

這一回,在涼州發動叛亂的,本來都是諸羌部族的首領。這些首領,大多都粗鄙少文,思維還停留在遊牧部族掠奪為生的階段,即便有少數漢化程度較深、見識較為長遠的,其水平,也遠遠達不到禍亂天下的程度,最多,也不過又是一次規模較大的羌族叛亂罷了。

但是,有了邊允、韓約的加入,這場叛亂,一下子就變了性質,特別是韓約在突破心障,撕破麵皮之後,更是毫無保留的輔佐起了宋建和王國,這就讓金城方面的叛軍,一下子發生了質的蛻變。

而建議王國自稱天平將軍,宋建自稱平漢將軍,就是走向這蛻變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名不正則言不順”,大義名分這種東西,若是沒有實力的襯托和保障,固然顯得十分蒼白可笑,然而,若是視其如無物,棄之若敝履,也是要大大的吃苦頭的。

歷史上,齊桓公越俎代庖,代替周天子向天下的諸侯發號施令,用得是“尊王攘夷”的大義名分;漢初七國之亂,吳楚等反叛的諸侯王,用得是“清君側”的大義名分;明初燕王朱棣造反,用得是“奉天靖難”的大義名分。

到了農民起義軍這裡,口號和旗號,就更加重要了。歷代的農民起義軍,無一不是打出了“均貧富”、“均田地“之類的口號,來爭取廣大民眾的支援。而一旦時機成熟,他們也會各自打出旗號,自建政權,與當局政權分庭抗禮,吸引更多人來參加。諸如張角三兄弟的”天公將軍“、“地公將軍”、“人公將軍”的稱號,黃巢“沖天大將軍”的稱號,明末韓山童“明王”的稱號等等,都是此類。

而韓約所建議的“天平將軍”,其中就有“平均”、“平等”、“公平”的意思在內,天平,本就是一種衡器,西方的司法女神朱蒂提亞,手中就提著一架天平,以示公正、公平。而在中國,人們相信,上天才是最公正、公平的,因此才把稱重的衡器,稱做是“天平”而非其他。甚至,還有皇帝(東魏孝靜帝)以之做為年號。

當今的大漢,朝政混亂,奸佞當道,天下人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公平和公正。在涼州,羌、胡各族固然受到過漢廷官員的欺壓,漢族百姓自身,難道就比這些胡族過得更好了?非也,只不過是涼州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銳一些,所以淡化了階級矛盾罷了。

而韓約恰恰要反其道以行之,儘可能的淡化【民】【族】【矛】【盾】,而將矛頭指向大漢的黑暗統治。因此,他就急需用“天平”這樣的口號,來喚起人們對大漢統治的不滿。

至於“平漢”,則是韓約拿來拉攏、安撫諸羌部族,以及一些對大漢已經失去信心的人的口號。這個口號,黃巾軍就曾廣泛的使用過,有人為自己起名為“平漢”,有人也曾自稱過“平漢將軍”。

韓約隱隱的觀察出,王國此人漢化的程度更深,野心也更大,但是宋建此人,身上的羌胡習氣就保留得較多,其野心,也不過是乘亂擴張自己的地盤和勢力,遠不及王國想得遠。

所以,韓約便把“平漢將軍”的名號,奉與了宋建,一來滿足其驕傲自大的心理——平漢這個口號,在漢代,可謂是威風無兩;二來,也是隱隱讓王國壓住了宋建一頭,成為金城叛軍的總首領。

畢竟,日後金城叛軍要走的政治路線,不是什麼遊牧入侵,也不是什麼泥腿子造反,而是“割據隴上,以觀天下之釁,若天意屬我,則取三秦之地,建帝號以圖天下,若天意不屬我,則以隴上為晉身之資,納土歸降,猶不失公侯之位”。

執行這樣的政治綱領,就只能以“天平”為主要旗號,而不是“平漢”,因為萬一漢室氣數未盡的話,還是要留有“不失公侯之位”的退路的。

既然已經確定了政治綱領,那麼在日後的執行過程中,王國的地位,自會漸漸的壓過宋建,成為這支軍隊唯一的首領。

王國私下聽取了韓約的意見後,大喜過望,自然少不了說一番“先生真是我的蕭何、張良、韓信、陳平……”之類的話,並許諾了一大堆日後的榮華富貴。而宋建這個夯貨,就不知道王國與韓約暗底下的這些勾當了,不出韓約所料,他得了“平漢將軍”這個名號後,樂得合不攏嘴,專門做了一面大旗,繡上了自己的名號,整日裡在城內城外瞎晃悠,誇耀自己的威風。

在涼州的各路叛軍當中,王國算是“獨樹一幟”了。然而,旗幟可不是那麼好立的,立起了旗號後,固然能吸引更多人來加入,同時,也會極大的吸引漢廷的仇恨——普通的羌族叛亂何足為憂?反正羌族反覆無常,降而復叛,這是常態,自光武帝開始,幾百年來,羌族反了無數次,也並沒有威脅到大漢的根基。

可是,對於打出了“天平”旗號的王國,漢廷可就不能等閒視之了,這分明又是一股黃巾賊嘛!至於“平漢”,面對如此吃果果的打臉,漢廷哪能逆來順受,唾面自乾?

樹立旗幟固然有必要,但若是樹的時機不恰當,那可就是立死亡FLAG了。

好在,眼下大漢朝廷,還沒有接到有關涼州叛亂的詳細情報,甚至連派遣大軍討伐叛軍的決策,也尚未形成。而涼州刺史部,此刻卻正被北宮玉給攪得焦頭爛額,一時也顧不上理會金城這邊。

當日,北宮玉做出了進攻漢陽的決定後,深知兵貴神速的他,沒有多做停留,立刻率領大軍,攻入了漢陽。

漢陽郡的整體地形,是兩山夾一川,南部是地質運動形成的高原山嶺地貌,北部則是黃土沉積形成的黃土丘陵地貌,唯有中間渭河流經的地方,形成了一條河谷、地塹,不僅適宜居住、耕種,也是隴上交通東西的主要幹路。

而漢陽郡的治所冀縣,就坐落在渭水之濱。按理說,沿著渭河的河谷,直接進攻冀縣,這才是最佳的進攻線路。

然而,在冀縣的西邊,隴西、漢陽兩郡的交界處,卻坐落著一座地勢險要,城池堅固的名城——獂道。

獂道,又做“豲道”、“狟道”,早在先秦時期,就是抵禦西戎的名城,甚至其名字當中的“豲”字,就源於先秦時期的“豲戎”部族。

同時,獂道也是龐德的家鄉。之所以能出龐德這樣的猛將,也跟獂道重要的戰略地理位置,是分不開的。

就這麼一座獂道城,便牢牢的擋在了冀縣的前方,也擋在了北宮玉的面前。而且,跟歷史上有所不同的是,如今的獂道城,守備的兵力更強,因為漢陽都尉李晟的治所,就在獂道城。

漢陽郡是隴西李氏的大本營,李晟到任之後,自然不像鮑煒在隴西那樣受人排擠。獂道是漢陽的西大門,也是冀縣的屏障,漢陽都尉的治所,自然而然的就被設在了這裡,而且無論是兵力還是軍備,都是優先配給,因此,獂道的守備,就變得比歷史上,更加完善、強力了。

如此一來,北宮玉就沒法沿著渭河河谷,徑直撲向冀縣了。擺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從南北兩翼繞道進攻了。

從南方繞道,是行不通的。漢陽的南邊,多為深山峻嶺,大軍行動不方便,而且,有鮑煒釘在臨洮,對大軍的後路也是一個極大的威脅。

而走北方的黃土丘陵,就更加方便一些。儘管黃土丘陵的地形,也十分復雜,但是這種地形有個好處,就是丘陵當中的“川”比較多,如果能沿著這些“川”進兵的話,速度也是相當快的。

冀縣的西北部和北部,主要是平襄、阿陽兩縣,其中,平襄縣位於現在的通渭,當地的地形地貌,也比較復雜。而阿陽卻位於現在的靜寧縣,這裡是後世1國道經過的地方,從蘭州經定西、靜寧、莊浪,然後南下至天水市,這一帶的地勢相對平緩,利於大軍行動。

於是,北宮玉親率大軍,直逼阿陽城下。然而,這一次,他又失算了——阿陽城中,同樣駐守著一位能人。

此人姓蓋名勳字元固,敦煌人氏,也是漢末的一員名將,只不過,他畢生的功業,大多侷限於涼州一隅,因此不如皇甫嵩那麼出名罷了。

此時,他乃是漢陽郡的長史——漢代,邊郡往往設有長史一職,協助太守掌兵事。左昌據守冀縣不出,坐視允吾被圍,卻不敢發兵相救。蓋勳再三勸諫,左昌非但不聽,還因此怨恨上了蓋勳。

得到北宮玉攻入漢陽的訊息後,蓋勳結合各方報告來的資訊,斷定北宮玉會繞開獂道,北上進攻阿陽,然後再南下冀縣。為此,他自動請纓,想帶兵去防守阿陽縣。

左昌本意全力保守冀縣,只要冀縣不失,他身上的責任也就大不到哪去,撐到朝廷派遣大軍前來平叛,便可以安然渡過此劫,至少,自己的性命是絕對無虞的。

但是,被蓋勳屢次勸諫鬧煩了的左昌,索性乘此機會,把蓋勳給遠遠的打發到阿陽去,免得蓋勳再來對他指手畫腳。不過,左昌可不願意給蓋勳調撥一兵一卒,只簽發了文書,允許蓋勳沿途招募諸縣的丁壯,前往阿陽守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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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明知左昌這是在刁難自己,可是為了漢陽的安危,從保全大局的角度出發,蓋勳還是一咬牙,接下了這個任務。

好在,蓋勳出身於涼州的官宦世家,根基匪淺。而且,他擔任漢陽長史的期間,深明大義,公私分明,深得漢陽吏民的敬重,威望素著。經過他的號召,沿途的望垣、顯親、略陽、成紀諸縣,不僅徵募了不少丁壯給蓋勳,而且當地的豪族子弟,更是仰慕蓋勳的名望,紛紛挾弓矢、率家兵以從。等到達了阿陽縣後,居然讓蓋勳湊起了八千餘人的一支隊伍。

手裡有了足夠的兵力,又有堅城可以固守——涼州胡漢混居,戰事頻仍,大部分城池儘管不很高大,卻都修得十分堅固——再加上蓋勳的將略,小小的一座阿陽城,卻硬生生的將三萬羌騎給擋在了城下。

面對這種情況,北宮玉只能徒嘆奈何了。非是他不想繞開阿陽,發揮騎兵的優勢,分兵進擊。而是此處的地形,畢竟不比草原地區,四通八達,怎麼走都可以。這裡的大路,基本都是兩山之間所夾的“川”,路線基本都是固定的,而且兩邊有山的話,也很容易被人伏擊或者阻斷去路。因此,如果北宮玉貿然繞開阿陽,直接南下的話,很可能就會被蓋勳反手一擊,截斷他的補給和退路。

儘管遊牧民族比農耕民族的軍隊,更能吃苦耐勞,對補給的依賴程度也較小,但是,依賴再小也並不是沒有依賴,特別是羌族的部隊並不擅長攻城拔地,進入內地之後,其劫掠糧草的能力,也會大為削弱,無法完全做到以戰養戰。

要知道,即便是後來縱橫歐亞的蒙古軍隊,也是吸收了金人以及阿拉伯人的攻城技術之後,才能一路所向披靡,攻無不克的。

就在北宮玉頓兵阿陽城下,戰局僵持下來的時候,王國率領本部人馬,也從金城趕來,與北宮玉會師一處了。

按說,有董卓這位凶神坐鎮武威,王國與宋建本不敢輕易出兵,否則,萬一被董卓抄了後路怎麼辦?

然而,韓約對此卻持有不同的意見。董卓被劉照用讖語陷害一事,羌族諸部的首領雖然並不知情——他們當中有多少人知道讖語到底是什麼東西,都值得懷疑——但是,作為涼州地區的豪族大姓,韓約對此卻是一清二楚(當然,人們並不知道讖語是劉照散佈的)。

一個被讖語說成是顛覆大漢禍首的人,一個被皇帝猜忌,從河東腹地發配到武威邊郡來的人,又怎會積極為大漢朝廷出力呢?(未完待續)